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最得意或快乐的事大概无过于发现自己的“科研成果”被印可和使用。《为钱锺书声辩》２０００年元月行世以来，我们常常笑容满脸，高兴得容纳不下，恨不得和读者分摊高兴。
前几天在书店翻看文汇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７月出的六大册《柯灵文集》，发现诬指钱先生化名“邱去耳”那一节数百字不见了；高兴头上，想４０５页“那东西后来可在柯灵各色各样的不下十种的文集里熟睹，而钱先生的纠正和学者的考证对他有如春风射马耳，那丑陋的‘邱去耳’照样岿然不动如山”云云得改写了。
同时还看到方成《我和钱锺书、杨绛夫妇的交往》（方成《乐趣无边》２０６页）：“钱瑗离世时，钱老已病危，呈植物人状态。”心头一亮，不由得想起我们用春秋笔法作成的《备忘录》。
在４１页上我们说：“在初级阶段的读书界，吴宓似乎变成了仅次于陈寅恪而可端坐第二把交椅的现代学术大师。”看到王元化《九十年代日记》１２７页“吴宓似难与陈寅恪比肩”，不用说高兴得险的忘掉了史学。王书１２８页又说：“浦江清日记读毕。对乃师有微词，无怪也。吴宓诗无佳作。”方才的高兴此时更增加了，恨不能拍着他的肩膀说：“王教授，我们真高兴，你的意见跟我们完全相同（１２４页）。”阅读叶兆言《阅读吴宓》（《收获》２０００年３月号），我们也忍不住四顾呵呵大笑。
三联书店的《读书》月刊２００１年头一期打出广告，“优惠”卖《吴宓日记》前六册——定价１２４元，售价五十元。俺们一见大喜，不禁要把得意话高声说一遍：“他们显然过低估计了读书人的鉴别水平，过高估计了消费者的购物范围，一下子做成十册，定价二百元，印行七千套。”后出的四册印数各为六千，显然是鉴于前车之覆。
吴宓道友王荫南日记的出版（收入大连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６月出版的《一叶文存》中），也为我们帮腔助兴。吴宓１９３７年３月３０日称钱锺书“对宓备致讥诋，极尖酸刻薄之致”，“使宓尤深痛愤”。又记与王荫南晤谈；而所谈何事，吴宓未着一字。好在王荫南的日记可资索隐：“雨生曰：‘余自诗集出后，谤诟益多，往往昔之亲昵者皆背我而去，诚不解其故。报上文章，十九皆讽我骂我。其指责我诗者，或以多叙恋爱，儇诡不经，或摘一二疵辞累句，深加抑揶。’雨生尝怪并世友朋，境遇愈佳，文章益退，其言盖有所讽。”同年７月５日，吴王结伴游香山；当天日记吴照样只记行而不记言，王则下笔两千言。有一节是这样：王问：“前日清华大学有何暗潮？而君信中言之甚重。”吴答：“现已过去。乃文学系主任易人，以资历论，皆应我为之，乃易以胡派之人，浸浸见凌，恐终须被挤以去矣！”王感喟道：“初不意最高学府中倾轧争取乃如是之烈也！”吴恨恨道：“尤有甚焉！”所谓“暗潮”就是吴宓６月２８日记载的：“冯友兰来言拟将来聘钱锺书为外国语文系主任云云。惟钱之来，则不啻为胡适派即新月派在清华占取外国语文系，结果宓必遭排斥！此则可痛可忧之甚者。”还有一事可以提起。我们引征钱先生答谢中华书局寄赠《吴宓诗集》的信来证明杨季康不可能在清华看到《吴宓诗集》（１４４、１９９页），同时又看到吴宓《悼诗人烈士王荫南》（《武汉日报·文学副刊》１９４７年２月１０日），中云：“二十四年八月《吴宓诗集》印成，宓邮寄一部至九江与王荫南君。”中华书局在上海，或许在北平清华大学的吴宓收到《吴宓诗集》晚于在上海光华大学的钱先生。
常风是钱先生清华最要好的朋友，新作《和钱锺书同学的日子》（《山西文学》２０００年９月号），为《为钱锺书声辩》增添了不少的力量，乐得我们合不拢嘴。“九一八以后，淞沪战争开始。苏州东吴大学等学校停课，许多学生转入北平各大学继续上学。杨季康先到燕京大学，后来也到清华大学，旁听我们班的课。一天我们班女同学蒋恩钿带来一位女伴。锺书告诉我那个女生是从东吴大学来的，和蒋恩钿是中学同学，现在住在蒋恩钿的房间里。她就是杨季康，后来跟我们一个班上课。她要补习法语，蒋恩钿介绍钱锺书给这位杨季康补课，他俩就有了交往。”而近来杨绛自己也已经不讳言自己借读之事了：“１９３２年春季，我借读清华大学……一年前，我只是个借读生……我做借读生时，从未在图书馆看见他。我做研究生时，他不在清华。”（《我爱清华图书馆》，《光明日报》２００１年３月２６日）２００１年１月张者在北京《英才》月刊“独家首发”《杨绛打扫现场》，有不足百字的一节“最痛苦与最留恋”，中云：“‘在这个世界上您最留恋的是什么？’‘留恋的都已经过去了，现在已无所留恋。’”２００１年７月张者在重庆《红岩》双月刊重刊那篇访问记，题目改为《杨绛：万人如海一身藏》，把“最痛苦与最留恋”改变为“恋清华”，一起说：“我问：‘在这个世界上您最留恋的是什么？’杨绛回答：‘我最留恋清华大学’”云云，下面是新增加的一千多字。据末尾的“不久前清华送我一个‘寿于校同’的匾”云云，这新补的一大节当来自２００１年４月间，里面说：“那年清华大学不到上海来招生，我没法考，只有上东吴大学。大四的时候朋友为我办手续，我去清华借读了半年。然后决定考清华的研究生。当年考是来不及了，我就一边当小学老师一边复习功课，终于考上了。”这坐实了我们的考辨，也答复了“１９３２年秋至１９３３年秋这一年杨绛在哪干啥呢”的疑问（４１８页），我们有一种不合理的高兴。
常风还说：“四年级的时候，锺书和我都选修了吴宓先生的《中西诗之比较研究》。我们上课时从来不发问，只是赶快记笔记，教员也不提问。吴先生的课用中文讲，讲完后就问锺书：‘Ｍｒ·Ｃｈｉｅｎ的意见怎么样？’锺书总是先扬后抑，吴先生听了之后只是颔首唯唯。”瞧，倒是吴宓常常向钱先生请教呢（１４０－４页）！《和钱锺书同学的日子》并特用一章来阐明钱锺书“太笨太俗太懒”之评，断言：“这些话都是我们在校时经常谈论的”，“所以如果钱锺书说过陈福田不学无术也并不是毫无根据的”。引得我们胜利地笑。
杨绛《记钱锺书与围城》宣扬钱锺书１９３７年得牛津副博士学位，我们辨正那学位是文学学士（２０６－２０８页）。恰巧１９９９年年末牛津大学客座院士何平在牛津大学“寻访钱锺书踪迹”，后写作《钱锺书的学籍卡》，为２００１年２月号《读书》采用。何平费心尽力，怎么也没找到钱锺书的学位论文及其记录，仅在艾塞特学院学生档案抽屉里找到一纸记录钱锺书简况的卡片。略云：“１９３５年３月注册?按原文作“１９３５ ３”，“３”当是第三季度。钱锺书４月参加考试，９月抵达牛津?。攻读英语学士，后获得此学位（Ｂ．Ｌｉｔｔ．）”。何文解释道：“Ｂ．Ｌｉｔｔ．直译是文学学士学位。”何平仿佛在十万八千里外给我们以声援。２００１年６月杨绛在南海出版公司出版《杨绛散文戏剧集》，将“副博士”改正为“文学学士”（１２４页）；９月该公司出版的《钱锺书选集》小说卷也收录杨绛那篇名作，也改“副博士”为“文学学士”（４００页）。同年９月号《读书》刊布杨绛《记钱锺书手稿集》，说：“锺书自从摆脱了读学位的羁束，就肆意读书”，好像悄悄提醒咱们，得去比勘最新版的杨绛散文集。不几天后，９月２７日《人民日报》发表刘江《“好读书”和杨绛》，记９月７日清华大学为杨绛设立“好读书”奖学金举行仪式，当主持人介绍钱先生曾获得牛津大学文学副博士学位时，“杨绛坦然而又坚决地纠正说：‘不是副博士，是学士学位。’”我们也拍手道：“可不是么？我们一点儿没有错。”
新版杨绛文集还删去《记钱锺书与围城》里的“胡志德１９８２年出版的《钱锺书》里把这件事却删去了”；也是从《杨绛〈钱锺书与围城〉辨证》之谏（２２１页）。这真是太称心如意了！
《杨绛散文戏剧集》编录了杨绛这几年来的创作；可有两篇哄动文坛的“散文”，也就是我们“四评”的《吴宓先生与钱锺书》和驳正的《答宗璞〈不得不说的话〉》，没有收，也许不是漏掉而是删去的。在我们，反而感觉到胜利的空虚了——忽然若有所丧，怅然若有所亡。
南海出版公司的两卷本《钱锺书选集》的编者居然采用了《〈钱锺书散文〉纠谬》及其《增订》（见《钱锺书研究集刊》第二辑，冯芝祥编，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００年１２月出版），我们感到意外和忻幸。
４１５页指出杨绛作品版本忒多，“必未有艾也。”不幸言中。中国青年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１月出版《从丙午到流亡》，７月出版《干校六记》。《洗澡》有了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３月版。２００１年６月海口南海出版公司又把《杨绛作品集》改编成《杨绛小说集》、《杨绛散文戏剧集》。
哲人故意把手中的真理放走，好来享受追求真理的乐趣（Ｌｅｔ ｔｒｕｔｈ ｆｌｙ ｏｕｔ ｏｆ ｔｈｅ ｈａｎｄ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ｈａｖｅ ｔｈｅ ｆｕｎ ｏｆ ｐｕｒｓｕｉｎｇ ｉｔ）；钱先生在西文作品（Ｔｈｅ Ｒｅｔｕｒ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ｖｅ）里下一转语：为找乐子而追求真理，追求的不是真理，而是乐趣（Ｔｏ ｐｕｒｓｕｅ ｔｒｕｔｈ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ｕ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ｕｒｓｕｉｔ ｉｓ ｔｏ ｐｕｒｓｕｅ ｎｏｔ ｔｒｕｔｈ? ｂｕｔ ｆｕｎ）。我们也好比小猫打圈儿追自己的尾巴，好玩儿而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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