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遂夫先生在《〈呈郭老〉诗二首的真伪》一文中，对毛泽东诗词“真伪”的鉴别标准，我是赞同的。还在1997年，笔者曾以《“不讲平仄，即非律诗”——《毛泽东诗词集》质疑》投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编的一家刊物，未予置理。现在读到刊载在2001年第11期《博览群书》上的邓文，在笔者看来，持论之据虽同而结论恰好相反。具体来说就是邓文判为伪作的《呈郭老》、《看山》等作品均非伪作，而《毛泽东诗词集》中的伪作则无一论及。
1974年年初，“批林批孔”成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民间流传两首据说是毛泽东批评郭沫若的诗。
一首五言出自江青的一次讲话，这就是邓文所引“《五绝·呈郭老》”：
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
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
稍有诗词常识的人，一望而知，此诗与绝句相去甚远，几乎没有一句是合律的。邓先生以“五绝”来衡量，然后又引毛泽东致陈毅信中所说“不讲平仄，即非律诗”，证明深于诗律的毛泽东决不可能写这样的“五绝”。问题是将此诗冠以“五绝”的并非毛泽东本人。在我看来，江青在大庭广众之下假传“圣旨”，伪造毛泽东诗作，似乎不合情理。毛泽东也不会将这首类于顺口溜的五言真正视为诗作。几乎是在同一时期，毛泽东在与中央政治局成员的谈话中也有类似的所谓“五绝”：
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
此调不改动，势必出修正。
这当然不是什么诗，但笔者确也看到几种出版物将这首顺口溜入编。毛泽东九泉有知，一定会惊呼“大谬不然”了。
另一首《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邓先生亦以“不讲平仄，即非律诗”为据，判定其为“伪作”。倘以七律来衡量，此诗确有违律处，即首句“劝君少骂秦始皇”（仄平仄仄平仄平），统观全篇，应为“仄仄平平仄仄平”，如从“一三五不论”的角度看，其实也就是二、四位置上的平仄错位。这样一首仅有一处平仄互置而对仗、韵脚都合律的七言，称之为“七律”是说得过去的。诚如邓先生在文中所指出的，毛泽东所发表的七律，“于格律稍有不合者有两处”。此诗亦应作如是观。其实，对“不讲平仄，即非律诗”也要作实事求是的分析。毛泽东的自我评价是：词学深于诗学。即便如此，《蝶恋花·答李淑一》下阕的后三句换了韵部。这对于寻章摘句的人来说自然是大忌，毛泽东的自注是：上下两韵不可改，只得任之。这就是说，宁可违律也不愿损意。这首词的平仄是不成问题的，因此读者也决不会认为作者“不讲平仄”。偶一为之（主要是出于不以律害意的考虑），是决不能断为“不讲平仄”的。（其实毛泽东在致陈毅的信中说这番话是有针对性的，熟悉陈毅诗词的读者应不言自明。）将唐诗格律推向极致的杜甫尚且有偶一为之的违律处（如《咏怀古迹》之二的第二三句即失粘），从未闻古往今来的诗评家有将此诗逐出七律之列的。邓先生将《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指为“总共才八句计五十六字的一首七律，其不合平仄者竟达十七处之多”，笔者不明白是如何判定的，极愿闻明教。
这是一首不折不扣的政治诗。毛泽东晚年以这样一首并无多少诗意可言的七律，来申发政治家的“文革”情结，是不难理解的。它之出于毛泽东之手，笔者可以提供两条颇具权威性的证据。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收入此诗（见此书第361页），刊本标注为“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铅印件刊印”。与邓先生所引稍有不同的是，第五句当为“百代都行秦政法”而不是“百代都行嬴政法”。一首诗三次出现“秦”，亦可证明作者重在政治诉求，并不（或主要不）视为先前意义上的诗。试看五十年代，有学者指出《七律·长征》中“金沙浪拍云崖暖”与“五岭逶迤腾细浪”句中两个浪字犯复，毛泽东欣然接受，改为“金沙水拍云崖暖”。顺便要指出的是，“嬴政法”虽少了一个秦字，但从对仗的角度看，显然不及“秦政法”工整。从这些细微之处可以见出，毛泽东是一贯讲求“不讲平仄，即非律诗”的原则的。
也许有人会要说刊本非毛之手稿（其实即令是手稿，邓先生亦大胆直斥其为“伪作”），似有可议之处。那末就再提供一条旁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648页，在1974年1月31日条下有以下记载：
同张春桥一起前往看望郭沫若，并将毛泽东所写《读〈封建论〉呈郭老》七律诗、柳宗元《封建论》及注释等书送郭。
郭沫若于同年2月7日作《七律·春雷》“呈毛主席”：
春雷动地布昭苏，沧海群龙竞吐珠。
肯定秦皇功百代，判宣孔二有余辜。
十批大错明如火，柳论高瞻灿若朱。
愿与工农齐步伐，涤除污浊绘新图。
笔者在一篇谈毛泽东与郭沫若诗交的文字中，称这是一次特殊的唱和。遗憾的是编辑在发表时将这些史实删去了。
要之，邓先生判为“伪作”的两首毛泽东批评郭沫若的诗作（姑且将那首五言的顺口溜称之为诗罢）均非伪作，《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出于毛泽东之手更是无庸质疑的，它对研究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具有重要的价值。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未收《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当然不是出于真伪的考虑，否则岂非与同由其编辑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相抵牾。这本诗词集较之胡乔木主持编辑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选》，增收十七首，其中九首是首次公开发表。此后有不下五六家出版社又在此基础上收入诸如“大事不讨论”之类的所谓诗作，力图搞成全集的规模。在笔者看来，要论毛泽东诗词的真伪，当以出自权威性机构编辑的《毛泽东诗词集》为主本，“余子碌碌，莫足数也”。我很钦佩邓先生“尽信书不如无书”的质疑精神，向《毛泽东诗词集》的权威性提出挑战。邓先生以毛泽东致陈毅信中所言“我对五言律，从来没有学习过，也从来没有发表过一首五言律”为据，对集中的《五律·挽戴安澜将军》和《五律·看山》的作者质疑。
在笔者看来，邓先生的依据是缺乏说服力的，他是过于老实地看待毛泽东致陈毅信中的这些话了。毛泽东说“从来没有学习过”五言律，只是谦虚的表示，怎么可以当真呢。试问，倘若毛真的从未学习过五言律，又如何为陈毅的《六国之行》修改呢？毛泽东修改了这组诗中的第一首，并另拟篇名《西行》：
万里西行急，乘风御太空。
不因鹏翼展，那得鸟途通。
海酿千钟酒，山栽万仞葱。
风雷驱大地，是处有亲朋。
因未见陈毅原稿，故不好判断毛泽东作了哪些修改。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陈毅所作五七言，确乎“不讲平仄”。是不屑于讲究平仄，还是如毛泽东信中所言“还未入门”，自然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陈毅的《六国之行》（其一）经毛泽东修改后，成为完全合乎规范的五言律。这对于“从未学习过”五言律的人是很难做到的。又据看到过陈毅原稿的陈毅亲属回忆，《西行》的颔联和颈联完全是毛泽东的“神来之笔”。颔联以流水对出之以比兴，颈联则想象奇伟，大气磅礴，决非俗手所能写出。这首《西行》是最好的现身说法：毛泽东对五言律决非“从未学习过”，而是功力甚深。除非邓先生对《西行》的修改者质疑，否则夫复何言？
邓先生以为《五律·挽戴安澜将军》“当属今人五律之上品”，但又囿于毛所说“没有发表过一首五言律”，从而对这首五律的作者究属何人提出疑问。
此诗的刊本标注为“根据一九四三年戴安澜将军追悼会挽联挽诗登记册刊印”。以笔者有限的见识，那时联署挽联时有所见，而于挽诗则似未有过。在那样的历史背景下，假托毛泽东之名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从广义的角度看，写在供他人所阅览的登记册上也可以算是“发表”，但从出版学的意义上讲，似乎也可以认为这不算是发表，至少可以认为这不算是正式发表。再者，毛泽东的记忆是否准确无误，也需要作具体分析。笔者愿意提供两条史料来证明，博闻强记如毛泽东者亦不免有百密一疏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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