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帮者，影视行当术语，意谓出现了漏洞。比如故事没编圆，情节前后矛盾；或者古人穿今天的衣服，画面上出现了不该有的东西，等等。总之，露了馅儿了，说明导演的水平比较低。
其实何止电影电视如此。近观大名鼎鼎的学者何新先生出版的一部名为《思考·新国家主义的经济观》的大作，其穿帮处之多，令人实难卒读；而穿帮的水平，又确有可圈可点之处。于是随手拈来一些，聊飨诸君。
或有以为不够严肃者。但试想，面对一部漏洞百出的电影，你觉得是与它的导演讨论电影艺术理论必要，还是直接指出他的穿帮更切实？
既然导演先生可以不严肃，把有那么多漏洞的电影给我们看，我们陪他笑笑又何妨？
何先生告诉我们：“当代经济学中并没有一言九鼎的权威”，“所有那些被追捧的包括被诺贝尔奖钦定的权威仍然只是一种伪权威。别让他们吓住。”
凭什么判断这些人都是“伪权威”呢？理由只有一个，因为“J·R·shackleton讲过一句名言：如果有五个经济学家坐在一起，就会有一打自相矛盾的不同意见”（见该书第３页）。
然而我们在感谢何先生好意提醒之余，却很想问一问：J·R·shackleton是不是“当代经济学中”“一言九鼎的权威”？不然，何以他一句“名言”就成了打倒一切权威的依据？
自称从黑格尔那里学会了“历史方法”和“辨证方法”（见该书138页）的何新先生，把竞争分为两种意义。他告诉我们：“竞争的进步力量和合理意义并非优胜劣汰、两极分化，而是以此机制展开资本间的竞争，迫使资本集团为了不破产而以巨大剩余转入生产力和技术投资。因此，资本主义确实由于激烈内部竞争而具有内在的不断进步的原动力，这就是市场经济的伟大意义。”（见该书170页。另外，该书对“自由市场经济”的优胜劣汰机制和难以避免的两极分化进行道德性讨伐几乎随处可见。）
简单说，即竞争是“进步”的、“合理的”，但竞争导致的“优胜劣汰”和“两极分化”却是不好的！
但任何粗通经济原理的人，不，哪怕不识字，只是在市场经济中“混”过的人都会问：如果失去了“优胜劣汰”和“两极分化”的实际压力，这样的伪竞争还会具有“迫使”人们提高技术投资的“进步力量”吗？
何先生对“自由主义经济原则”可谓深恶痛绝，因为，在何先生警觉的双眼中，“对西方来说，自由主义经济原则乃是一剂用来误导它国政策的迷魂药。”（该书481页）因此他大声质问道：“为什么美国人英国人如此不失时机地急于在中国改革开放刚刚打开大门之际，就立即派他们的经济学传教士，带着私有化和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来向中国人布道呢？”（该书54页）。何先生的答案是：因为“新自由主义理论是一种毒品”（该书56页），结论就是：“据我长期观察和思考，我认为，确实存在一个来自美国背景，而通过受其操纵影响的中国学者以及部分官员来鼓吹和施行，以系统化地摧垮中国国有经济为目标的阴谋计划（经济学者杨斌所谓软战争）”（该书71页），所以，“当前特别要警惕西方一些政客和术士向中国输入的自由主义经济意识形态。那正是旨在将中国导入动乱的谍中谍。”（该书36页）。
真是太可怕了，狼子野心，何其毒也！但我们却很难忘记，正是何先生自己刚才（该书43页）还告诉我们：“新自由主义在80年代曾对一些主要西方国家的政府决策产生了重大影响”。
看来，美国人、英国人为了欺骗中国人吃“毒品”，他们自己倒先吃了，世界上有这样的阴谋吗？
不过不必担心。中国拥有何新这样能“在某种意义上影响了高层决策”（这是借用与何新“对话”的所谓“记者”对何的评价，见该书193页）的人物，美国人、英国人的“阴谋”怎会得逞？
何先生告诉我们：“八十年代，他们（指美国人和英国人）将自由主义输入中国，是为了引骗中国人以此为蓝图搞垮中国的国有经济，造成失业问题引发社会动乱，最终使中国被分解成碎块后纳入美国霸权控制下的新全球体制。却殊不料自由主义的经济因素反而为改革前由于全面管死的极左政策，已陷入僵化状态的中国经济提供了强有力的激活因素，激发出一种新的巨大经济活力。坏事变成了好事。”（见该书74页）
可我们还是不太明白：
首先，这是否可以理解为：美国人、英国人原来“阴谋”用“毒品”害中国，而中国人（何新除外）也都是傻瓜，轻信上当，于是改革开放；可歪打正着，那“毒品”不仅没害了中国，“殊不料”倒救了中国！
其次，何先生所说使中国经济“陷入僵化状态”的“改革前”“全面管死的极左政策”不就是计划经济体制吗？为什么何先生从来不明言这一点，而是用“管死”、“极左政策”、“统制经济”（该书140页）等等名称取而代之？如此偷梁换柱，是否就是为了证明“我认为把计划体制当作一种过时的落后的体制，似乎只有自由市场体制比计划体制优越，这本身就是一种误导”（该书137页）？
最后，用一句“没有过去的计划经济，你没有资格搞现在的市场经济”（该书139页），就能反驳对计划经济的批判吗？
为了证明西方经济学关于市场配置资源的理论是“伪科学”，何先生告诉我们：“描述通过市场自动调节达到资源配置最优化的帕雷托模型，恰恰是一个生产者利润趋近于零的抽象模型，是根本没有实际意义的。”因此，“供需均衡市场模型（‘看不见的手’）的全部理论假设，把一个现实中并不可能存在而只具有抽象理想主义的模型，当作现实的工作目标。这正如一个建筑设计师把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作为抽象点、抽象线的抽象作为设计目标去进行追求，达不到这种目标就认为不能设计出理想的房屋，是同样地幼稚可笑。”（见该书89—91页）
但第一，按照这种逻辑，因为世界上从来不存在抽象的点和线，数学就是没有“实际意义”的“伪科学”了？
第二，按照这种逻辑，被何先生封为自己经济学“教父”（见该书179页）的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也是“抽象理想主义的模型”——因为大量的事实是价格只“趋近于”价值，而不是准确相等，岂非也是“根本没有实际意义的”？
第三，既然何先生认为帕雷托模型是“根本没有实际意义的”，“当作现实的工作目标”是“幼稚可笑”的，为什么他后面又主张：“在已经达到的平衡并非帕雷托最佳状态的情况下，国家可以通过直接或间接鼓励更好地利用社会上可以自由支配的全部资源，来获得帕雷托改善”（见该书136页）？
最后，建筑师想把自己的建筑搞成抽象的点和线，固然“幼稚可笑”；但因为不可能建筑出抽象的点和线，就否认欧几里得几何学是科学，就拒绝学习它，那就不是幼稚可笑，而是神经不正常了。
何新告诉我们：“帕雷托资源配置最优化假设，也就是‘看不见的手’，其最早的根源形成于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边沁的功利主义（功利的人也就是后来所谓‘经济人’）。”（见该书89页）
对此，何先生很不以为然：“在经济学上，我们现在必须提出怀疑的正是主流经济学关于主观价值和边际分析的基本公设。如果这个公设是荒谬的，那么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整个体系（既包括微观经济学，也包括与政策设计有关的凯恩斯宏观经济学，还有马歇尔的基数效用、帕雷托的序数效用以及什么无差异曲线、边际替代率一类数学游戏）正如托勒密体系一样不过是缺乏实际意义的假设而已！”（该书115页）
但看来何先生也是志大才疏，因为综观全书，他不仅从未证明“看不见的手”、“经济人”等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公设是荒谬的，相反，却不断地运用这些公设进行论证，最典型的就是关于列宁实施新经济政策正确性的论证。尽管何先生闪烁其辞地绕开了记者“你认为它（指关于经济人的假设）是否正确”的尖锐提问，但最后还是不得不承认：“但历史证明，革命激情一旦冷却，理性的利益抉择还是要占据上风。经济人最终会取代革命的人。”（该书292页）又说：“实际上，列宁在1921年已经意识到，不能用国家暴力的手段去组织经济和从事经济建设。组织经济应当运用经济利益的机制（这机制二字用得不妙，因为何先生在该书开篇就嘲笑这两个字与经济学风马牛不相及，见6页），应当运用物质利益的原则，也就是经济人的理性原则。”（以上见该书316页）
这前后之论，何先生不觉得自相矛盾吗？
何新先生蔑视目前所有的经济学（除了德国民族主义经济学家李斯特的学说），认为“经济学还远远不是一门真正的社会科学”，大概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经济学有一个共识性的定律：任何经济行为都必须付出成本，或曰，没有免费午餐。而何新力图创建的“新国家主义经济观（学？）”首先就要打破这“伪科学”的“可疑”的定律，即发现或创造免费午餐。
因此他提出：“国家干预只要是完善的，而且无须付出代价，就会胜过个人之间的自由交换。”（见该书136页）
当然，何先生不会认为代价和成本是两码事儿吧？
何新认为目前的主流经济学全是“伪科学”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它们都经不起逻辑学上的“证伪方法”的检验。比如，在批判以科斯、张五常等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关于私有产权制度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效率的观点时，何先生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但是，当他（指张五常）这样讲时，他却忘记了这个论点的反面在同一论据下成立：现在陷入高债务及金融灾难的那些国家包括南美、非洲、东南亚、东欧及俄罗斯，也都是把经济建立在私有企业制度之上。这就对这一铁律证了伪”。接着，何先生就告诉我们：“所谓证伪方法，即：举证一万只天鹅是白的，并不能证明所有天鹅都是白的这一命题成立。但只要发现一只天鹅是黑的，就足以对这一命题加以否定”。（以上见该书52页）
可令人担心的是，用这样的形式逻辑法则检验，不仅立足大数原则和统计基础上的经济学难以成立，而且似乎所有社会科学都是“伪科学”了。比如，若何先生“发现”了一个先天愚患者比猪还笨，是否就可以对“人是所有动物中大脑最发达的”这一公认的科学结论证伪呢？
更糟糕的是，用这样的证伪方法检验何先生自己的论述，恐怕其“伪”会不胜枚举。例如最典型的就是，何先生为证明“新国家主义经济观”关于“国家干预”“胜过个人之间的自由交换”，引用了不少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七十、八十年代西方加强国家干预的事例，却绝口不提二十世纪七十、八十年代之后，为解决国有经济低效率问题而风靡全世界的非国有化浪潮这一事实。
何先生最反感别人批判计划经济，他说：“科尔内说，短缺经济是计划经济的特征，是计划失调造成的。如果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短缺就可以消灭。这个观点其实是大错特错的。”
为什么大错特错呢？何先生论证说：“短缺是什么？短缺其实就是贫穷的同义语。单纯的市场经济能够消灭贫穷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重大问题。你要知道，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中国许多人之所以热情地拥护市场经济，就是因为他们以为自由市场经济可以消灭短缺，即消灭贫穷。但是请你看一看当今世界。亚、非、拉美，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都早已是自由市场经济（原文如此，尽管前面何先生曾一再强调，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什么自由市场经济）。在这些国家中，……是否消灭了短缺、贫穷呢，根本没有。”
结论就是：“所以，贫穷——短缺并不是计划体制本身造成的。这一点非常重要。”（以上见该书424—425页）
虽然我们很难理解何先生的高论，市场经济中“两极分化”造成的一部分人贫穷，怎么可以和计划经济中普遍的贫穷——即短缺成为同义语，因为个人的贫穷显然不等于整个社会的物质短缺；但我们敢肯定地说，“大错特错”的不是那些“热情地拥护市场经济”的人，而是何先生，因为二十年的事实证明，正是由于中国打破了计划经济，逐步走向了市场经济，才消灭了普遍的短缺或曰贫穷。如果相信何先生的论调，那今天恐怕贫穷的就不是少数竞争的失败者，而是所有人。
奇怪的是，反对计划经济与短缺相关的何先生却又承认“二十年前，中国经济是短缺经济”（见该书479页附录），反对市场经济可以解决短缺的何先生，却又承认中国八十年代被“自由市场经济误导”后出现了“生产过剩”，并自豪地宣称，“我的这篇东西（指何与矢吹晋的谈话录）是第一次指出中国经济中存在由于生产能力过剩而导致的经济危机。这是破天荒的。”（见该书202页）
但如何解决这生产过剩呢？何先生说：“有三种办法。一是消极的办法，即破坏自身的生产力”；“二是积极的办法，即开拓新市场，扩大市场容量，特别是拓展国际市场”；“三是搞垮竞争利润和市场的产业对手，从而保证实现对市场的垄断和持久控制”（见该书429页）
由此可以窥见，何新所谓“新国家主义经济观”，与德、日法西斯民族生存空间理论原来同出一辙（其实这从他对德、日依靠国家力量的经济崛起，甚至为希特勒开脱就已经很清楚了——见该书70、191、248、451页），即把市场全部理解为地盘或空间，而市场竞争则是一种零和博弈，即没有进步和升级，只有在有限的地盘或空间里的你死我活的斗争。或者用何先生另一句更精彩、更简洁、更典型的话说，就是：“美国近年的繁荣，得益于别国的倒霉。”（该书448页）
果真如此，恐怕人类或者依然停留在原始部落的时代，或者早已因为战争而灭亡了。事实上，人类解决何先生所谓生产过剩的主要的、根本的办法，恰恰不是你死我活的争地盘，而是竞争压力导致的技术与生产的进步，或曰结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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