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写外国书话在我看来其实是有很现成的榜样的，比如叶灵凤的《读书随笔》，陈原的《书林漫步》，董鼎山的《天下真小》和董桥的《乡愁的理念》等等。已故翻译家董乐山《译余废墨》的文章是写书话的路数，可惜他关于翻译的议论超过了介绍外国书籍，故而说是“译话”可能更恰当一点。冯亦代先生写美国书话最勤，结集的有一本干脆就叫《美国文艺书话》；可惜他老人家的文章也是动态和评论的成分多，书话的成分少。冯老关于纽约书讯的文章在国内影响大，后来的年轻人写域外书话时大抵沿着他的路数。但是年轻的作者们忽略了一点：书话不仅仅是动态和评论，它本身应当是一篇随笔式的散文。域外书话不仅仅是纽约书话。《纽约书评》和《纽约时报书评》外，尚有《伦敦书评》、《泰晤士报文学增刊》（TLS）和法国《读书》杂志等。单以美国论，几乎所有严肃报刊都有专版书评或动态报道。我是德语的文盲，但我相信书商云集的法兰克福一定也有关于书的专门报刊。国外的出版公司广告文本大抵是印刷精美，图文并茂的书评书话杂志，我每年春夏和秋冬都能收到美国各大学出版社的以刊代广告的文本。说句实话，其实比报刊书评读来奢侈，因为它们印刷讲究，所介绍的书都有彩页插图，叫人读起来像是读邮票图谱或者瓷器图谱。想想看，假如没有比亚兹莱的版画，叶灵凤的洋书话得逊色多少，就好像房龙的《论艺术》和《人类的故事》少了他自己的插图。好的书话应当把人带进书境中去，让读者与作者一起享受买书读书的乐趣，比如我读恺蒂的书话就像随他（或她）去了英伦一起逛旧书店。巴金在塞纳河边淘书的情景我是二十年前读的，至今还神往，这就是书话不同于动态的魅力。比如你买到德文本的《海涅诗集》，上面有“何其芳读”这样的前人手泽，你的感觉会怎样？然后再联想到何其芳书信中请巴金代购海涅诗集的史实，你不认为这是真正的书话吗？书话在英文里有个对应词叫BOOKCHAT，想来外国喜欢书的人也颇好此道，“吾道不孤”是也。在波士顿的旧书店里我看见过许多关于书的书，那大抵是讲西文书收藏的。国外新书店出售的新印制的藏书票可以证明书于读之外对许多人来讲另有乐趣；书话之所以有别于书评和动态，是因为它包含此类小摆设。
唐弢先生说好的书话应当包括一点议论，一些掌故，一点抒情。这就意味着书话不仅谈今天出版的书，可能有时重头戏在过去出版的书。根据乔伊斯的书信，《尤利西斯》1922年巴黎版有十本是寄往中国的。这一版一共只印了千册，编号本只有百册。1990年美国拍卖的价是5万美元。我从那时起就关心这十本《尤利西斯》的下落，是什么人从中国订购此书的？是传教士？这些书保存下来几本？在什么人手里？北京琉璃厂中国书籍博物馆陈列有十七世纪的外文书，西书之流入中国看样子要比我们想象的早。十九世纪外国人写的在国外出的关于中国的书籍在中国书店已经标了文物的价格。说明西文旧书日见珍贵。北京的各种冷摊上有时是能见到外文旧书的，想来如果淘西书的人把搜集西书的故事以书话的形式写出来给爱书的人“过瘾”，不也是对书话随笔的贡献吗？梅兰芳和黄佐临都是收集西文书的艺术家，可惜他们不写书话，见过他们那大本西文书的人只好望书遐想。海通百余年，单说各种英文字典就不知出了多少，光是商务印书馆百年间一家出的英汉字典就能陈列一个博物馆。我曾经读到曹聚仁对吴稚晖散文的高评价，真正读到吴的文字居然是三十年代初他为世界书局出的一本英汉两用词典的序。我手里有一本法国人RABOUIN用上海松江方言编的法汉词典，是十九世纪末在上海的传教机构出版的；书缺了下册，更给人留下遐想的余地：这样的书有多大范围的读者？编者在什么条件下工作？第二册在谁手里？我很佩服写《中国思想史》的葛兆光，他所征引的书有许多就是这样的绝版书；我能想象他搜集这些书时的苦和乐，也真想把多年搜集来的西文书以书话的形式介绍给好书的人。你见过阿尔巴尼亚文的《奥德赛》吗？俄文本的《堂吉诃德》？朝鲜文的《黑塞文集》？法文和英文的《古兰经》？我的朋友就有这个眼福。你要有兴趣，就听我一一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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