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传记文学的大国，自太史公作纪传体史书《史记》始，传记便以史传、碑记诸形式纷纷涌现，其数量之多，质量之精，足令人叹为观止，对传记文学的研究，也代不乏人。唯有对传记之一体——自传的研究，却一向寥落，偶有言及者，也是语焉不详，不得其要旨，可以说，自传文学的研究，触目处是一片荒原。这种“门前冷落鞍马稀”的状况何以出现在自传文学的领地呢？我以为以下几个原因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自传文学的产生，并不晚于《史记》所载诸传，且代有所作，可谓源远流长，但自传并未单独成体，而是寓于其他诸种文体之中，如书的自序、诗歌、墓志铭、乃至表、状之中，有些自传又以诙谐之笔出之，如《五柳先生传》等，使人莫辨其虚实。至中唐，始有“自传”之名，却继之者寥寥，这一切使得研究者对自传的存在视若无睹。其次，中国的传统中，向来重视群体，忽视个体，对生命自我的珍视、自我的观照，则视之蔑如。自传的不引人注意，放入这一传统，就显得毫不奇怪。再次，自近代西学东渐，西方的自传文学亦随之输入，以西方的自传来反观中国的自传，就显得扞格不入，且西人对自传的观念，亦非中土所有，时日既久，其观念深入人心，并以此观念推断中国无自传。有这样一些因素在，自传文学的研究园地一片荒芜，便成定局。
日本学者川合康三先生的大著《中国的自传文学》（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是这一领域的拓荒之作。唐人刘知几在其《史通》中将“识、才、学”标为修史者需具备的三大要素，此三者之中，他尤其注重“识”，因而将其标在首位。从川合先生的这部著作中，可以看到他不同于一般研究者的卓识。在本书的《中文版序》中，他有这样的话：
促使我做这个题目的最初动机，是看到法国文学理论家菲利浦·路逊努（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Ｌｅｊｅｎｎｅ）对西欧自传所下的严格的定义，拿到中国自传性作品那里，却怎么也套不上，有时甚至恰恰相反，令我大为吃惊。但正是这种套不上西欧基准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自传性作品的特点。理由很简单，西欧的基准，并不是唯一的金科玉律。而从两者的比较中，或许可以发现中国人独特的自我认识方法。（Ｐｉｉｉ）
首先看到中国有自传的存在，然后看到中西之间巨大的差异，并由此去探寻两者之间的具体差异，进而搜求中国自传的特点与中国人的自我认识方法，这是川合先生研究中国自传的过程。承认中国古来就有自传，这一点就很不容易，看到中西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而不为西方观念束缚，仍去探寻中国自传的特点，这一点尤为不易，川合先生独到的眼光穿越了层层迷雾，终于定格在中国自传上。
摘其要而言之，《中国的自传文学》一书，除其开创之功外，在以下几方面，很有特色。
首先，将先宋的自传文献进行了梳理，寻其渊源，辨其流别，基本上建立了中国自传文学的立体系统。在本书中，川合先生将中国的自传分为五个不同的系统：“与众不同的我’——书籍序言中的自传”、“希望那样的‘我’——《五柳先生传》型自传”、“死者眼中的‘我’——自撰墓志铭”、“诗歌中的自传”和“‘我’是什么——自传的登场”，并将每一系统内的源流作了较为详尽的考订，从而使系统内的发展显得条例明晰。如《五柳先生传》型自传，以东方朔《非有先生传》、阮籍《大人先生传》为滥觞，陶潜《五柳先生传》作源头，袁粲《妙德先生传》、王绩《五斗先生传》沿其波，白居易《醉吟先生传》、陆龟蒙《甫里先生传》殿其后，这种从先到后，环环相扣的紧凑安排，使传承关系显得异常分明。应该说，本书的这种结构安排基本上能使读者对先宋的中国自传文学及其发展了然于胸。
其次，在对每一篇自传进行细致剖析的同时，注重比较中西自传的差异，在比较中寻找中国自传的特点，进而探求中国人认识自我的方法。可以说，在每一处与西方自传相异的地方，川合先生都作了认真的比较，然后根据比较得出自己的结论。通过《太史公自序》的分析，他认为“如果说西欧的自传是以一个人在回顾个人历史时发现自己与过去之我有异为契机的话，那么中国的自传则是以发现自己与人类社会大多数人的不同为基点。”（Ｐ１９）在对王充《论衡》自纪篇的分析中，他说：“西欧自传能称其为自传，据路逊努的说法，第一人称是不可缺少的因素，中国则不然。尽管明明写的是自己，在人称上却和第三人称没有区别。”（Ｐ２３）“中国自传的特征之一，正像第一人称阙如所表示的那样，与其说是以进退失据，定位难明的自己为中心论述的，不如说是在作者和读者共存的情况下写成并被阅读的。”（Ｐ２４）在对《五柳先生传》的解说中，川合先生提出中国自传的另一特点：“与作者和五柳先生的交缠错位相关联，文中所展示的不是陶渊明人生的实际，而是陶渊明人生的理想。这和西欧自传的条件之一‘个人的生平，人格的历史’，又相抵触。略去事实，表现理想，《五柳先生传》型自传的这种做法，和人们常用以对比的西欧文学的虚构性与中国文学的现实性，恰恰相反——在《五柳先生传》型自传中，把隐逸者的理想、愿望假托于某一现实个人生活的叙述方式，此后也一以贯之，并成为这类自传的本质特征。”（Ｐ６８）类似的比较，由比较得出的结论——中国自传文学的特点，如珠玉散落在这本著作的各处，如果将它们一一串联起来，中国自传文学的大致眉目就会彰显出来。
对中国人自我认识方法的关注，也是本书中的一个亮点，而且这种关注贯穿于全书的始终，从某种程度而言，对认识方法的关注可能是作者处置本书时的重中之重，在本书的最后，川合先生对自传与中国人的自我认识方法作了一番总结：
所谓自传，其出发点本来应该是觉察到自己与别人的不同，从而确定自己的存在，但在酷爱典型的中国，类型化往往压倒了差异性。即使是自己的面孔，不放到类型当中去辨认，也会一团模糊。与同一时空条件下的别人不同的自己，却可以从过去的典型中觅得侪类，把自己按进那块既有的模子以后，便好像找回了一度失落的自我，获得了某种精神的安定。这就是中国人一般的自我认识方法。（Ｐ２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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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自传可以看到作传者自己对自己的认识，那么通过古人不是也可以来反观现代人吗？由此看来，川合先生的这一思路实际上有方法论的意义。
鞭辟入里的分析，舒卷自如的文风，引人入胜的文笔也是本书的一大特色。日本学者沓挂良彦先生的评论“（本书）已超出了单纯‘研究’的领域，而堪称一部优秀的‘作品’（ｏｅｕｖｒｅ）”正是看重了这一点而言的，这只要看看在分析每一篇自传时理性的辨析中蕴含的那一份鉴赏的意味及以欣赏之笔出之的文字便可发现。
作为第一部研究中国自传文学的著作，其间自然有不尽完善的地方。譬如，关于中国自传文学的分类问题，在本书中川合先生将其分为五类，但是鉴于自传文学寄寓于他种文体的特点，如果将尺度放宽一点，我们还可找出其他的种类。我在翻检严可均辑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之后，发现还有这样一些类型可以作为自传研究的对象：自荐书、书信、致仕疏、诫子书、狱中答辩状、赋序、陈情表等，这些文体中存在的自传有代表作品，也有传承，都可以自成系统。假如把这些类型的自传纳入研究视野，那么中国自传文学的内涵无疑会丰富许多，对中国人自我认识的研究就会多一个角度。
一旦自传研究的视野拓宽，那么自传的渊源问题也就会再作考虑，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将不会是自传文学最早的惟一作品，除了它之外，与司马迁同时代人东方朔的《上书自荐》应该是不可放过的一篇。加上司马相如遗失了的那篇自叙，反观《太史公自序》，我们就不会觉得自传于此时出现显得突兀，而是合情合理。
毫无疑问，《中国的自传文学》是一部能给人多方面启迪的著作。读这本书，禁不住会对川合先生那种宏通的视野，跨越文化疆域的宏大学术眼光，见微知著、由博返约的治学方法深深感佩，也会对他那种超越流俗的见解，独辟蹊径的思路钦服。由此也可体会到，一部好的学术著作给予人的不仅仅是死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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