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千年的阳光在窗外的树叶上闪跳，看上去像新的，也像旧的。时间好似巨大复印机，一遍遍地印刷着相似的阳光和风。基督为我们设定好了等距离的时间方格，然后端坐在圣山上，看着我们反复跳着方格做游戏。哦，没长胡子的新世纪，你好?可我的胡子还是上个世纪的。
最近在报纸上读到，法国大雕塑家奥古斯特·罗丹(1840—1917)的代表作《思想者》，正在被法国萨耶格画廊复制成二十五尊，以便以数百万到上千万美元不等的价格卖到世界各地去。克里斯蒂艺术品拍卖行专家热罗姆·勒布莱宣称：金钱和耐心是拥有这个复制品的两个法宝。在一个盛行copy的年代，这种重铸《思想者》的商业文化行为，原本也无可厚非。但如果从另一个角度考究，我们就不能不读出某种自嘲的意味。自从这个雕塑作品问世以来，人们就没有停止过追问这样的问题：这个体格健壮的男子在思考什么？当然罗丹本人对此作了解释，他说：“在他的脑海里汇集着包罗万象的思想。他绝不是一个梦幻者，而是一个创造者，我便如此做成了我的雕像。”罗丹的回答不无自负，但他指明这个思想者是一个创造者。有趣的是，《思想者》是大型组雕《地狱之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地狱之门》是罗丹从意大利诗人但丁《神曲》中汲取题材而创作的。《思想者》原件由生泥塑成，仅七十二厘米高，因此取名叫《诗人》，指的是但丁本人。大约罗丹本人太喜欢这个作品，因而对“这个男人”作了重新命名，将它视为自己的自画像，并立下遗言安放在他的墓前。
但《思想者》一诞生就脱离创造者而独立了，罗丹仅提供了他作为一个观者对它的一种解释。这也就是为什么罗丹死后人们依然追问不止的原因。事实上，《思想者》影响如此之巨大，除了艺术创造上的因素外，就在于人们把他当作思想者的化身，而不局限在他是但丁还是罗丹本人。
那么这个思想者究竟在思考什么？这个问题也许只能由雕像自己来回答，如果他会开口的话。按理说，一个时代应该有独属于这个时代的思想者，以及契合特定人类生存状态的思考向度。一个没有思想者的时代是婴儿和侏儒的时代。而一个没有或不会思想的人，就等于他的另一半生命还没有开始。在我看来，思想者立于“地狱之门”，其本质已不言自明，从而与那些“思想家”们划开了界线。“思想家”这个词，常常具有一种钦定或受到世俗恭维的意味，一种饱学的、建构了庞大理论体系的意味。换言之，思想者是原初的挑战者，批判者。他针对的可能是现实的历史语境，也可能是此前的“思想家”垒筑的思想体系。“思想者”一旦成了“思想家”，他的“思想”就有可能归属于霸权话语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思想者反抗着“思想家”。
在我看来，在人类的历史上尤其是晦暗的年代，需要的是目光敏锐、敢想敢为的“思想者”，而不是忙于建构体系的学究式的“思想家”。比如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春秋时的孔子，汉代的司马迁，中世纪的布鲁诺，明末的李贽，清朝的戴震，五四时期的陈独秀，民国时期的鲁迅，“文革”期间的顾准、遇罗克、张志新，台湾的雷震，等等，无法一一历数。反过来说，在德国纳粹时期，“思想家”海德格尔却与纳粹政权关系暧昧，勾勾搭搭。人们不禁要问：在人们最需要思想利器的时候，“思想家”的“思想”都被狗吃了么？难道存在哲学只配在大学教室里宣讲，而一遇到坚硬的地面上那些血淋淋的尸体就阳痿了么？
茨威格在《异端的权利》一书中，高度赞扬了“苍蝇撼大象”的思想者卡斯特利奥，他在加尔文烧死塞维特斯后英勇地反击剥夺思想自由的独裁势力。“他意识到，对一个用物质的甲胄防护着的独裁者作纯精神的攻击，是徒劳无功的，所以他是为一个失败的事业在战斗。”那么卡斯特利奥究竟孤独到何种程度？茨威格不无讽刺地写到当时的人文学者：“这些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者互通使人感伤的和令人钦佩的信件，还关起书斋的门诉苦。但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公开去对抗基督教的敌人。……拉伯雷戴上小丑的帽子，穿上五颜六色的斑衣，用狂热的嘲笑作鞭笞；蒙田，一个杰出的、聪明的哲学家，在他的随笔里，以雄辩的文笔议论时事。但他们中没有人企图以狠狠的一击，去制止不名誉的迫害和处决。”茨威格还将卡斯特利奥与抗议琼·卡拉斯案的伏尔泰、抗议特赖弗斯事件的左拉相比较，他认为，“伏尔泰和左拉无疑地是拿他们的名誉和安逸冒风险，但他们没有一个是冒生命危险的。可那就是卡斯特利奥敢做的。”
诚然，卡斯特利奥“是一个可有可无、微不足道、无足轻重的小人物，在公众中毫无影响。”遇罗克和张志新也同样是。思想者大都是由这些小人物承担的。大人物们是不敢、不愿、不屑于此的，他们只需要那顶“思想家”或“哲学家”的桂冠。至于在一个以消解精神和克隆思想为时尚的时代，那些繁殖思想的“跳蚤”们，对妨碍他们投机的锐利的思想者往往大加攻击。比如近些年对鲁迅的一再贬损就是最可恶的一例。
我宁愿称鲁迅为一个思想者，而不是通常所谓的“思想家”，正如我喜欢称他为“猛士”，而不是“伟大的革命家”和“旗手”一样。除了上述原因外，还在于当代自诩为“思想家”的人往往比较圆滑，故弄玄虚，大而无当，有时故作姿态以至有搔首弄姿之嫌。而思想者首先是一个精神猛士，他横刀立马，见解犀利，绝无“子曰”的包袱，也决不避实就虚。我以为思想者和猛士是鲁迅先生最朴质的本色。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在鲁迅研究中存在另一种值得警惕的倾向：鲁迅被涂上了神性的油彩，并将他的思想神化、普适化。鲁迅成了先知者，他的思想言论成了一些人手中的“棍子”。而这恰恰是与思想者的本质背道而驰的，是与严于解剖自己的鲁迅精神水火不容的。
思想者的本质在于，他是立于“地狱之门”的人。下不得地狱便做不成真正的思想者。这里的“地狱”是双重的：既要面对思想本身的荆棘丛丛，也要面对思想以外的生存黑暗。思想者的“思想”是一个动词，它的行动本身首先是对思想自由的捍卫，同时也是以承认思想存在欠缺或局限为前提的。如果后人一味地神化或苛求作为前驱者的思想者，这就等于从另一角度“枪杀”了思想的自由。因而，思想者及其思想的存在，是为了激发思考的活力，使新思想继续产生和与之共存，而不是产生新的话语垄断。
罗丹说得对，这个沉思的男人是一个创造者。一个能产生思想的人首先是一个创造者。但罗丹的《思想者》不妨说还留有古典时代的特征：他那强健的肌肉，粗壮的骨骼以及他的沉思之状，都让人想起古希腊时代和米开朗基罗时代的人物。也许罗丹是为了通过躯体来显示思想者的强大有力。但实际上，一个现代思想者，往往更接近于贾科梅蒂的雕塑人物：他们的外形一般比较细长、文弱，因为他们受到市场杠杆和强势语境的挤压，精神领域的情形必然连带到生存，他们都被列入到“异类”中去。比如，他们的生活被思考弄得一团糟，与环境格格不入，脾气变得古怪，面容煞白，瘦枝般的颈脖甚至挂不住那颗思想充盈的头颅。
那些被戴上历史荆冠的思想者往往还是有幸的，因为还有一些思想者在思想史上永远“失踪”了。尽管后人仍在找寻他们的影子，但“失踪”也许正是作为先驱的思想者必须付出的代价之一。《思想者》已诞生一百二十年了，他在罗丹死后仍代替他在思想。那么我们是否应该称誉他为“思想家”了？
有一天我在街上，意外注意到一个建材店的巨匾上写着：“罗丹瓷砖：思想天地，激情空间”。令人哭笑不得。在我看来，这只不过是一种时代氛围和时尚的小小标识而已。我们不无悲哀地看到，“思想者”的克星不仅仅是思想的霸权，而且是那种可怕的复制、批发和盗版。这可能正是《思想者》眼下正在思考的焦点问题之一。那么，作为后来者，我们“是做刺猬还是狐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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