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刊于1960年的《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是欧美最具影响力的左派理论杂志之一。它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编辑原则，那就是每一阶段只集中地、深入地探讨一个对现实左派政治具有重大影响的现实问题或理论问题。在每一个阶段性讨论结束之后，它往往都要利用自己掌握的沃索(Verso)出版社编辑出版一本带有长篇导论的文集，以总结或深化讨论。1994年，沃索同样编辑出版了论文集，不过，这次不是一本而是四本。令人多少有些意外的是，这套名为“图绘”(Mapping)的丛书的主题并不是《新左派评论》九十年代初以来所重点关注的“苏东共产主义的垮台”问题，而是二战后、特别是1968年后西欧左派政治的历史变迁。通过对西欧左派政党、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妇女运动这四个对理解“变化中的世界”具有关键意义的主题的“图绘”，《西方左派图绘》的主编之一、“图绘”丛书的策划者、《新左派评论》的灵魂、一直以革命乐观主义者的形象面对世人的佩里·安德森，得出了并不怎么乐观的结论。如果我们从安德森于2000年初在《新左派评论》上发表的、被某些正统左派抨击为悲观主义的“更新”(Renewals)一文出发来反观这一丛书的话，就会发现：它们，特别是其中的《西方左派图绘》已经以一种含蓄的方式宣布了曾经剧烈动摇了欧美资本主义根基的新左派运动的终结。
《新左派评论》这个刊名中的“新左派”是具有确定的历史含义的，它是欧美那些原本团结在各国共产党的周围，但因为苏共二十大和苏联武装干涉匈牙利革命而与斯大林主义、苏式革命道路决裂的左派知识分子的自我称谓。在1956～1968年这一段时间里，它还只是一种由不同流派构成的理论运动。而在1968年遍及欧美重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学生运动风暴中，它则迅速与各种各样的“新社会运动”融合在一起，变成了一种有理论、有独特的实践方式的政治运动。以佩里·安德森为核心的《新左派评论》杂志被认为是新左派运动的理论旗帜。在安德森看来，在西方，资本通过多层的默契结构对劳工所施加的灵活而强有力的领导权，代表了一种比社会主义运动在俄国所遭遇到的更加难以克服的障碍。为了对这种政治秩序作斗争，就必须作长期、艰苦的“阵地战”。1968年的学生运动是传统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终结的开端”，从这里诞生了学生运动、妇女运动、生态运动、和平运动这些具有国际主义性质的新的革命形式，正是它们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重新统一起来。在已经到来的革命高潮中，也只有它们能够为“超越资本主义民主过渡到社会主义民主”提供“具体可行的前景”。
在1973年后的两次能源危机的打击下，受到新社会运动沉重打击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更是摇摇欲坠。这极大地鼓舞了新左派的士气，他们沉浸在普遍的乐观情绪之中，坚信革命的决战时刻就要到来。但令人沮丧的是，1980年前后，右派卷土重来，撒切尔、里根先后上台，在经历了不长的辉煌之后，欧美左派政府要么下野、要么向右转。1968年的革命传统也迅即消耗殆尽——新社会运动很快就暴露了自己的不彻底性和软弱性。就在新左派舔舐自己的创伤之际，坏消息不断传来：拉美革命偃旗息鼓，“毛主义”的中国改革开放并取得了巨大成功，苏东共产主义政权全面崩溃?不仅革命的内因没有了，现在连革命的国际大环境也改变了。这是为什么？
痛定思痛，安德森开始了自己的图绘之路。借助于杰姆逊极具洞察力的远见卓识，安德森立刻发现，在判断1968年前后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的时候，自己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这不是资本主义崩溃的标志，而是资本主义进行新的结构转型的象征；我们迎来的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而是晚期资本主义更强大的生命力?有了这一个支点，安德森立刻恢复了他惯常的敏锐性，组织各国左派学者进行实证的个案研究，其结果就是后来的《西欧左派图绘》。透过这些完整的长时段描述和细致的微观分析，安德森其实要告诉人们的只是几个简单的判断：经济结构的转型从根本上侵蚀了传统左派政治的社会基础：由于左派对正在进入的后工业社会缺乏清醒而务实的认识，因循守旧，从而落在时代发展的后面，眼睁睁地看着已经没落的新自由主义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死灰复燃，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意识形态霸权；左派对全球化浪潮中的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性同样缺乏真实的理解，因此在国内政治斗争中一败再败，最终丧失自己曾经拥有的领导地位：生态运动和妇女运动不可能成为社会解放的道路，相反，它们只有在社会解放之后才可能获得真实的解决。一句话，新左派运动已经终结了。终结之后是什么？在某些欧美传统左派抨击安德森陷入了历史悲观主义的泥潭，《新左派评论》死了，甚至怀疑他倒向了布莱尔“新工党”新自由主义的地方，我们则认为，现在就下判断为时尚早。因为安德森说：尽管新左派死了，但左派依旧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革命传统——现在就给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命运做结论太早了，时间还长着呢?这也正是作为历史学家的安德森乐观但不盲目、现实而不消沉、能执掌欧美左派理论的旗帜长达四十年之久的原因所在。
综观《新左派评论》四十年来的政治问题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两点非常明确的方法论特征：在生产方式的结构变迁中发掘阶级结构和政治结构的变化的深层原因，并在具体的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情境中对政党、政局的现状、未来进行微观分析。这自然是作为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传人的安德森刻意引导和塑造出来的。《西方左派图绘》所选刊的八个个案研究都非常明确地体现了上述方法论特征。为什么在挪威社会民主党显示出了意想不到的政治恢复力的同时，瑞典社会民主党却丧失了领导权和前进的方向？丹麦反对“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背景是什么？在统一后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绿党的前景怎样？英国工党应当接受选举改革吗？什么力量把法国社会党从胜利驱赶到了灾难之中？意大利左派为什么没有能填补基督教民主党垮台之后形成的政治真空？《西方左派图绘》一书为西欧主要国家的左派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中叶所经历的各种政治磨难提供了一份全面的图绘资料。事过境迁，虽然它当年的有些预言已经被历史证明是不正确的，但它依旧为我们准确理解瑞典、挪威、丹麦、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左派的现状和未来，提供了一个不可替代的指南。我以为，它特别值得那些关注世界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命运的人仔细阅读，因为这里有的不仅仅是炽热的信念，更有冷静的分析、客观的评论、热烈的希望和现实的展望。
（《西方左派图绘》，佩里·安德森、帕屈克·卡米勒主编，张亮、吴勇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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