１９２０年１０月，英国分析哲学大师罗素应梁启超之邀来华讲学，一时成为新知识界注目的焦点。其时各种思潮在古老的神州大地上交汇搏击，围绕罗素这位被中国知识分子誉为“新时代的大哲”、“世界哲学泰斗”的“外来和尚”，知识界的各色人等纷纷“以我观物”，形成了新一轮思想大战。时势造英雄，张申府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以“罗素专家”的身份走到了历史前台。
张申府?１８９３—１９８６?，名崧年，以字行，河北省献县人。１９１３年入北大学数学和哲学。１９２０年参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是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留学法国、德国。曾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教授，１９３８年６月任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１９４２年任中国民主同盟常委，解放后任北京图书馆研究员、全国政协委员。
这份简历是重庆出版社出版的《国民参政会纪实》所提供的“参政员简介”，不失准确、全面，它既提到了张氏终身在“冷”数学和“热”哲学之间摇摆的学术旨趣，也使人明白了其人并非纯粹坐冷板凳的学问中人。但再准确的简历也会把沧桑人生撮弄得苍白起来，比如张氏简历未提这位中共创建人两度与组织的冲突直至最终“脱党”，未提他因１９４８年的一篇短文而被民盟开除，甚至也未提及罗素……而失去这些还会是张申府吗？
１９７９年至１９８４年，研究中国现代启蒙运动史的著名美国学者舒衡哲经允许成了张申府的对谈者，先后谈了七十多个小时，集成一本《说实话的时间不多了》，２００１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了中文版，易名为《张申府访谈录》?以下简称《访谈录》?。书中记载，在１９７９年１２月１７日的访问中，张申府又一次以罗素开场：“我相信我了解罗素；我可能是全中国惟一了解罗素的人……罗素本人不认识孔子，但他的思想事实上十分接近孔子。其他人看不到这点，但我看到了。就算罗素不承认他的学说接近孔子，但我的哲学能把他俩拉在一起。我是他们的桥梁。”
早在罗素来华之前，张申府不仅为宣传罗素学说写了三份很有分量的罗素传略，翻译了罗素和罗曼·罗兰等人联名发表的《独立精神宣言》，而且已经在警惕人们对罗素的误读：针对当时也在中国演讲的杜威指称罗素是“极度悲观主义者”的说法，张给《晨报》的编者写信提出异议。罗素来华后，张申府围绕应该怎样定义罗素哲学问题，又与罗素的另一仰慕者张东荪打了场笔仗，同时还为《新青年》编了期罗素特辑，他本人为这个特辑写了篇“罗素著作目录”。这一切成就了张申府“罗素专家”的声名。
那么是罗素的哪一方面吸引了张申府呢？１９３０年，张申府完成了他第一本哲学小书《所思》。他在序言中揭出了两个概念：“仁”和“科学法”，“认为是最可贵重的两种东西”。显然，“仁”?相当于价值理性?源于孔子，所谓“科学法”?相当于工具理性?则植根于罗素的逻辑分析哲学，以清晰、精密、高度技术性为特征的罗素哲学正是张氏以为中国思想界所急需的。他企望在中国也建立一种像罗素那样的“科学的哲学”。
除了学术趣味，可还有什么使张申府对罗素始终有一种如遇知音的感觉？我以为，罗素来华期间的一则“花边新闻”大可留意，原来已为人夫的罗素此次来华还带着新结交的女友勃拉克小姐，一些以新派自居的青年趁机模仿“罗素式婚姻”，从而引发了关于性自由和性道德的争论。也许是为了平息事态，中国知识界和新闻界的一些人对大师和情人的关系作了技术处理，有的称他俩是“师生加上友情”的关系，有的则干脆称勃拉克为罗素夫人。谁都没料到这一做法竟会惹恼张申府。他写了一封极度愤怒的信给《晨报》编者，指责这种技术处理是伪君子的态度，他认为罗素和勃拉克是爱的结合是性的吸引而非其他，他称赞男女这种自由结合的新道德。
也许，围绕大师和情人关系的争论无关宏旨，但是我们却可藉此窥见张申府学术以外的人生趣味。张申府在１９６７年所写的一份自我批判中坦承：“我有三好：好名、好书、好女人。……”是否可以说，正是这“三好”，使张申府对罗素产生了极大的认同感？是否可以说，不仅仅是罗素哲学，还包括罗素那种典型的西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也对张申府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在张申府那一代知识分子中，尽管多有留洋经历，但正如傅斯年所说，受西方式教育，生活习惯还是偏向中国传统?大意?。因此“享受人生”云云虽经林语堂提倡，但对身处忧患的那代知识分子而言，仍是纸上的“幽默”。而张有些例外，他是个很会享受生活乐趣的人，明了这一点我们才能对他在《访谈录》中的一些出人意料的自白不致太大惊小怪，比如谈及“１９２４年在广州从事共产党活动时，在夏天的时候他开了小差”，他说原因是“天气太热了”；比如１９３６年他因参与“一二九运动”而遭清华大学解聘，对此他最介意的竟是“要被迫放弃在清华园优雅的屋子”；又比如１９４８年他因在《观察》周刊上书生气十足地《呼吁和平》而被骂为“人民敌人”并从此淡出历史前台，对这一重大事件，如昨日般清晰的却是这样的记忆：“我写这篇文章，赚了３０００元。您要知道。当时这是一笔不少的收入。教授们那时都断粮断饷，吃饭是一个问题。……一交稿就有稿费。我大概是他稿酬最高的作者之一。……我需要那笔钱。”如斯种种，当然也有可能是回忆者避重就轻的英雄欺人之谈，但它至少提醒我们观察历史人物并非只有一个视角。也许这些东西可以帮助我们拓宽历史的视界？
“仁”，孔夫子念兹在兹，张申府将“仁”揽至怀抱无疑有“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味道。但就纯学问领域而言，张申府又好像有些过于自负了，和梁漱溟、金岳霖等相比，他没有建立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他并不避讳这一点。１９１８年，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篇《劝读杂志》，说：“中国旧无杂志，与之不相与，故罕能利用之”，他认为文化自救应首先改变阅读习惯从读杂志开始。终其一生，他都是一个报纸、杂志的热情作者和读者。他是一个不安分的人，总是乐于及时从杂志中获取新的思想养分，不断尝试新的观点，而这同时又限制了他成为一个自成一家的学者。他提出了要把孔子的“仁”和罗素的“科学法”合二为一的思路，但怎样融合、融合后的整体面貌如何，他却语焉未详。得乎失乎，一言难尽。
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原本就很难生产出纯粹的学者，他们总有太多的世俗关怀。这本来是中国知识者“以天下为己任”的好传统，而且看似与西方“知识分子”的概念暗合，然而西方知识分子谈学术即学术，谈政治即政治，他们在实践“知识分子是人类的良心”的活动中走的是社会批判而非政治参预的路子，因此他们无论在怎样的波谲云诡中总能保持健康、独立的人格，张申府的精神导师罗素就是特出的例子，在社会批判、文化批判中他真正做到了“不偏不党不私”，真正做到了“海阔天高我自飞”。而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张申府即使有心像罗素那样，既融入彼岸超验世界做形而上的思考又不忘情此岸经验世界，依据个人的良知和判断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冷冰冰的现实也不允许他这般自在地做“中国的罗素”。鱼与熊掌注定不可兼得。他立身行事主观上师事罗素，客观上却不能不回到至圣先师的老路上去：孔子“三日无君则皇皇然”，又被时人形容为“累累若丧家之狗”，这些适足为二十世纪参与实际政治运作的中国知识分子写照。
张申府做不成“中国的罗素”，似乎一开始就已注定。１９２５年１月，中共“四大”为与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问题起了激烈的争论，张申府中途离场，他后来回忆说：“我脾气坏，我说，赞成我多的，我就干，赞成我的是少数，我就滚蛋。”显然，他此处是以罗素的那套作派行事，而铁的纪律一类仿佛丝毫不在他考虑之内。抗战胜利之后，以民盟为首的中间势力一时成为两大党争夺的焦点，“组建第三大党”的呼声日趋高涨，身为民盟常委的罗隆基、张申府是其中奔走最活跃的两位，他们忘记了中国的现实是“不是延安就是西安”，和谈破裂国共刀枪相见之日也就是中间势力失去“砝码”作用之时，他们除了非此即彼的选择哪里有第三条道路可走？１９４８年那篇背时的《呼吁和平》如果出自罗素之手其实也没有什么，二战初起时，和平主义者罗素不是还一度著文认为与希特勒斗争比对希特勒妥协危害更烈吗？但似乎从未有人把罗素当张伯伦看，毕竟文人论政只负言责啊。１９５７年６月１２日，随着大鸣大放，最高指示认定“事情正在起变化”，农工民主党开会批斗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思想，张申府躬逢其盛即席表态，《光明日报》记录了下来，“他认为章伯钧的立场不够百分之百坚定，但也够百分之九十五的坚定。”如今读这段文字，这两个百分比不能不让人会心一笑，不知道当时张申府轻轻吐出这两个数字时是否想起了罗素擅长的精密的数理逻辑？
《访谈录》中写道，张申府逝世后，张家为讣告上的一个词和负责审定张氏在中共历史地位的委员会发生争执，委员会拟稿是“１９２５年脱党”，张家希望将“脱党”换为“退党”，因为后者色彩较温和，留有余地，意味着有风度地、有礼貌地离开，或短暂地退出。《人民日报》最后刊出的讣文采用了“退党”的说法。舒衡哲走笔至此，设问道：“张申府本人如何呢？他会不会在意这些字眼的修改呢？”对此她的猜想是“他最可能是仰天大笑一番而已”，而我的猜想与舒女士不同，我想张申府最可能是苦笑着陷入沉思：我一辈子坚持移植罗素大师的“科学法”来中国，难道“科学法”的精确就只能精确在这些地方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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