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歌》的创作成因，由王逸首倡、朱熹申论的民间祭歌说，千百年以来在学术界一直占据主流地位。上世纪三十年代，学术界弥漫着以“疑古派”为代表的实证主义与怀疑主义相结合的治学精神；而一批曾接受西方教育的学者则具备了跨文化、跨学科的知识背景，在这一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以闻一多、孙作云师徒为代表的楚郊祀歌说乃是《九歌》研究中的一大突破。我以为，楚郊祀歌说最大的贡献是发现了民间祭歌说与先秦祭典所遵循的严格有序的等级规则之间的矛盾，它以相关的两个判断动摇了民间祭歌说得以成立的基石：首先，东皇太一为楚国上帝；第二，先秦时期的宗教祭祀应该严格遵循等级规则，平民无缘祭祀楚国上帝。这就使民间祭歌说的合理性摇摇欲坠。就“破”这方面来说，闻一多、孙作云可以说是居功至伟。然而，就“立”——即构拟圆满的《九歌》阐释理论——这方面来看，闻氏师徒的缺陷更甚于民间祭歌说。由于闻氏师徒采用的方法是以后代祭祀礼制来拟测先秦时期楚国祭仪，而在论述过程中，过于追求形式的美感，要求这一祭仪秩序井然、组织严密，与后世记载符合如契，丝丝入扣，因此，不得不削足适履，将材料随意腾挪、修正、增删，表现出诗人气质的研究者的随意性，而这种随意性却是严谨的学术研究所不能允许的。但无论如何，闻氏师徒的成果是《九歌》研究史上的一座高峰。这以后的所谓“汉人创作”说，乃是疑古过勇的产物，很快即为历史所淘汰。自郐以下，无足论矣。
如果说闻氏师徒的最大贡献是发现了《九歌》与先秦祭典所规定的等级规则相矛盾的话，周勋初先生对《九歌》研究的最大贡献乃在于发现了或者说极端重视《九歌》这组祭歌与先秦祭祀所遵循的地域规则之间的矛盾。所谓祭祀的地域规则，即“祭不越望”：本地人只能祭祀本地神祇，没有特殊情况，绝不祭祀外地神祇。先秦祭仪中严格的等级规则有可能是汉代人的虚构，并不十分可靠，然而先秦祭仪中遵循地域规则却是由大量原始材料所证明了的。这项原则不仅见载于如“三礼”这样可能为汉人整理过的二等史料，更见载于——如周勋初先生所引述——《左传》、《国语》、《山海经》等一系列一等史料中；而且勋初先生用一连串的材料令人信服地证明了楚人严格遵循“祭不越望”这一原则。周勋初先生的这一发现，不仅使得民间祭歌说无以立足，也使得楚郊祀歌说有了难以解决的疑问。这些疑问包括楚人为何祀河伯？太一为何称东皇？《九歌》中为何有北方景物？等等。
应该说，这些疑问有的前人即已提出，但往往不加深思详虑，让它轻轻滑过。而在《九歌新考》一书里，我们看到了作者的心细如发以及碰到问题一追到底的执着。以对“河伯”的研究为例，楚人祀河伯，很多大师如郭沫若、游国恩都轻描淡写地提及楚境已达河岸，所以黄河亦可进行望祀。作者并不为其所动，以缜密的、步步为营的考证推翻了前人不加详虑的泛泛之谈，指出：楚人虽一度兵锋触及河岸，但在黄河流域从未站稳脚跟，继而以河伯传说、河伯祭祀的地域性特征指出楚人祀河伯具有重大疑点。在这一章中，作者所表现的那种超越前人的严密、周详的考据工夫，令人叹为观止。
如果说，对河伯的考证集中体现了作者思维中逻辑严谨这一面的话，对东皇太一神格的大胆拟测则更多地表现出作者联想之敏捷。太一为何称东皇，一直是困扰学术界的一大难题。作者首先追溯太一神之渊源，指出太一之初始身份为非人格化的宇宙本源，由道家所创造，经方士鼓吹转化而为人格神。作者以非凡的敏锐指出：使太一神化的一个关键性人物缪忌实为齐国人。其次，作者结合战国时期的历史、宗教背景，考察“东皇”之称的历史渊源。指出：与社会组织的变迁相应，上帝这一至上神的性质也一直发生着变化。从殷商时期具有至高无上权威的天帝到春秋以后区域性上帝的大量出现，一直到战国时期“东帝”、“西帝”帝号的诞生，世俗政治格局的变化影响着甚至决定着宗教界上帝之神的塑造。“东皇”称号的由来与齐国国君作为东帝的地位有密切关系。由此作者提出了一个出人意料之外却在情理之中的观点：东皇太一实为齐国至上神！
鉴于《九歌》所祀神祇来源于不同地区，作者另辟蹊径，提出了一种大胆的、崭新的理论。即认为屈原创作《九歌》，其题材来源不仅来自于楚国本土，更来自于全国各地。屈原至少可以通过出使他国、文献记载、宫廷乐舞三个途径了解异国的宗教神话，也就是说，屈原能够接触到异国神祇与神话。当然，这一结论笔者不完全同意。但是，对于先秦这一时段的学术研究来说，“证实”或者“证伪”往往是一个难以实现的企图。所以，先秦研究更多地成为学问知识、识见才气的竞逐场。在这一舞台上，能够一目了然地体现出研究者自身学识素养的高下。勋初先生在“东皇太一”以及其他研究中表现出的颖悟与才情，可以说是一流学者才可能具备的素质。
在此书中，类似这样能展现作者知识、才情、学力的地方比比皆是。如对两千多年以来《九歌》研究中各种异说的梳理，作者大刀阔斧地将其区分为“忠君爱国说”、“民间祭歌说”、“楚郊祀歌说”、“汉人创作说”四种体系，充分表现出作者驾驭复杂问题时所具有的概括能力；对先秦、秦汉时期宗教状况的描述，表现出作者跨学科的知识素养，征引文献材料的丰富，几乎难以超越；而在对楚郊祀歌说的批判中，表现出作者的深思与明辨；在对《九歌》各个神祇的地域、神格、神性的考察中，体现出作者透过纷繁现象直达真相的洞察力和判断力。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写作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民间文学主线论”占据统治地位的这个年代，能够毫不避讳地彻底否定“民间祭歌说”，表明一个正直学者的良知能够战胜政治性的偏见。
最后我想说一下，尽管《九歌新考》一书在学术界尚未得到与其质量相称的反响与评价，但它对我本人的影响却是任何一本学术著作都无法比拟的。正是在这本书的影响下，我写出了第一篇略具质量的论文，而书中利用宗教学、民俗学知识研究文学问题的角度与方法深深吸引了我，决定了我以后的治学方向，至今都没有改变。说这本书影响了我的一生，一点都不为过。我相信，会有更多的人被此书吸引、征服。
（《九歌新考》，收入《周勋初文集》第一卷，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9月版，1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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