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中国近代史上，北京大学及其前身京师大学堂所扮演的角色，绝非教育意义上的一所著名大学所能概括。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从推倒南墙所引起的争论到沸沸扬扬的百年校庆，北大之被媒体和大众关注，颇多耐人寻味之处。近年图书市场大打北大牌，自然也就在意料之中。《北大旧事》、《北大往事》之外，北大老照片、北大校长蔡元培等以北大为出版资源者不下数十种。今年新世界出版社又别出心裁地大规模推出“曾经北大书系”，据闻计划出版二三十位北大学子的专集，并以此提出了“北大新文人”的概念。因此，我们就首辑问世的六种书组织一批专稿，从书到人，从书里到书外，从北大到出版，尝试以不同视角透视这一书界风景。
在前现代社会里，一个人的籍贯，不只代表着方音、饮食、习性等，更包含着文化趣味与学术倾向。而在教育日趋普及、人口流动性很强的当代中国，人们见面时，还会互相询问“你是哪里人”，可那基本上属于寒暄性质（偶尔也会有“老乡遇老乡”的欣喜，但再也不会“两眼泪汪汪”了），只适合于初次见面或把酒聊天。一旦进入知识领域，学者的籍贯或出生地都变得无足轻重，“乡亲”的观念自然也就十分淡薄。以至于过去史书所津津乐道的南北学风差异（还有浙东浙西各具自家面目、岭南岭东不便同列并举等更为详细的分析），不能说毫无道理，但起码显得不太重要。
取而代之的，是每个人特殊的教育背景。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在哪里念书，远比在哪里出生重要得多。这里强调的，不是日后就业的几率、升迁的速度，而是校园生活作为精神纽带，对于走上工作岗位者，依旧起决定性作用。
我在不少地方说过类似的话——到目前为止，北京大学不是世界一流大学，但北大是一所个性鲜明的大学。有人说，北大学生忧国忧民，也有人说北大学生野心勃勃，还有人说北大学生特立独行、北大学生眼高手低、北大学生……不管你怎么评价，大部分论者都承认，北大学生身上，有一种特殊的气质。
这种与众不同的“气质”，有人激赏，也有人不以为然，更有好心人不时提醒：为避免不必要的摩擦和牺牲，最好能守中庸（中行）。就具体言论和举止而言，确实没必要故作惊人之论或骇世之举。但忠实于自家的学术／艺术感觉，不想因利益考虑而过分委屈自己，这种理想主义情怀，即便在现实生活中很不讨好，我以为还是值得保留。有个性但不张扬，守规则而能发挥，这种境界，只能说是心向往之。
对于很多北大人来说，“曾经北大”是一件永远值得纪念的事。不管是惊鸿一瞥，还是终身厮守，其感觉都将刻骨铭心。不是说北大没毛病——北大人评说起自己的母校来，其严苛与刁蛮，有时远比局外人更甚。可我们也知道，工作效率不高、时有浮躁之举的北大，自有其别处难以企及的优势。起码老校长蔡元培先生所提倡的“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历经几十年风雨，依旧是今日北大校园里最具凝聚力的口号。单凭这一点，我们就敢斗胆套用两句名言：一是唐人元稹的“曾经沧海难为水”，一是《红灯记》里李玉和的“有您这碗酒垫底”。
邀请众多“曾经北大”的新老学生欢聚一堂，或吟诗作赋，或衡史论文，基于一个简单而执着的信念：作为北大人，有责任守住蔡先生所提倡的老北大的精神传统。也正因此，本丛书只求作者临文以敬，待人以诚，而不强求体裁、主旨、风格的整齐划一。
（本文为“曾经北大书系”总序，题目为编辑拟加）
这套丛书的六位作者都是中文系出身，因此并不陌生，有的还可以说十分熟悉。这里面，吴晓东是最有“资历”的了，他入校是在１９８４年，他和１９９８年进校的杨早，与这所大学的关系其实还是“现在进行时”。郑勇也熟悉，最近因为“业务”的原因多次见面。余世存是认识的，那是多年前的事了。橡子应该也见过面，好像是在开会的时候。他参与策划编辑的《北大往事》，在前些年那场闹得轰轰烈烈的校庆的大量出版物中，是令人难忘的一种。迟宇宙最年轻；据他说，他在南方的报上开专栏时，有的学问家就对他“大学刚毕业就开专栏”表示了不满。
翻读过这六本书，最先想到的，其实与这些书都无关。像我们这些过了六十岁的人，见面会被人称为“先生”?到农贸市场买菜，“先生”之上还会加上“老”?。参加什么研讨会、首发式，按照官职、知名度、年龄大小等因素综合考虑，会被安排在前排或靠近前排的地方就座。会让先发言。会让先举筷。会让先退席。然而，除了一些学养深厚、精力旺盛者?这样的人当然不少?外，我们已经在或明或暗地走向衰败。词就是那几个词，句子总是那些句子。内心的喜悦、怨恨、缠绵、悲伤都已十分淡薄。“回忆”也因为没有鲜活体验的激发而落满灰尘。许多书，已经没有精力去读。许多路，已经无法去走。也去旅游，却难有这样的期待：“有许多我从未见过的风景，有我所不曾认识的人性在等待着我，那才是岁月赐给我的圣餐”。那些说不出名字的事物已经不能让我们“疼痛”。面对壮丽的景色我们也会静默，但已分不清是由于内心的震撼，还是内心的毫无反应。
因而，在这些书里，最让我感动的是“如还未收割的稻子一般新鲜、朴素、直截了当”的思绪，是对于个体的思考、经验的“合法性”的自信。而它们中某些篇什的不足，我也首先会从这个方面感受到。郑勇、杨早集中收入的，主要是书评、书话和读书札记。和他们一样，我也神往于那种简短、“直截了当”的书评文字。我们心中好像都存有《咀华集》那样的标尺。这次杨早的书评集中起来读，才意识到他有那么多的不绕圈子的见解。他品评的那些书，一些是我读过的，但大多没能像他那样敏锐地抓取其中的“关节”。郑勇的追求?“襟怀”?略有不同。他寻求他的褒贬有更多的书卷气、文化味，有学问的根柢，有雅致的境界。事情总是有得有失，他因此有些拘谨，在有的评述对象面前难以放开手脚。余世存收入的文章“多是写人”的。写到的人的大多数，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在八九十年代思想界的一些知名人士，另一是以前或现在处于“边缘”地带，但作者认为对中国文化应该是很重要的。由于这样的选题，他的谈论当然要涉及这些年知识界的重要话题，并和“大的生存?经验、共同体?结合起来”。我对于九十年代知识界的分化等状况，对于“自由主义”、“新左派”、“民族主义”等的论战的了解，属于一知半解的程度。只是有时迫不得已有一些情绪化的反应。如看话剧《切·格瓦拉》，我在朋友面前恶狠狠地说过“厌恶”这个词；其实我“厌恶”的不是它对社会腐败不公的揭发、抨击，而是那种揭发的方式和思想逻辑。因此，读到余世存集中的一些文字，觉得他重新引起我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反省，让我理清原先杂乱无章的想法，我应该感谢他。他使用的也是一种自信而“直接”的文字，读起来令人神旺。虽然我不可能做到，但可以羡慕。他的诗并不十分出色，这是因为他想用诗来讲出他的思想，而这些思想他已经用散文表达得更出色。
在这些书中，吴晓东的一本比较特殊。它们不是随笔性质的，而属于与学术论文更接近的文体。我知道他在学校开设作品分析课，很受学生欢迎。集中的这些，应该与他的讲授有关。他选择都是名篇，这体现了他对“经典”的崇敬：普鲁斯特、博尔赫斯、昆德拉、鲁迅、废名、沈从文、张爱玲等。他强调诗学范畴的提炼，只有建立在文本的细读上才能获得创见，并坚持“坚守文学性的立场”是文学研究者言说世界、直面生存困境的基本的且不可替代的方式。这种声音，现在已不很常见，但确实很必要。他的审美阐释细致绵密，不紧不慢，却往往能到达他所称的“原点”，这也是一种我所向往的“直接性”。
在吴晓东阅读、分析中，在他的语汇里，“诗意”、“诗性”等是重要的基点。这在橡子，在余世存，在郑勇的书中也能经常发现。与此相关，在人的日常生活中，“无意识的回忆”?吴晓东?，“隐秘的触动”?橡子?，“瞬间的感动”?余世存?都是他们重视的无限的财富。这些书的作者?至少是其中的多位?，都是些“过早读书”，“过多读书”者。有的“见识过”闭塞、贫穷，有过一些挫折，但也会夸张这种挫折；有过多的“内心风暴”，但不沉溺于这种“风暴”；敏感、坚强，但又可能是脆弱的人。他们能嗅见合欢花“幽暗神秘”的气味，也能正视自我“内心的恐惧”。对自己的知识、才情感到骄傲，但对这种骄傲有所警惕。坚持自己的存在必须“有所附丽”，但生活位置的设定又表现得比较低调。写作是他们最主要的事情，但有时也明白它的限度。年纪轻轻，却会经常讲我年轻时如何如何，似乎已饱经风霜……
所有这一切，是和“曾经北大”有关系吗？我不知道。肯定是有关系的吧。前些天，我们年级举行了毕业四十周年的纪念聚会。有一位老同学激动陈言：“我从离开北大起，就从来不说我是北大毕业的，这几十年我都在后悔到北大来上学。”我明白在他上学时和他毕业后，“这所学校”给他的生活带来的伤害。对于我这个长期生活在北大的人来说，这使我当时产生了这种伤害也跟我有关的羞愧。这也是“曾经北大”中的一种。
因为编或写过几本书，且又有朋友与学生在做出版，于是常会遇到征求选题一类的事。也曾经有过自认为很得意的题目，如选择若干近代以来的著名学者，集合与之有直接交往者的回忆，每人编一册，文章既好读，又兼具史料价值，猜想一定会受读书界欢迎。但这想法似乎太超前，先后说给南方的两家出版社编辑，最终都没被接受。第三次照样奉献，竟获通过，这才有了在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印行的那套“学者追忆”丛书。
这一次又是应邀出招。与平原合谋的结果，便是想为有北大经历的年轻学子来个集体亮相。仍然自以为是地认为，打“北大”旗号的书，销路不会很差（畅销是多种因素决定的，不好说）。君不见，书店里《在北大听讲座》卖得正好。不料，以前合作愉快的广电社，并不看好我们的新选题。这倒也无所谓，反正自觉对朋友已有交代，便可心安理得。
却又有新世界出版社的总编登门，还是询问有无可做的书。没有新招，平原只好“以不变应万变”，将上述想法如实道来。出身北大的总编周奎杰，本有出版《在北大听讲座》的经验，自比外人更深切了解“北大”二字的含金量。这边一言既出，她那里当场拍板，让我们充分领略到出版者的魄力。而做出这样的决定，对于刚刚由外文局下属的几家出版社重新合并组建的“新社”来说，实不容易。并且，从确定选题，到“曾经北大”书系首批六册面世，其间不过三个月。当新书到手后，无论外表的装帧还是内文的排校，以我们比较挑剔的眼光来看，感觉也很舒服。
当然，这六本书也并非无可挑剔，起码如《声色犬马》、《王菲为什么不爱我》的书名，便让人觉得太过。并非希望每位北大人都具有“书生襟抱”（借用“书系”中郑勇的书名）那样庄重的面孔，但窃以为，过于轻浮的字眼，还是不宜使用在与北大关联的书目上。我自己最欣赏的书名，倒是中和一点的《记忆的神话》。
这几本书的作者，其实并非新秀，在报章或网络上早已活跃着他们的身影。不过，单篇文章的发表与结集不同，“书系”的出版让我们有机会整体的考量他们的实力。而新世界出版社在图书界一次性推出这么多人的“处女作”，希望新作者会为“新社”带来活力，其操作经验，应该也有可供同行借鉴之处。
再次翻阅自己的这本小书《书生襟抱》，我又想起多年前钱理群先生问过我的一个问题：你在北大感触最深的是什么？当时沉思良久而无以应对。如同终日置身于空气之中，却对它近乎浑然不觉一样。虽然一直在想这样的问题，但到现在也不敢说能缴出让钱先生满意的答卷。而且，我相信钱先生也一定为这样的问题沉思。
曾经成长在北大的校园里，而今北大在我生命中成长。进入北大以前，她是那个有塔、有湖、有名师、有著名的图书馆的校园；进入北大以后，在不知不觉中触摸其历史，浸润其传统，感受其精神；离开北大以后，还是经常回去，看看湖边的银杏，在蔡元培铜像前静静地坐上一会，转转北大周围的书店，然后在某家以前常去的小饭店里追念一些往事。
写在离开北大的日子里的这些文字，既不浪漫，也不深刻，一些读书、读人、读书与人的文字，更和时下走俏的酷评无缘。如果有人指责它平实，我会很高兴地把这个词误读为褒奖。“认认真真读书，老老实实作文”，这句陈平原先生在办刊时提倡的话，一直是我悬之座右的信条。今后依然会是这样。因为自认为所谈论的书都是很结实，已经经受住时间磨练，而且可以经受住更长时间的冲洗，所以我只是把灯下细读的感触写下来，与有心人印证；集中写到的人和事，自然也大多不是新闻聚焦的风云人物，当然也不会有什么经天纬地的大事，有些甚至称得上落寞孤寂。但他们在我的生命中，是一些让我甘心像草一样俯拜致意的风，留下只有我才能辨识出的印迹。比如身后萧索到长久被遗忘的老校长蔡元培先生，比如王瑶先生和季镇淮先生……他们不曾闻达，似乎也不求闻达，我更愿意用“书生”这样的名词来冠称他们，并且认为今天备受冷落的“书生”一词，要比含混的“知识分子”一词更能揭示出他们身上的某些气质和德行，类同古代“士”的襟怀与抱负。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这是沈从文先生写给张兆和信中的情语。但我想那份独钟的深情，也能代表我经历多所学校后对北大的特别感情。事实上，每一个曾经北大的人，或许都难免这种“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感觉。尽管老北大诸多令人怀念的品质正在令人心痛地丧失，尽管作为公众话题的北大，有多少掌声和鲜花，便有多少唾沫和倒彩。正因为北大不仅仅属于北大，所以它才可能成为许多如我一样的人的写作资源，或者写作时的精神资源。
青春走过北大，生命从此留下皈依的印记。曾经博大的北大，我学会的不是骄傲，而是相反的谦卑。在北大围墙外面写下的这些文字，对我而言乃是回归北大的隐秘小路。
如果我把这本小书当成对钱先生的问题的答卷，我想知道他会怎么看。
“曾经北大”这种表述的魅力在于把北大变成一种曾经有过的记忆。你曾在那里生活过、学习过、挣扎过、爱恋过。而如今这一切都已离你远去，北大生涯已定格为记忆中的存在，你与它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双重距离都使它显得更加幻美。然而它却并没有真正离你而去，依旧会在你苍凉的人生中某个不经意的瞬间唤起你久违的伤感与柔情。这就是“曾经北大”的人们所具有的得天独厚的体验与记忆。
而我或许由于一直没有离开北大的缘故，对于北大总有种久居其间而不知珍惜的感觉。北大的生活，对于我像是一种家居。“曾经北大”所包含的“过去时”在我这里也许将永远成为一种“正在进行时”。就像人们常常产生“围城”的体验一样，我一度曾试图逃离北大，以借此体验一下“曾经北大”的那种心境。然而，至少在今天，“身在北大”却注定是我的宿命。我需要的是在家居中找到一种新鲜感，重新激发对北大的热情；我需要的是一种距离，凭借这种距离使我重获一种对母校的审美感受。
既然身在北大，又到何处去找这种距离呢？也许，我所能找到的范畴只有一个，那就是“记忆”。有了记忆的维度，北大的生活对我来说就成为一种双重性的生活，一部分的我自然生活在北大的现实中，而另一部分的我则生活在对北大的怀想中。我不知借助这种记忆与怀想是否能把北大推远，推成巴赫金所谓的“远景”，由此获得那些“曾经北大”的人所具有的对母校的幻美体验。
无论“曾经北大”，还是“身在北大”，我们都拥有对北大的难以磨灭的记忆。在记忆和怀想里生存，也是生命存在的一种方式吧？
北大四年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阶段，我在未名湖畔成长为一个自由知识分子。
我的中学时代是在一种类似清教的环境中度过的，不光要忍受饥饿和神经衰弱的折磨，还必须时刻准备着忏悔。由于生来就有桀骜不驯的气质，我与学校的纪律不时发生激烈的冲突，于是，做检讨成为一门必修的功课。动辄得咎的日子，把一种类似原罪般的东西注入到我的血液里。梦魇，自我否定，内心极度失衡，必遭天谴的自我暗示，成为我那些年里的精神主线。这一切，在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脆弱》里得到过表达，我把它命名为“羞耻素”。
如果不是误打误撞进了北京大学，我将永远不知道我会成为什么人。在北大的头一年里，我经常半夜做梦嚎啕大哭，不是被亲人拒绝和抛弃，就是犯下了致命的过错，我杀人，四处逃窜，我把一列火车撞翻在山沟里，世界永远站在我的对立面。当我大汗淋漓醒来时，经常暗自庆幸，哦，这仅仅是一个梦！从一种半军事化的生活陡然掉进北大，我一度有过弃儿般的错觉。对于北大这个崭新的世界，我似乎是透明的，不光没有人赞扬我，甚至没有人惩罚我，装孙子、写检讨、低眉顺眼那一套操练得炉火纯青的兵法一点用处都没有了，我简直就不知道怎样与自己的新环境相处。那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血液里的羞耻正在不知不觉间溶化，并通过语言流泻在纸上，排放在三角地、东草坪那样一些地方。
内心的法官开始跟血液里的罪犯讲和，我慢慢地接纳了自己。不光接纳了别人眼里的才华，也接纳了灵魂深处的躁动不安，那些离经叛道的念头不再深刻地困扰我了，甚至那打破一切规则的冲动，也被宽容的心态调理得更加温驯。在一种懒散的生活方式中，在八十年代特有的凌空高蹈的氛围里，我一方面惶惑地向着陌生的精神领域进发，另一方面彻底地解放了我自己，我摸到了柔软而轻盈的自由，并且意识到自由乃是我最可宝贵的东西。我呼吸，感觉到了呼吸的快乐。
我从不后悔在北大养成的那些“恶习”，务虚，关注现实，怀疑主义的价值倾向，内心的骄傲和精神的谦卑。当我背着这样的行囊离开北大，命中注定我会有许多蹉跎的日子，命中注定我不可能如鱼得水，但也正是在困顿和迁徙中，我拥有了更深厚、更丰富的生命体验，它们最终会成为果实，就像《脆弱》，像尚未完成的小说《水果》，像这本《王菲为什么不爱我》。从这本书里，能看到我近十年的生命轨迹，对童年的没有节制的回忆和由此引发的怀乡病，对苍白、丑陋、急功近利的文化世界的愤怒，对时代病灶的毫不容情的解剖，也许，这和一个诗人的文化身份并不太相称，也许我太过入世，但我相信，这一切正在更深的层次上融合，为我的精神世界提供营养。我知道我能写出更有分量的东西。
对于我来说，北大并不只是一所高等学府，她更是一种信念。这个信念在并不完整的《王菲为什么不爱我》里有完整的呈现。
我时常怀念那个校园，那个湖，那个塔，甚至是那个门和那座楼。在我的怀念中，能指和所指、特指和泛指都没有任何意义。我只是怀念我读大学的那段时光，怀念作为一个游手好闲者在北大混过的日子。
在那里我喝啤酒、摔酒瓶、写诗、谈恋爱；我还在五院前的草坪上撒尿、朝未名湖吐唾沫、踢坏了二十八楼的一个厕所门、在四楼看姑娘们花枝招展；我还编黄色笑话、贴难看的海报、卖旧书并传播某人得了尿道炎的谣言……
闭上眼，一切都在眼前，仿佛时间停滞，昨日重现。那些爱与恨、哭与笑、忠诚与欺骗、高尚与卑微、激烈与平和都在眼前。
曾经北大，无论怎样理解，都是值得回忆的过往。
于是便有了曾经北大的文字，便有了声色犬马的故事，尽管那都是些垃圾。
我从不否认我在制造垃圾。实际上，任何摆弄文字的人都在制造垃圾。但是，制造出好看的垃圾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些把文字当作圣物进行崇拜的人，很难说他们是为了维护语言的纯洁而进行刻骨铭心的创作。
我的垃圾观念或许与我的出生年龄有关。１９７６年，典型的七十年代。我们这代人看惯了正襟危坐和坐而论道，反而迷恋戏仿和反讽。我们不去追求所谓的终极目标，而是觉得要张扬个人。至少我是这样的。
集体话语曾经剥夺了个体语言，我们的前代人曾经遭受这样的摧残。现在，拥有话语霸权的人们依旧在描述崇高和伟岸，记录精神和意义。而我们却愿意体验醉生梦死、声色犬马。
我们也有理想，也有英雄主义和崇拜的偶像。这并不矛盾。所有对七十年代的批判，仅仅源于交流中的误读。
《声色犬马》是一堆垃圾，在我所有的垃圾中，它熠熠发光。它让我重温了我作为年轻人的日子。我也曾追求过意义。但我现在知道，过好我们自己的生活，才是我们生存的惟一意义。
这便是我的曾经北大和我的垃圾，以及我思考的问题。
我年轻时曾想写一部危机时代的中国人之类的书，自那时起我似乎一直在打量着形形色色的中国人。在流浪的日子里，我还是接触了许多不同阶层及其状态有着云泥之别的人。这些人中有歌女、商贾、农妇、吏师、行者、军头，等等。他们像那些千百年上演不衰的剧目一样，远比信息时代或知识经济里的弄潮儿更让我看到了历史和生命的重量，但我没能完成“实录”他们的工作。由于我个人更关心知识界同行们的作为，我之所写，更多地着力于历史上的士或今天所谓的知识精英一群。
好在对中国人来说，悠久厚重的历史本身已呈示了意义，悲喜剧一直在上演，改变的只是剧中的角色而已。我知道有人正在写当代中国的“五行志”，或者也会有人来写当代中国的“异行传”，也许在那些文字里人们能对自己身处的时代有更准确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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