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的文学研究越来越关注文化，这是由当代社会的巨大转型引发的。全球化日益深入地影响我们的生活：电子媒质向纸媒质的一统天下发出强劲的挑战，媒介文化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生存境遇，大众文化走向前台，时尚文化采用了浪潮式的运作方式大批量复制，视像文化占据了我们生活的主要空间，而网络文化也越来越快地变革着人类的交往方式。的确，是社会变革的现实向我们提出了要求，要求今日的文学重新审视原有的文学对象，越过传统的边界，对现实文化予以足够的关注。因此，文化批评的兴起便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这里，我们向读者特别推荐《六洲·歌头当代文化批评丛书》，(金元浦主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出版），以期引起大家对当下文化变革现实的关注。
金元浦
当代文学发生了很大变化。当代文学正在快速地走向历史，走向社会，走向文化。为着回应这一变革时代的需要与召唤，我邀集王岳川、陈晓明、王一川、周宪、程光炜、周宁等多位学人共同编撰了《六洲歌头·当代文化批评丛书》，以期对此旋转的世界留下几页吉光片羽式的解读。
不同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发生的由中心到边缘的“三级抛离”，九十年代中国的人文学术经短暂的沉寂以后重新出现繁荣景象，而其中又以“文化研究”或“文化批评”最为引领风骚。九十年代中国人文学术区别于八十年代的最主要特点之一，就是文学艺术研究从八十年代的注重形式与语言本体转向重新关注文学艺术与社会文化语境的关系。人们不再局限于文学艺术本身的视野，而是把文学艺术视作一种文化实践，并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与文化消费联系起来，与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及其全球处境联系起来。九十年代几次大的人文学术讨论，如关于大众文化的讨论、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关于后现代与后殖民的讨论、关于全球化时代第三世界文化战略问题的讨论等等，无不体现出诗学（文学理论）与文化交融的新趋势。
文化批评的出现在学理层面上说是与对于西方“文化研究”的理论、实践与方法的引介分不开的。这里所说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是指产生于六十年代的英国，由霍加特（R·Hoggart）与威廉姆斯（R·Williams）开创的英国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几十年来，文化研究在全球范围得到迅猛发展，成绩斐然。文化研究的范围涉及“文化研究”的历史、性别政治、民族性与民族认同、殖民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种族、大众文化、身份政治学、美学政治学、文化机构、文化政策、学科政治学、话语与文本性、重读历史、后现代时期的全球文化等。文化研究没有固定的特殊的方法，它以实践性的目的为准绳，更倾向于选择个案的、实用的、策略性的方式，如文本分析、语义学、解构、人种论、会谈记录、心理分析、综合研究等等，只要适用都可以为文化研究提供重要的洞见与知识。
西方意义上的文化研究在九十年代被陆续介绍到中国，同时也被不同程度地运用于当代中国文化研究，成为九十年代文化批判的主要话语资源之一（尤其是在大众文化研究与后殖民主义批评中）。当然，中国九十年代的文化研究从根本上说还是本国国情的产物。西方的文化研究理论与方法在进入中国以后，由于语境的不同，已经产生了极大的变形。中国的文化研究只能也必须扎根于中国社会文化本身的土壤。
对于传统文学批评家而言，文学是艺术的、审美的、超越了功利关系与社会利益并具有超时空永恒价值的自主领域。文化批评不同，文化批评不是通过参照文本的内在的或永恒的价值，而是通过参照社会关系的总体地图来解释文化的差异与实践。它更关注现实。它有一句口号：一切都在于语境。它立足于打通诗学（文艺理论）与文化之间、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文学艺术与社会其他领域的界线，集中关注文化与其他社会活动领域的之间的联系，而不是把文化作为一个孤立自足的整体。可以说，不管是英国传统的文化研究，还是新历史主义或文化诗学，都是要辨明与阐释文化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文化与权力、文化与意识形态霸权等的关系，并把它运用到各个经验研究领域。
文化批评总是尝试重新发现与评价被忽视的边缘群体的文化。它是一种高度参与的分析方式，并不标榜价值中立，相反坚持一种批判的、否定的立场。在大众文化研究、女性主义研究、后殖民主义研究中，它都坚持了这一从边缘颠覆中心的立场与策略。可以说，对于文化与权力的关系的关注以及对于支配性权势集团及其文化（意识形态）的批判，是文化批评的精髓。
总之，贯穿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的整个历史的理论核心，是其实践性品格、社会学旨趣、批判性取向以及开放性特点（实践性、社会性、批判性与开放性）。
从世界来看，世纪之交的文学研究从语言论到文化论的转向，源于当代社会生活的转型。是现实向我们提出了要求，文学必须重新审视原有的文学对象，越过传统的边界，关注视像文学与视像文化，关注媒介文学与媒介文化，关注大众文学与大众流行文化，关注网络文学与网络文化，关注性别文化与时尚文化，而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则必须扩大它的研究范围，重新考虑并确定它的研究对象，比如读图时代里的语言与视像的关系，网络文学与文化中的虚拟空间，媒介时代的文学与传播，时尚时代文学的浪潮化、复制化与泛审美化，全球化时代的大众流行文化、性别文化和弱势群体文化问题等。
文学自身的发展也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论题、概念和范畴。如西方从“语言论转向”到“文化论转向”，对中国本土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如何把握西方文本中心时代“理论革命”的遗产与文化论转向的关系，在多种话语共生并在的现实语境中，对话主义历史性出场的必然性，全球化条件下文学如何重写现代性与重建文学新理性，以及文学的公共空间，文学的场域和文学的语境，文学的全息性和历史语境中变换的主导构素，文学的虚拟建构及其虚拟性等一系列新的论题与论域。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必须予以回答的。
我们今天的文化与文学理论面临着深刻的危机，一切过去被认为是自明的“道”和“理”现在已成为必须加以悬搁的东西。过去我们只对问题的结论加以质疑，而今则是对问题的前提和前提的前提加以质疑。有鉴于此，王岳川在他的《目击道存——世纪之交的文化研究散论》中告诉我们，如果把文化研究仅仅理解为是对眼下流行文化或世俗文化的研究，那是远远不够的，这有可能使我们忽略文化研究最根本的东西——发掘当代社会中私人性与公共性之间的空间，和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质疑甚至相互对立的关系，以及这种对立中彼此沟通和文化对话的可能性。王一川的《杂语沟通》密切关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审美文化、当代创作和影视新潮。他也认为，我们正处在一个杂语喧哗的时代，我们很少像今天这样痛切地感受到沟通的困窘和艰难。因此，相互对话和相互融通就有了极为紧迫的必要性。
陈晓明主要关注当代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文化研究和当代先锋文学的批评话题。他的《移动的边界——多元文化与欲望表达》明确指出，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革。传统的文学边界正在发生全面位移。新的多元化的批评意味着一种新的秩序和规则，意味着沟通、对话和妥协。但是我们又必须清醒地看到，在当下中国，多元文化与其说是一种已经发生的文化现实，还不如说是一种有待实现的理论或理想。中国当代批评的路还很长。
当下学人对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有着各种不同的理解。它是一种指向，一个范围，一门学科，一种主张，一个学派，或者一种思潮。它作为一个学术研究工程是开放的，它拒绝成为任何意义上的元话语或宏大话语。想要给它界定一个周延的定义几乎是不可能的，以至于文化研究的大师斯图亚特·霍尔说：“文化研究从来就不是一回事。”周宪对此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他认为，模糊地使用文化研究或文化批评这个概念，有时可能比清晰地运用更加有效。因为，对于敏于思考的人来说，所谓文化批评与其说是一种具体的方法和策略，不如说是一种社会关怀或反思的态度。他之所以把书定名为《崎岖的思路》，是因为当代学人面对社会的巨大变动，面对文化的深刻转型，总是面临种种阐释的困境。比如现代性问题，知识分子问题与知识社会学问题，媒介文化与视觉文化问题，既是对我们身处其中的变动的社会文化做出分析和描述，又是对身处这一变化中的人文知识分子自身的困惑和焦虑的反省与剖析。困而思之，思而复困之，社会和文化在不断变革，所以“崎岖的思路”也就没有终点，没有完结。
本套丛书关注的是当代中西语境下的中国学术问题，无庸讳言，当代西方文化研究构成了我们研究中国问题的主要参照系，并提供了一些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但我们的研究绝不是要跟随西方追逐学术时髦，而是立足于中国文学－文化的历史与现实，在理论的本土化中开辟我国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的新领域新途径。周宁的《永远的乌托邦》，研究了历史上西方的中国形象，这种形象一经形成，便以其话语霸权影响中国人的中国观。程光炜的《雨中听枫》则更多地关注中国当代诗歌与诗人在世纪之交的精神探索，以批评的方式寻找我们时代更贵重也更质朴的诗意。
这套丛书的作者在我国文学－文化批评界都有一定影响，他们各有自己研究的领域与专长，文思敏捷，勇于探索，笔耕不辍，新见迭出，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学术资源和精粹的研究成果。但这一切仅仅是开始。我为本套丛书定名“六洲歌头”，就是属意于抛砖引玉。歌头者，引子也。
“六洲歌头”愿为新世纪文化研究的辉煌交响乐奏响序曲。
“六洲歌头”期待着我国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的黄钟大吕。
王岳川
当代中国的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同西方的文化研究有着内在的联系。而文化研究的整体思潮又同世俗化倾向的“现代性”问题分不开。总体上看，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世界已经由“政治冷战”转向“泡沫经济”，并在世纪末进一步转向“知识经济”和“文明对话”。文化形态上的“主义”加速更替成为当代社会的缩影。本世纪曾经历了弗洛伊德主义、现象学、心理主义、女权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到了世纪末，尤其是近二十年来，则是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东方主义、西方主义、少数话语、文化相对主义等各领风骚三五年。旧思想在新世界中迅速土崩瓦解，思想史转瞬之间成为思想家的坟墓史。一切都在被迅速地扬弃，一切都在被迅速地抽空挤干。这使得各种问题迭出，对此学术界已然无法回避。
当代文化批评的语境呈现出本世纪最复杂的构成，其归纳分梳因不同方法而得出不同的结论，可谓见仁见智。在我看来，它起码由错综复杂、变化多端的四重语境构成。这四重语境即传统本土化、意识形态化、现代西化和数字复制的后现代化。
全球化趋势中的本土化意识。其重要标志是众多的出版物和众多的研究传统文化的学者大展身手，原始儒家、两汉儒家、宋明新儒家和现代新儒家研究成为当代显学，传统文化读物成为书市和坊间的主流读物。在历史的空场，这种传统本土化的格局无疑有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然而，其对西学的反拨却使得世纪之交的中国又具有浓郁的非西化特点。
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化。这表征为当代文化研究在消解意识形态阶级斗争的同时，几十年的意识形态话语定式仍然十分强盛，它制约着学术的中心问题、基本发展方向，以及讨论问题的基本态度。尽管有些学者将其称之为官方和民间的冲突，但是我认为，从来就没有完全脱离官方的所谓民间，民间仍然不是世外桃源，那里的意识形态性决非可以忽略不计的。
东方主义语境中的西化倾向。这集中体现在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以及东方主义、女权主义在世纪之交的中国学界的活跃程度，正是这一场景标明了与传统化相对相生的西化思潮仍然存在，尽管也出现了《中国可以说“不”》、《妖魔化中国的背后》等带有文化民族主义特性的著作出现，但西化现代化思潮在当代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经济学领域，仍然是一种不可忽略的真实语境。
后现代的数码复制时代。体现在大众传媒、英特网、现代电脑全面占领市场且进入中国的话语圈，数字化生存（甚至数字化犯罪）与后现代诸多的文化生存方式，成为世纪之交一道难以说尽的风景线。
正是这四重语境构成了当代众多话语圈的不同价值取向，而这众多的话语圈彼此之间形成某种经验不可传递的文化症候，一种多元而无元的历史表征。在这种从超验回归个体身体的时代，遭遇到个体间经验难以交流、难以通约的文化语境，因而每每爆发出火药味极浓的话语论战。
如今，不管是传统知识、现代知识、数字化生存的后现代知识，都说明理性化的“知识”正在取代过去的感性化的“经验”，而人的脑力正在取代有形资产，高科技正在取代传统性产业。不断充斥着剧烈争论的新知识话语——知识权力、知识社会、知识经济，促成了人与人关系的根本改变，人们因现实日益严酷而变得现实而世俗。冷漠成为全球病，地球变成地球村。人与人之间心灵包裹了如此坚硬的硬壳，而难以交流和沟通。于是，在商品大潮和精神价值之间引发了“人文精神”的论战，触发了关于私人化写作的讨论，关于个人化、世俗化的问题和文化市场等一系列问题的讨论。
尽管这多重语境似乎彼此争论，互相隔膜，但是整个学术界和思想界却并不愿回到那种一元的、独霸的中心论时代，而愿在这种多元共生、多音喧嚣之中去获得自己个体应有的立场和地位。所以，在这巨变的时代氛围中，同气连枝，谁也不可能再独善其身，谁也不能对不同的观点和语境加以漠视而自说自话，谁也不可能完全不顾历史的发展和传统的更迭，而走向一种极端的自我中心的幻象。
这种由多元取代一元，宽容精神取代绝对精神，彼此倾听互相联系取代了闭门造车的学术思想格局，使当代的学术研究，必得既注意到大众文化崛起中若干的合理因素，也注意到其背后的国家机器权力被遮蔽这一事实；既注意到公用空间日益缩小，私人空间日益扩大，传媒知识人日益左右当代中国文化领域，又要关注民族主义打着偏激的反西化旗帜，掩盖了若干不为人所注意的落后排外的、自我孤立的一面，同时还要注意过分西化的所谓后现代后殖民，抹杀母语经验，抛弃自己传统根的弊端，从而使我们把握到准确的“度”——既非此又非彼，不忽左忽右忽上忽下，才能使我们走向更稳健的开放立场，以更加高屋建瓴的眼光从事中国现代性的设计，在新世纪的政治、经济、文化实践中走得更加稳健。
在这个世纪的价值论危机中，思维论也从一元走向多层多元，即从超越性、经验性、神圣性走向了世俗性和本能性，从审美哲学、审美心理学走向了非审美、非艺术的大众传媒和文化研究。思想的传承创新与思想的变异矛盾共存，传统意识与现代生活在冲突中获得新的话语组合方式。
就文化价值论而言，当代文化研究将文学的社会批评推进到文化批评领域，以疏离某些陈旧僵化的思维模式和价值体系，从相对偏狭的作家中心批评和文本中心批评走向多元文化诗学批评，对旧叙事、旧观念、旧批评模式进行颠覆。从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社会政治批评模式，进入到解释学批评、解构批评、女权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和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等新层面。注重语言表征出来的事物的差异和语言本身的差异，强调语言冲突的深层是话语的冲突。但是，因文学理论和批评的整体框架的倾斜，在打破僵化体系时只见废墟而不见新体系的建立，加之其反价值倾向，使得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文学在多元格局中有着不容忽视的低俗化趋向和变态心境。这种正反面问题的凸现，使得对其评价变得相当困难。
同时，文论界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在于：海外汉学家处身性策略左右着国内知识界的动向。国外汉学家有可能受到西方某些权力的压制，甚至一些具体细微的生存环境的不顺心，都可能导致其形而上的情绪化反拨。而这种情绪传到国内就可能被人们误以为某种新趋势出现了。同时，西方汉学家对中国的解读往往充满误读或误导。
其实，理论的播撒不是单方面的，不是中心向边缘的播撒，理论旅行也是互动的，关键在于创新。我们在新世纪必得思考这样一个关键性问题：当文化研究达到一个很高水平时，文学理论是否会消失？在我看来，在前现代时期，理论不太重要——它是对经验的总结，经验高于理论；在现代时期，理论与经验并置互动；在后现代时代，理论会在相当程度上超前，即海德格尔所说的先行建构、先行见到。
那么，文学理论是否会消失呢？我看文学理论会逐渐泛化。从前我们借助哲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方法来进行文学研究，今天的文化研究恰好反过来，是文学研究的方法慢慢进入到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甚至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的研究中去。从前是文学接受严谨科学的馈赠，这次文学则慢慢地把自己独特的理解和沟通方法，逐渐扩展到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当中去。一句话，从关注小本文，即词语、人物、情节、喻意等，转向大本文，即阶级、性别、文化、社会、话语及权力运作等层面。这些分析原先可能是社会学、政治学的，现在文学也要从事这方面的分析。因为文学的对象、文学接受者、文学传播机制（如网络文学）、文学的价值功能都在发生变化，文学不再仅仅具有审美欣赏的功能，而具有了一种大文化功能。
应该说，中国文学理论在新世纪有可能通过方法的不断催新，进而达到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创新，在国内语境中，从文学理论走向文化研究，在国际语境中从拿来主义主义走向输出主义，从而使新世纪中国文论建设从话语争夺走向话语共识。当然，这种精神话语共识将付出淡化纯文学精神和精英审美意识的代价。
西方是中国文化和文论的一个“他者镜像”，只有在这个镜像当中，我们才能知道自己走到哪一步，推进到哪一步，学术增长到哪一步，而哪些是当代中国文论研究的空白。当代文论发展的新趋势，说明了中国一个世纪以来不断的“追新逐后”的持续理论热情，这种理论热情持续了很长的时间，尤其是以二十世纪后半叶为重；对这种学术史的清理，在当代成为新的学术思想生长点的关键。
在我看来，完全追新可能是一个本体论的误区，它将使我们永远追不上西方，使我们在新世纪还要重复二十世纪的一系列错误。所以，我们的文艺理论不可能完全从西方借鉴，但是不可能不对西方加以观照。在我看来，只能把西方理论作为一种方法论参照，要在本体论上发掘我们的本土资源。毕竟面前的现实是，我们的文化方法研究与西方基本同步，像世纪初的俄国形式主义在七八十年代进入中国时还显得很新，但今天女权主义、文化研究在国外刚刚出现一二年，我们这里已经广泛应用了。既然是基本同步，追新就变得毫无意义，这时学术竞争不以量胜，不以万花筒的不断转动取胜，相反，是一种本质力量的学术较量。我们必须走出赶超心理，深层次地总结自身经验并寻求差异。这种差异性的东西有可能成为我们新世纪经过拿来主义走向输出主义的主角。我想强调的是，新世纪中国文学理论应该走出拿来主义模式，走向输出主义。
但是，我们在强调输出主义的时候，首先得弄清楚应如何输出？中国文论有没有这种文化权力机制，它是否处在话语的边缘，因而文化输出只是一种妄想？在我看来，当代中国问题已经在西方引起关注。二十年前从事汉学研究的西方人及日本人、韩国人大抵只研究中国十九世纪以前的文化，因为他们认为二十世纪的中国是一片空白，甚至著《中国文学理论》的刘若愚也认为：二十世纪文学理论不能称为“中国”文学理论。这种看法在二十世纪末已经极大的改变，日本近两届全国性汉学大会上，当代中国问题尤其是文化转型问题已经成为重中之重。
这告诉我们，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中国文化将会在二十一世纪前一二十年受到更多的关注。中国的东西如果不与国际性统一的审美共识挂钩，中国的东西如果仍是极端本土的，当不具有普遍性意义。
我不赞成一味地对中国传统加以质疑（审父），这只是在后人不太能干时，面对祖父的财产发出的怅叹。我们应当自审自省（审己）而不应自嘲自虐。当传统在历史的岁月中已经成为经典时，我们当前遭遇到的是决裂与选择的双重困惑。我们决裂了什么，是决裂祖先吗？我们选择了什么，是选择西方吗？这是当代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忽略不得的问题。
应该说，当代中国的文化研究已经从注意的更迭中走了出来，开始关注中国语境中的各种现实层面的问题，学人们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层面分析现实问题，少了一些形而上的乌托邦幻想，多了一些具体的社会学的文化学的分析，这无疑是时代风气使然，也是学界逐渐成熟的标志。当然这种成熟也在丧失理想而获得的价值中立立场中，感受自己的“中年写作”的老道和淡漠。
陈晓明
多元文化（pluralistic culture）或文化的多元化，是近年来国内使用得比较多的一个术语。其背景既有当下文化现实的诉求，也有西方思潮的影响。后者的成分明显重些。这个术语在西方的高频率使用，反映了八十年代以来西方主流思潮发生的微妙变化。这个术语涵盖了所有的社会科学领域，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哲学，特别是晚近时兴的文化研究尤把多元文化作为一个重要主题加以发挥，或者说是作为一种基本的思想态度和立场贯穿于人们的理论视野。八十年代以后，有谁还坚持一元论的威权文化？稍微有点理智的人，不可能在公共领域听到有谁自诩唯我独尊的独断论观点。但人们的思想认识和口头宣称是一回事，在具体的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中发生的思想意识可能是另一回事。也就是说，社会现实是否真正呈现为多元化的文化格局还很难说，人们是否真正信奉多元化的价值观念也不尽然。如果认识与实践没有差距，那就不存在种族歧视和对弱势／边缘群体的歧视问题；也就不会有各种各样的个人和群体为争取自身权益的斗争发生。
确实，没有理由认为，西方社会已经完全信奉了文化多元化的观念，但多元观念占据主导地位则是无庸置疑的事实。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柏林墙倒塌之后，世界历史进入另一种格局——被一些政治家和政治学家描述为后冷战的“新秩序”时代。尽管这种说法很难为第三世界国家所认同，但冷战设定的东西方势不两立的二元对立状态，以及与之相关的二元论的思想意识形态体系也随之瓦解。后冷战时代并没有使西方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念在欧美大学校园内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缘由在于大学院墙内的左派势力重新抬头。七八十年代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占据领导地位的年代，与此同时，右派保守主义势力也在大学执牛耳。但冷战结束并没有使右派保守势力昌盛，却引发了左派抬头，这多少有些令人费解。很显然，左派抓住了自由民主价值观念日益深入人心这个时代趋势，从侧面包抄。大力倡导文化多元论，强调可选择性（alternative），批判全球化推行的新霸权，对晚期资本主义进行诊断。九十年代，美国大学时兴PC运动（political correct，政治上正确），多元文化显然是其主导内容。种族问题、少数群体的权益问题，这些都在多元文化的框架内显出其重要性。也许更重要的一点在于，大学人文学科深受后结构主义影响，而后结构主义反中心、反主流价值深受青年学生的欢迎。后结构主义的跨学科特性，使大学的人文学科发展起文化研究这种超级学科，成为大学里的显学。这使左派思想与教育课程紧合，重新夺回了大学思想阵地。
多元文化观念突显为当代的重要论题显然与全球化加剧有关。九十年代，政治全球化与经济全球化情势加剧，建构冷战后的国际新秩序，显然需要与冷战时期不同的思维与策略，发展中国家也同样要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国际新秩序建构。一方面是西方的自由民主具有领导地位；但在另一方面，在一个号称高度民主化的国际新秩序结构中，发展中国家也有选择的自由，尽管这种选择的实质依然是少数政治威权人物的选择，但民主化的国际格局中，无疑留下了较大的空间余地。政治上的可选择性，经常是以文化传统的不同为依据。政治具有可比性，都是现代性的产物，一目了然；但文化却久远深厚，神秘不可知，让人捉摸不透。发展中国家在新的世界秩序中，强调文化的差异性，以谋求保持自身的“特性”参与全球化，多元文化给民族／国家在全球化时代的政治选择披上了堂皇的外衣。
本书取名“移动的边界”，在于对当代中国变动的文化状况进行一次开放式的阐述，副题是“多元文化与欲望表达”，这表明我所取选择的角度。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中国文化呈现为多元分化的局面，在一部分人看来，文化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混乱，没有中心，没有绝对的权威，表象与实质不一；在另一部分人看来，文化呈现出变化的生机，有各种声音，也有各种空隙，人们可以观望，也可以游走……总之，过去的文化秩序所划定的边界面临挑战，在精英与大众之间，在先锋与常规之间，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在中国与西方之间，在表象与本质之间，在权威与个人之间……那些边界都变得异常模糊，经常处于移动的状态。因而本书力图去读解这些文化现象，既勾画出当代文化最生动的轮廓，也从中发掘出某些实质、困窘和障碍。
当然，需要强调的是，文化的“多元分化”并不等于就出现了文化的“多元化”。用“多元化”、“多元文化”、“文化的多元化”这种说法指称当代中国的文化现实，在当今中国的报刊杂志中时常见到。很显然，这是广义的泛指，表明文化传播中有不同的声音、不同的群落存在。但人们习以为常，似乎当代中国真的有一种多元化的文化格局，并且以此推论当代中国进入了一个多元社会时期。这种观点，或者是以讹传讹，或者就是完全修改了多元文化的含义。在民族／国家的框架内来讨论多元文化，左派有一套理论，自由主义有一套理论。左派的多元文化理论主要反霸权，反欧洲（白人）中心主义，强调不同种族、不同阶层的人在文化价值取向上的平等；而自由主义基于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来确定多元文化准则；在民主法制的秩序体系内，每个人应享有的思想、言论和行动的自主权。按照自由主义的观点，如果一个社会依然是威权社会，那就不能称作为多元社会，也就不可能真正有多元文化出现，这当然是常识性的问题。
“多元化”或“多元文化”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如果把它绝对化，恐怕很难有标准的多元化社会。在当代中国，多元文化与其说是一种已经发生的文化现实，不如说是人们的一种理想或理念。本书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来看待中国八九十年代的文化变动过程。作为一种时代的理想化诉求，它当然也是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来表达历史愿望。八十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进一步推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政治诉求的首要内容，也成为国民社会实践的轴心。在整体文化的构成关系中，政治文化，或文化的政治性成分降低，而相对单纯的知识性文化和娱乐性文化得以产生。
就知识分子内部而言，九十年代并没有统一的知识分子意识形态，九十年代中国的思想界处于四分五裂的状况，“多元化”其实不过是一种温和的说法。实际的情形是知识界没有主导思想，也没有齐心协力的精神。围绕某些利益和话语权力的运作，构成一些临时的小团体帮派。“文化群落”实际也是一种委婉的说法，这些群落彼此不了解（或不愿了解）对方，却充满扭曲对方的热情。事实上，即使在当代中国知识界范围内，多元化也只是一种比喻的说法。
本书只是审慎地使用“多元文化”这个概念，特别是没有对此作出足够的质疑，这也就是我在这里要费这些篇幅加以解释的缘由。本书实际是我在不同时期写作的一些论文和评论汇集而成，它们主要讨论当代文化和先锋文学二方面内容，前者确实触及到当代文化多元分化的问题，这些文章主要是从不同的方面加以探讨，它们不是系统性的推论并作出结论，而只是提示了一些“多元化”的角度和思考方式。细心的读者可能还会发现本书前面一些章节的观点与后面的章节会有些不同，前者还带有某些现代主义的痕印，后者则反映出对现代主义的质疑，以及后现代倾向等等。为了保持我在不同时期的思考，我还是保持原文的观点。
我尤其要说明的是一些关于当代先锋派文学和某类焦点主题的讨论。很显然，先锋派文学本身是“文化多元化”的一个重要佐证，在过去铁板一块的文学制度体系内，是不可能有这类偏离现实主义规范的文学实验的。但先锋派文学离主流文学到底有多远很值得怀疑，不久之后，先锋派文学也成为主流的一部分，也就足以证明这一点。事实上，先锋派文学一直是在与主流文学对话中来寻求它的实验方向。本书把它们定位为“欲望表达”，也不只是为了迁就关于贾平凹《废都》的探讨，八十年代后期至九十年代初期的先锋小说，确实有相当强的语言表达欲望，那种对语言表意策略的极端性发挥，对叙事方法的狂热探索，以及它们热衷于表现的那些主题，如历史颓败、性、暴力、逃亡等等，都可视作一种泛欲望主题。
“先锋派”这种说法越来越显示出它的尴尬，不只是大部分的先锋派对这种指称嗤之以鼻，更主要在于，那些具有先锋性的实验行为过于短暂。先锋派大多数人都有迅速适应市场的本领和算计版税的智慧，他们乐于作为一个常规作家顺应潮流，这确实给我们谈论历史带来困窘。但不管如何，那个时期的文学做出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不管是作为过渡还是转折，它在当代文学史上都留下精彩的一笔。
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被压抑的欲望的表达，同时也是对某种渴望和想象的唤起。这就是人们的精神生活依赖文学的根本原因。在平静自足的社会中，文学无须再扮演号角和鼓手的角色，它的主要功能是给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提供一个宣泄的空间。在这一意义上，“欲望表达”并不是一个贬义词。正是因为文化的整合功能不再起决定作用，在多元文化分离的空档，各种压抑不住的欲望就以不同的方式涌溢而出。欲望表达的合法化，如何获得艺术表达的合理性，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探讨的美学问题。
关于“多元文化和欲望表达”这一主题，我知道我在做难以表达的表达，某些无法言说的东西使我们理屈词穷；而对难以表达的表达几乎构成我这些年表达的惟一理由，这确实是我的根本困境。我同样不知道，我的这一困境是“多元文化”的佐证，还是它的反讽？
程光炜
编完评论集《雨中听枫》，心里有一种松口气的感觉，但我也意识到，一个阶段的工作结束了。我与文坛的关系是从诗歌开始的，从1978年到1998年，有整整二十年的时间。1998年，应一家杂志之约，偶尔写了篇评论两位当红散文家的长文。文章发出后，朋友们感觉尚可，于是又写了几篇较长的小说评论，以及若干篇文化评论。这些文章，都收到了这本薄薄的书中。
不过，被评论的对象无论是诗歌、散文还是小说，评论本身无非都是作者心灵活动的某种隐喻。评论什么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一种书写方式，一种思想存在的方式。如果说近一两年我的评论活动发生了什么变化的话，那只能说是书写习惯和角度有了一些调整，关注的视野有所拓宽而已。我愈来愈感到，身处中国社会将在他生命时段中发生巨大的结构性调整的时代的评论家，他关注的已不可能单纯是文学作品和文学爱好者。他无法不与眼下正在急剧演变的复杂的社会历史，和当前的文化实践发生更密切的关联。例如，革命文学遗产、大众文化及其传媒、女性主义写作、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现代性问题、民族的历史文化记忆、全球化及其回应，等等。也就是说，评论开始从文学层面，转移到了文化层面；评论家的社会身份，已很难用精英文化体现者的标准来指认，他同时也在大众文化领域内思想与活动。另外，通过中国现代文学、近代文学重新追溯历史的残垣，借助被历史删改、遮蔽的资料对历史做考古学的寻察，也已成为一项有价值的工作。我想，处在这个历史关口的评论家，不可能置身于上述文化语境之外。
当然，选择《雨中听枫》做书的题目，不排除凭吊历史的意味。其中，也有对我们这代人精神生活的反思。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短短的二十年间，可以说跨越了前革命时代、思想解放和市场经济三个时期。不同的历史勾画了人们不同的文化命运，一些人在悄悄地离场，另一些人在一次次未被宣布的“劫后”重组自己的思想生活。正像一代人会随着历史的消失而失踪一样，我们今天重读十年前、甚至仅仅是几年前写的文章，不免会发出诸如此类的怀疑和感慨：这是我们曾经经历的“历史”吗？它是真实地存在过的，或仅仅是一个虚构和想象？失踪的历史和一代人都是不能追回的，但是，通过这些虽不尽善尽美、却是当时心灵生活记录的文字，历史在被凭吊的感怀中再一次地“重现”。或者说，它被置于一个特殊的位置，对今天的生活而言将成为一种参照，一种批判，一种反思，也不排除成为一种立场和立足点的可能。也许，正因为我们的思想生活被建构在上述三个不同的历史之中，就使之包含着无以化解的矛盾，以及很难把握的言说上的困难。这对今天的评论工作来说，显然是一种无形的挑战。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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