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斋所藏的全套《观察》是动了一点脑筋得来的，如果像章回小说一样编一个回目，便是“黄恽妙计赚《观察》”。说起来，藏书家的每一册藏书都有一个故事，这些故事的综合就是那些自嘲为书呆子的人为什么会乐此不疲的“藏书的乐趣”。
前几年，文坛上一度大谈“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这个话题，有些人认为这是近代中国人就学西方产生的结果，也有一些人则引经据典说早在春秋时期就有了“自由主义”的萌芽。与此同时，有一位山西的青年学者谢泳把眼光聚焦到“一个人、一本杂志和一个大学”。所谓一个人就是储安平，一本杂志就是《观察》，一所大学就是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合大学。谢泳的文章在那几年经常占有着一些知识分子读物的版面。他的着眼点是那样集中，选择又是那样有代表性，他的文章敏感、聪敏、绵密、有力，虽然偶有对文言的误读，但他的观点确实抓住了像我这样的喜欢谈谈五六十年前的人们。自由主义这个话题到后来就不成为话题了，因为几乎赴欧美留学的人都被戴上了“自由主义”这顶“桂冠”，正因为如此，谢泳以“三个一”为研究文本的执着越发显得可贵。不久，我们开始了通信，自然是去信多而来信相对的少，但对于我，当时的一个工厂的工人来说，不能不说这是一次来自“同志”间的慰藉，我感到了温暖。从对方的信中，我了解到，谢泳并没有全套《观察》，他说：他花了六百元钱买到了“半套《观察》”。他就凭了这半套《观察》，开创了“《观察》研究”这个课题，把蛋糕做得很大，就像宋朝赵普自诩“半部《论语》治天下”一样，确实不凡。
此时，我产生了一个想法：得弄一套《观察》看看究竟，如果可能的话，也可以朝这方面努力。苏州向来就是出版业的兴盛区域，木版刻书有过极其辉煌的历史，只是到了近代，上海才大步跑在前面。日前看报纸报道，上海有个名叫瞿永发的藏书家，有一万册民国期刊，真是叹为观止。如果说近现代的上海是一个大书房的话，那么苏州就是一个后花园，老爷小姐，太太少爷在春秋佳日来到后花园赏赏园景，也会顺便带上几册书消遣消遣，因此近现代的苏州的旧书，虽然大抵来自上海，在数量上也还很可观。只是五十多年来烧了些，缴了些，卖了些，民间也就“多乎哉？不多也。”我到处打听了一阵，音讯全无，心中好不懊恼！记得藏书家孙从添在他的《藏书纪要》一书中说：“购求书籍是最难事，亦最美事，最韵事，最乐事。”后来一想，不妨去国营的古旧书店碰碰运气。国营一词有时是与衙门同义的，门也隐隐朝向南面，一个普通工人向例只能在门市上走走，取一种“人弃我取”主义，这样自然不会与《观察》有缘。正巧，家父在一个学校里担任一点职务，学校又开在宋代诗人范成大故居——石湖附近，似乎与石湖书院可以拉上一点关系，于是，家父受命收集一些有关范成大的资料，在学校里布置一个“范成大史料陈列馆”，他就开了介绍信去古旧书店要求协助，不久果然如愿以偿。我就想，既然如此，我也何妨“假公济私”一回？
于是，这个学校的“现代文学史料研究馆”也在莫须有中开始筹备，我开列了一大串我所知道的四十年代出版的文学期刊的书目，《观察》也像待选的秀女，挤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家父自然得串个主要角色，而我是幕后的导演。书目送上去不几天，就有消息来，急忙跑去一看：果见桌面上叠了几大叠发黄变脆的纸，原来就是“我的爱人”。唉，“蠹鱼之嗜，终不懈也！”
据说购书有“三术”，其三便是“心思欲巧”，这些整年整年躺在仓库里的“宝贝”，终于因为我的媒介，有了重见天日的幸运，阿门。
在这批书中，有《古今》、《文史》、《风雨谈》、《谈风》、《逸经》、《人间》、《天地》……可惜都不是全套，惟独《观察》首尾独完，一册不缺。欧阳修老夫子在其《伶官传序》开头慨叹说：“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在此，我也不禁要慨叹：书籍的聚合离散，虽曰天命，岂非人谋哉！如果我是个中世纪的人，应该为此祷告苍天，祭祀祖先的。
由于古旧书店面对的消费者是学校，自然在价格上祭起了锋利的“大砍刀”，这把“双刃刀”一方面削去了他们的库存，另一方面也在我的并不丰满“钱袋”上剜出一个大口子，我是喜忧参半离了书店门，家庭经济的“银根”在一段时间内收缩得很紧。到这时，早已没有了计赚成功的快乐。
随后，除了谋生的工作外，我的业余时间活在了那一大堆旧期刊里。《观察》当然是其中的重点，我希望能从中挖出点利润，来补足自己因爱好而造成的亏空。然而，越看越发现谢泳先生研究的全面和细致，《观察》这个宝藏几乎已被他挖掘净尽了，换句话说，差不多题无剩义了。这里可以补充一个小插曲：当我发现“胡适与《观察》”这个题目可写时，正好收到谢泳的一封来信，用的是一张废打印纸，信的背面恰巧是他的《胡适与〈观察〉》的一部分，文章之好是小子我望尘莫及的，除了打消计划外，请问你还能做什么呢？苦笑而已。不过，《观察》的研究也并非真的不能继续做下去了，如解放战争时期，《观察》上那些精彩的军事通讯，既有前瞻性，又有现实性，很值得研究军事的人们关注；另外，解放后，《观察》还出版过半年左右的时间，储安平在这个时期的思想演化至今未有令人信服的分析研究，不过这两项《观察》研究中的空白，不是像我这样的学无素养的人所能着手的。我只能在此对有志于此的后来者们提供一点讯息。
我写信把得到《观察》的事告知了谢泳，他来信颇有些艳羡的意味。因为在那时他虽然已经有了大部分《观察》的复印件，但《观察》解放后出版的那部分尚无缘寓目，因此要我把那部分《观察》借他一用。借书一痴，还书一痴。两位书痴痴对痴，就这样，不远千里，《观察》邮赴晋地。数月后，《观察》的影印本出版了，价格是六百元，这套影印的《观察》不知与我的《观察》有什么关联，我没有心思细问。值得在此提一下的是，《观察》影印本出版后，《观察》的研究照说该更加兴盛的，事实上却彻底沉寂了，真是个奇怪的现象。那时我所在的厂家，这座“穷庙”的“方丈”坚持要我下岗，我已无心于“观察”什么了。我需要维持一家的生计，而《观察》或许能换些钱。我一方面到处寻找《观察》的新主人，一方面写信把仳离的《观察》要回来。谢泳先生果然把《观察》完璧归赵，于是《观察》破镜重圆。
新主人尚未接洽稳妥，我的人生道路却意外的在转折中出现了曙光，《观察》也就继续留在了我的身边。后来，谢泳先生的视点从“一个人”、“一本杂志”转向“一所大学”，《观察》热刹那间冷落下来，各大报刊杂志上“此调不弹亦久矣”。
夜晚，独自在灯下摩挲《观察》这套得来不易的五十多年前的杂志，我的心里交织着对友谊和命运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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