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思想界展开的“科学”与“玄学”的论战，曾引起轩然大波，中国思想界的著名人物几乎都卷入到这场论战中去了。“玄学派”代表张君劢的《人生观》、“科学派”代表丁文江的《玄学与科学——评君劢的〈人生观〉》，已成为这场论战中的经典之作。几十年来，“科学与人文”的研究在西方已成为学术热门，江苏人民出版社新近推向市场的《我的人文观》（侯样祥主编）一书，邀约国内28位学者各陈己见，无疑是新世纪中国思想界的“科玄论战”。
“不懂技术的人对技术进步一般都不觉得恐慌”，是的，当人们在享受着高科技给人类带来的美妙感觉时，对科学家们更多的是心存敬畏之心。然而，科学界对美国“9·11”事件的反思表明，恐怖主义如果掌握了核武器、生物武器或化学武器，将会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恐慌。太阳微系统公司的首席科学家比尔·乔伊，2000年4月在《连线》杂志发表题为《为什么未来不需要我们》的文章，他危言耸听地预言，机器人技术、纳米技术和基因技术都将威胁人类。难怪有人撰文说：“在新世纪的关口，最粗俗的事情可能就是描绘未来的美好前景，而不肯从俗的声音就是对科技进步的批评，中等智力的人都能想象出克隆技术能弄出一个多好玩的世界，持疑义者就会批评克隆技术的危害，在一部分人鼓吹技术进步万岁之时，也肯定有部分人对技术进步表示忧虑。”（范遥等《2001：科技与梦想的界碑·为什么我们需要未来》，载《三联生活周刊》2001年第3、4期合刊）
确实，科学最大的悲哀莫过于被当成了人类的工具。在如今的社会语境中，科学似乎就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工具，于是，科学精神被说成是纯粹“工具”的精神，从而导致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对立与分离。近几年来，关于人文精神的争论曾引起学术界和读书界的广泛关注，《我的人文观》一书就集中体现了当代知识分子对人文精神这一心灵呼唤。
其实我们更应该呼唤正确的科学观。因为，人文精神失落的时代原因是由于科学精神的“工具”化。可见，探讨人文精神就不能回避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关系，就要探讨科学与人文如何才能得以协调发展。
《我的人文观》一书，邀请28位专家学者对“科学与人文”的话题予以讨论，是各路学者的一次精神笔会。无论是从作者的构成，还是从讨论的内容上来看，都全方位地揭示了科学与人文的内在联系。虽然由于各位作者的专业差异导致了讨论视角的差异，从而难以在讨论的内涵层面上取得共识，但我们至少可以发现，人文精神的复苏作为拯救科学异化问题的路径之一，并不能回答“什么是正确的科学观”这个问题。何祚庥在《我的科学观，我的人文观》中指出，人们批判或反对“科学主义”的理由之一，是“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从而发明了大规模的杀人的武器”，理由之二，是“由于科学的发展破坏了生态环境，消耗了物质资源”，而这些问题的解决，“仍然要靠科学技术的发展”，“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当然，其前提是具备了正确的科学观。
诚然，从中国学术史的发展来看，中国作为有着五千年文明的泱泱人文大国，并不缺乏人文传统，而是缺乏科学精神，缺乏人文与科学的融合。对此，林语堂在《人生的盛宴·文化的享受》中“学术”一节里早就指出：“所谓科学之著述，试一审其内容，则觉其内容不如外表之动人。实际上，中国并无所谓专门的科学，除了经籍训诂与历史考证。这其实不过为科学的一分支，它供埋头苦干者以研究园地。”同时，他又指出：
但中国老学究的精神是大可敬佩的。学究之最优秀者，具有欧洲科学家的精神，具有同样治学的毅力，献身学问不辞辛苦，然他们往往缺乏专门的科学方法，他们的著述缺乏西洋明晰的文体与确凿有力的理论。
可见，科学与人文并不是水火不容的，它们在精神上是同根同源的。只有二者的有机整合才能更好地促进人类学术事业的良性发展。
哲学博士孟建伟则从哲学层面上分析道：“科学精神本身就是一种人文精神，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人文精神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而两种狭隘的科学观（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和功利主义的科学观）和两种狭隘的人文观（西方人本主义的人文观和新儒家的人文观），是导致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分离和对立的重要根源。前者排除了科学的人文意义和人文价值，后者则把人文精神看作是一种与科学精神相对立的“文人精神”，或者说是“人文学科的精神”或“人文文化的精神”。而事实上，科学精神作为人文精神的组成部分，既有独立的内涵和价值，同时，它也具有一般人文精神的共性，那就是“以追求真、善、美等崇高的价值理想为核心，以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为终极目的。”
《我的人文观》分两篇，上篇共收文13篇，着重探讨科学与人文的共性。从文化精神的统一性和不可分割性的角度，宏观地探讨“我的人文观”，并对传统意义上的人文素质、人文修养、人文关怀和人文理想予以特别的关注。13位作者主要来自科学界、哲学界、史学界、文学界和宗教学界；下篇的15篇文章，则主要从书法、文学、史学、教育、文物等某一特定的人文知识角度或某一学术专题出发，微观地阐述“我的人文观”，15位作者将人文精神与某一人文学科联系在一起，有助于读者认识不同文化，特别是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及其精神的差异和多样性。
可见，编者对“人文”这一概念的理解是广义的，兼顾了不同学术派别对“人文”的理解。与上世纪的“科玄论战”相比，学者们的视角并未停留在科学与人文的差异性，全书的编撰以探讨“科学与人文如何协调发展”为宗旨，并抱定“世界是美好的！科学是美好的！人文是美好的！”（《写在前面的话》）这样的人文理念。28位学者的“会诊”对拯救科学和人文复兴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我的人文观》，侯样祥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9月版，27.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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