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这话在今天更令人信服，因为，今天的世界已经进入了知识经济的时代，知识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知识控制着经济，经济控制着社会，社会控制着个人，知识占据了宝塔的顶层。
人们开始向往知识阶层，知识分子的队伍越来越扩大。由于控制着经济社会的知识主要是实用知识，所以理工、农医、财经、法律类的技术知识分子得到社会更多的重视，而文史哲、艺术、宗教类的人文知识分子被实用主义的物性社会所轻视。
这两种知识分子被《是与在》一书的作者分别称之为“是者”和“在者”。因为，技术知识分子只对“什么是什么”感兴趣，任何事情要么“是”，要么“不是”，都有科学工具的尺度来衡量。“是者”的世界是一个测量计算的世界，是一个物性的效率世界，在这里，人们讲求实际，面对现实，注重理性，排斥任何浪漫的情感和幻想。所以，“是者”常常是现实社会中的成功者，表现为一批“男强人”和“女强人”。而人文知识分子作为“在者”，往往对测量和计算不感兴趣，只关注心灵的痛苦与快乐，所以，他们往往把握不住现实世界的“是”与“不是”，他们不善于利用工具理性，在物性的工作方面效率很低，所以，“在者”常常是现实世界的失败者，表现为一批脱离实际的男女弱者。
“是者”是强者，是生活进步的主要推动者。因为生活总是物质生活的进步，而精神生活无所谓进步与倒退。人类从山洞走进广厦；从原野走进城市；从木轮牛车发展到火车、汽车和飞机；从鸡毛信、烽火台发展到电报、电话；从木炭火墙发展到空调、冰箱……人类各种物质条件的改善早就是古人所无法想象的了。这些都是技术理性之“是”带来的进步，是“是者”推动的结果。所以，“是者”得到了物质社会的格外尊重。
可是，从古至今，人类的精神生活就没有进步吗？君不见，除了空调、冰箱以外，不是还有电影、电视吗？这相对于古代说书、唱戏，难道不是精神生活的一种进步吗？这种进步不正是由人文“在者”推动的吗？他们不该因此而得到同样的尊重吗？
当然，随着技术理性的进步，人类精神生活的物质条件也在提高，但是，这并不等于精神生活本身也在提高。物质品质的高低是可以测量计算的，牛拉的车每小时几公里，机器带动的车每小时几十公里，飞机则每小时几百公里。而精神品质却无法测量计算，但丁的《神曲》与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相比，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与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相比究竟孰高孰低？实在无法得到“是”性的判决。同样，在今天影视节目中的精神品质一定会比古代戏曲中的精神品质高吗？我们实在难以认同。尽管现代技术可以造成更好的视、听效果，但把这看成是精神生活本身的进步，实在是一种误会。这就好比说一个人换了一件衣服就会变得精神崇高了一样。所以我们不能说，随着精神生活的物质条件的提高，精神生活的品位就一定提高。在每个特定社会的特定历史阶段都会有人过着高品位的精神生活，也有人过着低品位的精神生活。人类从山洞走进广厦，墙上壁画的精神品位不一定比洞穴壁画的精神品位提高，反而可能由于装饰性的庸俗降低了品位。人类从原野走进都市，道德水准也不一定提高，反而可能由于都市生活的紧张和冷漠而大大降低了道德水准。所以，总体上来看，在整个人类生活的历史长河中，只有物质生活在不断地进步，而精神生活的变化，并不能简单地用进步或倒退衡量。
这样，那些精神生活的建设者——人文知识分子们，也就无法显示出自己知识的力量，因为他们并不一定比前人更高明，他们只是延续（继承或发扬）了人类精神传统。他们作为“在者”、作为通道，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在”，使人类精神传统继续“在”着，使人类社会中继续有精神生活在着。这就是人文“在者”对社会的作用。这种作用常常不被那些只重物质生活的人所重视，他们只重视技术“是者”，所以，在这样的社会里“在者”的地位总是低于“是者”。
然而，技术理性越是进步，人类就越是需要人文关怀。因为，技术理性只代表人智性方面，它不能满足人类心灵对情感、精神的需要，甚至，技术理性之“是”会排斥人文精神之“在”，因为，技术理性只有把精神变成量化的知识（信息）时，才予以承认，可是那样的“精神”也就不再成其为精神了。
精神首先是一种信仰，是一种至深情感的价值选择，它源于人类对自身的深层理解。早在人类刚刚从动物本能中提升出自己的远古时代，精神生活便已开始。在法国、西班牙和奥地利等地发现的数万年前的岩洞壁画和女性人体雕刻，表明了人类在物质生活极其低下的状态下，就有了很高级的精神生活，人们依赖这些精神生活战胜恐惧，自我理解和自我完善，这种精神生活决不是任何后来的科学认识活动所能取代的，因为科学只能从物性的角度去认识人类，心电图和脑电图决不能分析出人类灵魂深处的需要。技术理性只是一种物化的力量，它把心灵之“在”异化成心理学之“是”，把爱情异化为性欲、把虔诚异化为偏执、把激情异化为变态、把信仰异化为无知。这就是技术理性看待人文精神的方式，人文精神在技术理性那里成为无病呻吟的废物，是应被清除的垃圾。然而，人文精神真的是废物和垃圾吗？人没有信仰真的就能够获得自由吗？在技术“是者”看来，自由即是对必然的认识，只有获得了对必然的认识——知识，才能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而信仰则是对自由的限制，它恰恰是无知的表现。
不错！信仰总是在无知的领域存在，在“是”域之外“在”。而其实，“是”域是很小的，人类的知识领域比起无知的领域要小得多。在广阔的“在”域里，人们“在”着，却不知道什么“是”什么。人们不知道，两种灰色调和出来的“是”什么颜色，不知道介于两个音名（例如“1”和“2”）之间的声音是什么音，不知道√2和√3究竟“是”什么，甚至不知道在电子技术领域里常挂在嘴边的“电子”究竟“是”什么，像这样的无知，在基础科学的领域还大量存在，更何况在非科学领域了。
如果不深究，好像我们什么都知道，可一旦深究，我们连常识中最简单的事物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正如奥古斯丁所说的：“时间究竟是什么？没有人问我，我倒很清楚，有人问我，我想说明，便茫然不解了。”这样的无知“在”域，对人类来说，是无处不在的。
没有科学之“是”，人文不得不“在”；没有知识之“是”，精神不得不“在”。人类需要这样的人文精神，心灵需要信仰在无知的领域排除不确定性，尤其是在价值的领域里排除不确定性。因为在价值领域里，技术理性是无能为力的，任何科学实验和数学计算都无法证明一个价值判断的正确与否。譬如说：“宽容是一种美德。”我们能够用什么样的实验或计算来证明“宽容是一种美德”呢？没有这样的“是”性证明！一个年轻人犯错误，上帝都会原谅的。但是，对于一个穷凶极恶的杀人犯，我们也应该宽容吗？我们的宽容可能会导致他继续杀人，危害社会，当然也可能会导致他悔改，但我们能够做实验吗？
二十年前，西安军医大学的优秀大学生张华，舍身救一位老人，这个事迹在全国引起了讨论。如果按照技术理性之“是”的功利价值来计算，当然年轻大学生没有必要舍去自己的生命来救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因为，活着的他有可能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通过物性的功利计算，是不能计算出精神价值的。精神价值的确定是靠信仰来确定的。如果我们没有信仰，也就没有价值判断和选择能力，那么我们就很难有高尚的道德行为。
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是一个有信仰的社会，是一个既崇尚科技理性又崇尚人文精神的社会，是一个“是者”与“在者”亲密无间的社会。
（《是与在》，张志伟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11月版，14.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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