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四十年代，王造时、储安平等对国政的不上轨道，民主的遥遥无期颇多泣血之呼，痛心疾首之语。
除此纯知识分子对民主的吁求以外，军政界大佬、名人也有极具眼光者，于民主的重要性、迫切性说到点子上，而成万古不磨之论。
李烈钧先生1933年11月24日致蒋介石函，尝谓“南京设施鲜能适合团体，洽人民公意也。本党马上定天下，必欲于马上治之，天下人岂能尽戮？……斯时救济之法，仍以迅速解放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诸自由，使在法律、政治上受平等待遇，斯实为集智聚能安内攘外之根本要着。即国民党本身，亦不必迫之使离，强之使合，否则天下纷纷，何时定耶？”
五天后李烈钧先生在上海对报界发表公开谈话，仍重复强调这个意思，并进一步说“重视人民言论、与其应享之权利……使得自由组织政党、发抒智能……”如此，则中国未始无望，真正的“民国”，或可雄立于天地之间。惜乎专权者心胸狭隘，一意孤行，结果国事徒见治丝益棼、日暮途穷而已。
烈钧先生早年入同盟会，凡辛亥之役、二次革命、护国、护法，俱追随孙中山先生左右，屡建战功，深得中山信托倚重。每次他往谒孙先生，孙先生必起而迎之，以其读书极富、私德极佳，而谋国之忠、忧时之切，尤不负时代嘱托；是以获中山先生重视，而其言论与践行理想之功德也引致民众之爱戴与敬意。
《唐纵日记》的作者1949年去台湾，日记遗落大陆，1992年由公安部整理、群众出版社刊行问世。其中，也颇多有关民主宪政之通透认识。1941年1月20日记：“我昨天和布雷先生说，社会在动了，青年们的苦闷和怨望，在无数事实中显示出来。”1944年2月22日记：“各方有志青年，咸不满现状，抗战临结束，政府如勇敢接受人民不满之情绪而加以强烈之改革，则人心归于一统，而天下定，否则必有分裂而发生剧烈之变动。”1944年5月7日记国内民众情绪极不安，议论蜂起，是因为“一：生活困苦，烦恼充溢，二：风气日坏，贪污日多，政治弱点日益暴露。三：因委座之权力在形式上事务上日见集中，而在实质上?如对大员顾虑多而不能加以法律?日见降低”。
此类观察议论在其日记中数见之，可见当时中国，在民间与廊庙，对民主建设的认识，人心决非一片漆黑。孙中山先生对民主民权的追求与承诺，在他去世后作为一种精神遗产散落分布，其势也并不见弱，惜乎机缘一失再失，恶劣的偶然因素一再发作，多次错过极为可贵的历史黄金时期，国政国体大骚动大流血而元气丧尽，距健康安宁日远，民族生命几陷绝境，与世界文明潮流之趋向更形隔膜。后来读史者，搁笔长叹，又能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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