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边的中国》不愧是当代社会学研究的力作。之所以这么说，首先在于该书按照“如其所是的样子”真实地描述了我们赖以立足的土地。书中的M县L镇，就是我生活、工作了二十六年的故乡。砍掉苹果树当柴烧、不种烟叶的“烟叶税”、农田水利大会战、谁也弄不明白的“明白卡”等，都是来自农家的我十分熟悉的。读着这真实得不能再真实的材料，我自然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其次，曹先生有意识摆脱空洞无物的“官话”和没有根基的“译语”，专注于鲜活的“民间言语”，并力图从中透射出真实的“社会情绪”和“社会现实”，这是一种视角创新。不仅如此，这种原汁原味的、鲜活的“民间言语”所带给读者的，还有一种来自心底深处的重压。无论谁读这本书，都会油然而从心底产生说不出的悲哀。同时，散布在书中的、由基层干部精英分子所创作的另类“民谣文学”，也使该书带有一抹“辛酸的浪漫”。
但我感受最深的却不是这些，而是曹先生对中国农村、农民、农业出路的设计。他的“六条建议”之中，这几条引起了我的注意：“二、中央与各省创办培养农村合作人才的大专院校。三、在农村进行合作试点，用典型来教育农民……五、创办一份全国性的合作刊物。”
如果我没有会错曹先生的原意，那么文化教育或者说是教化在他的“乡村建设”（权且借用梁漱溟先生的术语）中起着相当的作用。我之所以这样认为，还在于：第一，教育支出常常出现在他农家调查的“明细账”上；第二，农村教育的状况也是他这次中原调查的一个重点；第三，曹先生在书中不只一次论述了教育与小农组织能力之间的关系。
但是，我怀疑曹先生所看重的文化教育（教化）能否肩负起这一重任。
先看“合作刊物”。曹先生没有说明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合作刊物。但我怀疑它的作用到底会如何。全国性的用于指导农村工作的刊物很多，正如曹先生在调查中发现，各乡、镇政府被迫订的报刊如此之多，以至于达到了为害乡民的程度，但这些报刊又起到了多少作用呢？发给干部们学习的文件很多，又有几份能在干部心中留下哪怕一丝一毫的印象呢？书中“××尖尖，××圆圆”的民谣，本人也听来一首，版本稍有不同，录之于下：“报夹尖尖，茶杯圆圆。报纸读了万万千，文件学了千千万。用了没有，从来没有。”
再说“用典型教育农民”。现在的典型还少吗？河南已经有南街、竹林、刘庄、小冀镇“四朵金花”，它们成名已久，被参观学习不知道多少遍了。但效果又怎么样呢？不但未能辐射河南，就是周围的乡镇也未能被带动起来。如果“典型”能够教育农民，带动他们走合作的道路，那么“小冀镇三个行政村，四五十个村民组，如果京华经验可学，他们不早就跟上来了？”（刘志华语）
最后来看一看“大专院校”。曹先生没有详细说明这种“大专院校”的性质，但在我的心目中，总不由自主地把这一“大专院校”和梁漱溟先生的“乡建学院”联系起来。之所以有这种油然之情，是因为曹先生在书中多次转述梁先生的观点，并引为同道。梁先生以“农村立国”为己任，先后建立“村治学院”、“乡建研究院”、“乡农学校”，创办《村治月刊》，撰写《乡村建设理论》，不遗余力培训乡村服务人员，意欲推进村民自治，进而改造旧中国。结果如何，不必我赘言。实际上，我怀疑曹先生自己是否真的相信这一方案。因为曹先生本人也说过：农村需要的是“一不为名，二不为利，三不怕苦，四不怕死，一心为着人民利益”的人，这种人“实在难遇，更不可求”。也就是说，在现实社会中，这种人不可能通过制度化教育产生出来。如果说在新形势下“大专院校”会起作用，那么，请给我几点理由。
那么，农村的普通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能担负起培养“合作运动的自愿者”吗？
全日制九年制（河南省为八年制）再加上三年的高中教育能吗？当然不能。考上大学的，远走高飞；考不上大学的，“种田不如老子，养猪不如嫂子，放牛不如孩子”。“人才辈出，江山依旧”，这是对这种教育“功绩”的典型概括。事实上，农民已经自觉地对这种教育做出了反应：要么趁早辍学，要么坚持到底。竹林的服务员属于前一类，董堂的蔡化幸属于第二类。农村的穷人和富人对教育的不同态度表明：村民投资子女教育的动机，是希望子女脱离土地与农民身份的急切愿望。如果不可能达到这一目的，那就根本不投入。
那么职业教育又怎么样呢？我弟弟是职业中专毕业生，种田、养殖都是能手。怎奈买的玉米种子是假的，农药、化肥是高价的，棉花是被政府低价强制收购的，种的果园是被乡、村领导“参观”垮的。结果，我弟弟到城里做了泥水匠。虽然天天活在城里人的白眼之下，过的是颠沛流离的生活，做的是出卖体力的活计，但至少不担心“收成都被村干部拿去”。他的心境用目前流行的话说，就是“痛，但快乐着”。
成人教育？我的父亲母亲都是初中毕业生，算得上“有文化”的一代，然而长期的农村生活已经磨去了他们的雄心壮志。我给他们买的书，被他们拿去卷了纸烟、作了鞋底；电视机被用来看每天的肥皂剧。我问他们：羡慕人家电视上的生活吗？“能吃上白馍就不错了，你还想和人家看齐？”目前，他们正启发我那已经生了两个女儿的弟媳超生第三胎。
拉里拉杂说了这么多，所证明的只有一点：在当代，教育、教化无法帮助农民从传统走向现代。
鸦片战争后，那些睁眼看世界的人就开始了寻求实现农村现代化的路子。从奕訢开办京师同文馆、曾国藩、李鸿章选送幼童出国，到晏阳初开设“乡村建设育才院”、雷沛鸿开展“国民教育实验体系”，先哲们的这些教育活动，既包括培养领袖的“精英教育”，又包括陶冶髡首的“民众教育”。然而前后百余年中所有这些企图借助于“精英示范”和“教化民众”来改造中国的努力，都无一例外地失败了。实践已经证明：教育、教化并不是万能的。把复杂的农村问题归结于一个教育、教化问题，其结果是不言而喻的。精通历史的曹先生本该对“教化情结”保持警觉和批判，但遗憾的是，他未能做到这一点。解决农村问题的教育诉求表明，他仍然囿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思维框架内：把中国的农村问题看作是一个教化问题，而不是一个制度问题。在我看来，不去彻底消除造成城乡差距的城乡二元体制，不给予农民以“国民待遇”，不允许农民以平等的身份分享社会资源，农村问题永远无法得到解决。
1996年11月15日，曹锦清到达M县L镇。就在当天，我永远离开了那令我难忘又令我心碎的故乡。无数和我一样的人的经历，可以算是以上说法的一个绝好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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