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死爱书心不厌，来生恐坠蠹鱼中”，陆游的这两句诗是形容古今爱书家的。自从发明了纸和印刷术，便有人将藏书作为一项事业或者一种终生不移的癖好，这样的人到底有多少？怕是统计不清的。中华书局出版的郑伟章著《文献家通考》，只是从长长的藏书家队伍中截取了最靠后的一段，自清以降，凡一千五百余人，队首钱谦益(1582—1664)，队尾邹咏春。钱谦益鼎鼎大名，《藏书纪事诗》说他：“绛云未逐劫灰红，江左图书日正中，一自新宫三日哭，闲繙贝叶唱宗风。”相比于钱，邹咏春就是寂寂无名了，虽是离现代最近的藏家，只知其为苏州人，“字号，生卒年，仕履均不详”。
对于为什么称这千五百人为“文献家”，而不是依旧例叫“藏书家”，郑伟章解释道：“拙稿之所以拟名《文献家通考》者，以其不仅纪藏书，且纪校书，勘书，刻书，辑书及书目，题识等，似应以‘文献家’概之为更贴切。”郑伟章特别欣赏藏书名著《藏书纪事诗》，引吴郁生语称赞之：“二百数十年间无人荟萃之创作，文字一日不灭，此书必永存天壤。”但又不满意叶昌炽此书的缺憾，发愿“补叶《诗》内容之不足，增叶《诗》所遗漏，续叶《诗》之后出者。”郑伟章为此，考证潜逸，数易其稿，费时二十年，奔走国内三十余家大型图书馆，检读千五百种线装古籍（其中仅巨部丛书即达二百二十种），始完成这部“集文献家之大成”的130万字的大著。版本目录学家顾廷龙临终前数月为此书题词“阐献征之潜德，述典籍之源流”，给了很高的评语。
由于自己对藏书印记的偏好，所以对郑伟章书中“详印记”的作法特别心存感激。郑伟章在“张师亮”条下说：“余每恨今之编书目者往往不录钤印，庸医也。”所以此书“凡是能查获到藏书印记的，见之必录。”关于钤印，李慈铭曾云：“书籍不可无印记，自须色、篆并臻妍妙，故选不调朱，收藏家争相矜尚，亦惜书之一事也。”又云：“颇喜用印记，每念此物流转无常，日后不知落谁手，雪泥鸿爪，少留因缘，亦使后世知我姓名。且寒士得此数卷，大非易事，今日留此记识，不特一时据为己有，即传之他人，亦或不即灭去，此亦结习难忘者也。”藏书印记既代表着一本书的所有权，又给后来的书主留下美妙的时空交错的遐想。纸白墨凝的线装古书上钤上一枚藏书印，确实有画龙点睛之妙，难怪日本人亦步亦趋地学我们。在一册日文版《日本藏书印考》中即有这样中国味十足的印文——“子孙换酒亦可”（市野迷庵），“今日家书乃天下书也”（山中共去）?，“惠念寺藏不许出门”?惠念寺?，“曾在松崎复家”（松崎慊堂）。
印痕累累，千叮万嘱，也改变不了“聚是缘，散是理”，身前身后，聚散两茫茫。“生前只恨聚无多”的收藏家，一旦撒手人间，“君子之泽，三世而斩”，藏书流向何方，真是无法料及的。只有到了近代，公立图书馆的勃兴，才使那些浪迹天涯的藏书安置了最后的也是最稳妥的归宿。郑伟章在《文献家通考》的“前言”列举己著的九大特点，第八特点即为“详文献散佚传递源流”。纵观前之藏书之命运，除了流亡海外，毁于兵燹水患的，劫后余存的藏书，无论它们在私人手中转来转去的传递多少圈，最终都将流入公立图书馆，化私藏为公藏。近代大藏书家傅增湘，至晚年终于明白“信知私家之守，不敌公库之藏矣”的道理，为防止“焉知今日矜为帐秘者，他日宁不委之覆瓿耶？”的悲剧发生，傅增湘决心将藏书及手校之书捐献公家。1947年7月将善本书籍373种，4300余册捐北平图书馆，将普通书捐四川大学图书馆。傅死后，其子傅忠谟秉承遗志，又于1950年将其父手校之书480种，3500册再捐北京图书馆。至1957年，傅忠谟将普通书一批售予中国书店，至此，“藏园群书”散之殆尽矣。这种散法算是很理想的，随着古典意义上的文献家藏书家的最后消亡，电子声像时代，为藏书聚散而犯愁的事恐怕也不会再有了。
《文献家通考》工程浩繁，以一人之力，难免有所遗漏。如“张江裁”条下，“生卒年仕履不详”。查资料可知：张江裁，字次溪，生1908年，卒1968年。于北京风俗掌故极有研究。张静庐《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乙编丁编中辑有张次溪辑《辛亥以来纪述北京历史风物书录》、《辛亥以来纪述中国戏剧（京剧）书录（附音乐书目）》，于今，都是极珍贵的文献资料。张次溪编的《人民首都的天桥》（1951年，修绠堂书店）在前几年的一场书刊拍卖会上竟以四百元高价拍出。《文献家通考》说张江裁“所藏古书三万余册，多北京史料之书，今其书已售归北师大图书馆，所藏民国初年及辛亥期刊为全国政协购去一千册，余为中国书店所选购。”巧的很，笔者曾于中国书店购得张竞生赠张次溪之港版《浮生漫谈》，所购《古今典籍聚散考》也是张次溪旧物，扉页钤“张江裁”印一枚，翻读此书，陈登原说“古今典籍聚散之由，而以各事分隶四厄，一曰政治，二曰兵燹，三曰藏弆，四曰人事。”天网恢恢，真是哪个藏书家也逃脱不掉的命运。
郑伟章在“鲁迅”条下说：“逝世后，旧居之书有被窃出者。周作人尝托由北图馆员整理中、日、外文三册书目，交来熏阁携南京、上海求售，为许广平辗转买下全部藏书。其书今均在鲁博。”但谁又能想得到，就在数年前，笔者一位书友竟于琉璃厂旧书店购得鲁迅藏书一册，书名《淮南旧注校理》（吴承仕著），扉页钤“鲁迅”小圆章一枚。查《鲁迅日记》，1925年10月28日记：“上午往中大讲，并收九月分薪水泉五。买《淮南旧注校理》一本，《经籍旧音辨证》一部二本，各八角四分。”再查《从鲁迅遗物认识鲁迅》——“在这以前，在北平的藏书，曾被人以受雨淋湿等理由，拿到西四牌楼旧书摊上去卖。爱逛书摊的赵万里先生得知后，将这几十种书全部买下，收藏起来，解放后又主动交给了鲁迅博物馆。”
百密一疏，此书漏了，连同赵万里的一部分藏书漏到了琉璃厂。鲁迅之书犹如此，他者何以堪﹖想通了“人终为灰土，书终以传世”的道理，就会明白为什么一位文献家比一位纯粹的藏书家更高明，更对人世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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