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学读书和教书时，每次进图书馆的书库，走过摆放李泽厚著作的书架，都会情不自禁地发一通感慨，因为他的著作总是被翻得最烂。我想能够赢得众多读者，尤其是能赢得年轻的大学生，恐怕是一位学者最快乐的事；而血气方刚的男性学者对于自己留给女生的印象，也会更加在乎。但是我们从学者们高头讲章的论文里，甚至在他们一般的讲演与学术自述里，都很难体会到这种快乐的感觉。因此《浮生论学——李泽厚陈明2001年对谈录》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段，就是李泽厚回忆他在某地讲演后的感动——还是抄他自己的话：“讲完散场，我也准备走下讲台，发现有四个女生一排站在那里不动，呆呆地看着我。我以为她们有什么问题要问，站在那不走。但等我在台上准备下台阶走向她们时，她们却一哄而散，就像突然醒来一样，一下子就走了。这使我印象太深了，我永远也不会知道她们是谁，她们也会完全忘记这件事，人生本是无，但美丽。”我想尽管李泽厚受到过人们或通过文章或通过语言无以计数的赞誉，但这一场景在他的心中以如此深刻的记忆长久、长久地存留，恐怕是把它当作此生从事学术研究最高奖赏的吧。
由此我们当可领会李泽厚在本书序言里称羡友人傅伟勋晚年“由学问人竟回到自然人”的意蕴，我们在《浮生论学》里看到的就是这样一个更接近于“自然人”的李泽厚。这里所谓“自然人”，当然不止缘于李泽厚在与陈明对谈时毫不隐讳地畅谈男女情爱，品评异性，更论及内心深处对表姐的多年暗恋；作为一位学者，李泽厚真正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他坦率地直言自己毕生的学术追求以及对自己学术地位的反省，同时还兼及对当下学术界诸多学派与名家的尖锐批评。李泽厚并不是一位圣人，《浮生论学》里的李泽厚更与圣人相去甚远。这是一个本真的，或者说是未经矫饰的李泽厚，一个性格中存在多个层面，连走路时也顾盼自雄、自视甚高所以常以狂生自嘲、又经常流露出一点自卑与惶惑的李泽厚；一位颇具个人魅力、却羞于追求女性的李泽厚，更是一位对学术有清醒自觉的李泽厚。
作为一位从事学术研究的晚辈，我的兴趣在于，李泽厚多次说他的性格趋于希望静悄悄地工作，但是一位富于激情的、二十多岁就名满天下的学者，晚年与他安身立命的国内主流学术界多少有些脱节，在这样的特殊情势下他是否感觉到落寞，他的心态是否平衡？在许多新进的青年学者们看来，现在的李泽厚仿佛已经是学术圈之外的一位看客，他多数时间身居海外，偶尔有新的论文发表，也基本上不在所谓的“核心期刊”；虽然各家出版社仍然很愿意出版他的著作，可多数时只是旧书新版，无非是加上一些未必得体的插图，用意是为了让价钱翻上几番……少年得志的李泽厚现在对自己在学术界的名声、影响是不是已经不在乎，境界高到对毁誉无动于衷了？虽然李泽厚自己尽力想显得如此从容老到，但是在陈明经常有点咄咄逼人的追问面前，他对自己的评价夹在对当代学人的评价之中渐渐吐露，而且他也会经常显得对学界排座次之类“江湖之事兴致盎然过分热心”，并且每每抱怨自己的重要学术思想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这都让人感到李泽厚的心其实还很年轻——正所谓“一事能狂便少年”，怕是比许多声称李泽厚已经“过时”的学者心态更为年轻——让人莞尔一笑。
李泽厚对中国当代学术思想发展的巨大贡献是任何人都无可替代的。他的那些著作，以及其中提出的那些核心范畴，如实用理性、乐感文化、巫史传统、人化自然等等；包括一些重要的命题，比如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提出的“救亡压倒启蒙”，乃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有关当时学界“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的现象的归纳，都被广泛引用阐释。至于他有关心理变成本体，历史构成理性，经验变成先验的人类学历史本体论，虽然出于种种原因，未必能为所有学者认同，但并不失其价值，而且很可能将会因在《浮生论学》这样一部更具可读性的书里再次阐发，进而启发后来的学者。无论如何，李泽厚都似乎应该感到欣慰，因为在近二十年里，他提出的那些学术观念确实一直是中国人文学术发展的重要动力，而且，至今他仍然有能力为学术发展提供新的思想资源。这样的历史作用，确实没有任何人能够与之相比；陈明称其是“我们学科里这五十年甚至这一百年来最重要的学者”，并非虚妄之语。然而我们仍然发现，像他这样的著名学者，在中国当代学术发展进程中越是起着关键作用，反而越容易对自己学术活动的影响、意义与价值感到不满足，因此，提及近年他的学术影响，提及后学对他的思想的阐发时，李泽厚不时会流露出一点委屈之情。
如果说《浮生论学》对于研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学术发展史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尤其是对李泽厚研究有什么特别的意义，那就在于它确实通过一个特殊的途径，揭开李泽厚内心可能从未向世人敞开过的一角，非常本真却又相当重要的一个角落，其中就包括上述委屈。既然这是一部坦露李泽厚真实心态的书，就难免会引发各种各样的争论。从学理的角度看，李泽厚有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文学术发展经历了美学热、文化热、国学热、西学热这四个阶段的归纳，早就引起了一些争议，而读过他在书里对这四阶段的总结，相信这样的争论不仅不会因此而平息，反而会愈演愈烈。由于李泽厚与国内学术思想界若即若离的特殊关系，在某些方面他的观点可以会有如隔岸观火而失之浮泛甚至偏颇，而在另一些方面，倒也可以避免“只缘身在庐山中”的智障，观察与分析近年里学术界、思想界的得失时，有更多洞见。学界同行读到这些文字，见仁见智自是在所不免。《浮生论学》更容易引起争议的部分，恐怕要数两位作者对诸多当代学者直率而坦诚的评价，他们的评说对象，涉及到那么多当代知名学者，包括目前国内集结在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新左派等各种学术旗帜下的人物，甚至还包括对享有盛誉的“国宝级大师”张岱年和“学术昆仑”钱钟书几乎不留情面的批评。臧否人物、尤其是对同行的公开评点，多数学者都会有所忌讳，俗云“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但是多数场合文人们即使内心深处十分不屑，面对同行时却往往深藏不露惟恐流出轻慢之意，文坛学界也就多有虚与委蛇之作，令人生厌。说真话才有价值，然而说真话也容易引起非议。初读《浮生论学》，也觉得不像是严肃的学术批评，但转而一想，既然这些确实是内心真实的想法，有理也罢无据也罢，公之于世又有何妨。
在这个意义上说，《浮生论学》真是一部既轻松又厚重的书。说到厚重，当然是指它的学术分量，说到轻松，则是因为李泽厚将学术与人生融为一体的治学方式与态度，使他和陈明的对谈多有横生的妙趣，在“抱个大枕头……穿个小裤衩”的“谈玄论学”中，不时流露出一些“人世真情”。究其原因，固然如同陈明所说，李泽厚是“属棉花的，越打越起来，再拱两下就起跳了”，但我们也不能不佩服陈明的惫赖，连哄带套将李泽厚那些本来几乎不可能见诸于世的情思生生拽将出来，使这部对谈有了严肃的学术论文无法替代的价值。假如对话体只是将学术论文切成一段段，中间穿插进一些可有可无的连缀语，那也就失去了它的意义，按照我的理解，对话体之所以有意义，正需要像《浮生论学》这样，直通人的心性。至于说“吃蛋的人都对下蛋的鸡有点好奇”，也是人之常情，既然李泽厚的著作以前有，现在仍然有那么多读者，《浮生论学》也就会有同样多的读者，我相信。
?（《浮生论学——李泽厚 陈明2001年对谈录》，华夏出版社2002年出版，2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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