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辉
编选《董乐山文集》，使我有机会系统阅读董先生的全部作品：小说、诗歌、剧评、杂文、随笔、书评、论文、词典、译文……不同文体构成了他作为一个文人的创作全貌。我称他为“文人”，而不是一般而言的翻译家、作家，乃是觉得像他这样一个一生中涉猎广泛的人，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打破了文体的界限?这带来编选归类的困难?、甚至职业的界限，他在不同时期的不同文体，显露出了与众不同的才华。无论有意而为或者不得不为，在他那里，最终都成为学识的积累和思想的深化，成为对自己意志的磨炼。也就是说，不管处在何种状态何种环境，他最终都能找到一种寄寓思想和才华的方式。他坚定地走在漫长的精神之旅上，以知识与思想破解迷惘，以了解世界、了解历史的热望支撑信念。尽管他并非豁达爽快之人，也从不以阿Ｑ精神而自娱，但他绝对排斥委琐，反对碌碌无为。有这样的状态，他就不至于总是陷在怀才不遇、自怨自艾的情绪之中，而是能摆脱一时的委屈，一步步扎实地往前走去。可以说，他的生命从未停滞，从不苍白，最终以综合素质的积累，在翻译方面取得卓越成就，成为新一代翻译家的一个堪称典范的代表人物。
董乐山从青年时代起就对文学有着浓厚兴趣。他在大学的专业是学习英国文学，但较之研究，文学创作对他更有吸引力。四十年代他发表过数篇短篇小说。《飘逝》写那种常见的男女之间的“三角关系”，于戏剧性巧合中渲染出年轻人的哀怨，走那种常见的爱情小说的路子。《裁员》则与之形成鲜明对照，颇有讽刺、冷涩的韵味。面对裁员时不同科员的表现，小公务员身在上海大漩涡之中的委琐性格，官场的冷酷与人际的无聊与无奈，被作者入木三分地刻画出来。看得出，作者从俄罗斯文学中“小人物形象”的描写那里得到启发，同时，对上海现实生活有着敏锐观察和体验。他在《裁员》中表现出来的风格，在中断几十年后，又在“文革”后创作的《傅正业教授的颠倒世界》等小说中呈现出来。仍保持着一种对生活的敏感和对命运的嘲讽意味，只是显得更为老到辛辣，这自然得益于他当右派多年的磨砺体验，得益于他对奥威尔作品的熟稔。
当年在四十年代的上海，董乐山最为人称道的是他的“麦耶剧评”。他以“麦耶”笔名崭露头角时，还不到二十岁。初生牛犊，锐气十足，评点名家与明星，毫不心慈手软。然而，他绝非仅仅凭一股火气在那里闯荡天下，相反，他的剧评颇具创见，分析透彻而到位，笔锋犀利，读来如同行家里手的老到之作。正是这样的特点，使得“麦耶”一时成为上海影剧界风头出尽的人物。
描写秋瑾、徐锡麟的话剧《党人魂》作为历史剧，在麦耶看来并不成功：“所谓教育意义，决非化妆演讲，而是通过戏剧的发展影响观众的。《党人魂》自始至终，慷慨激烈的演讲太多，以至全剧演员无戏可演，观众无戏可看。”
曹禺改编的《家》，麦耶认为尽管作为剧本本身是“罕见的好剧本”，但由于曹禺在创作《北京人》之后，学习契诃夫而导致过多应用许多小事件和小细节，结果与吴天的改编本相比，曹禺的《家》舞台效果就不免显得沉闷。
唐若青名列上海话剧界“四大名旦”，麦耶并不否认她的演戏天才，她所扮演的繁漪、金子、陈白露，无不才华横溢。可是，他也毫不留情地批评唐若青的明星派和腐化恶习。他甚至用相当激烈而尖锐的言辞这样说：“我们承认唐若青过去的功勋与成绩，可是就目前而论，她不仅自己个人是在堕落中，而且，她对话剧界所留下的恶劣影响是罪不可恕的，必然地，她将为中国话剧的发展而毫无姑息地撇弃！”
年轻的董乐山便是以这样的批评风格出现在上海文化舞台上，这是他的精彩亮相。收在文集里的“麦耶剧评”尚不齐全，但在半个世纪过后，仅仅这些汇聚一起的剧评，也足以把老上海舞台的种种风情生动地展现出来，读它们，仍可以感到一股虎虎生气卷着文化余香扑面而来。细细品味它们，从中不难看出后来的董乐山文化性格的最初形态。
五十年代开始，董乐山一步一步远离了文学。最终，翻译成了他的职业，这实在是他不得已的选择。
不能成为一个小说家、艺术评论家，董乐山可能是引为终身遗憾。然而，这却是当代中国翻译界的万幸。他以稳健的步履向译坛走来。早年所接受的中西文化的熏陶，从事过小说写作和剧评的语言锤炼，对现实的敏锐观察和思想深度，诸如此类的综合修养，无形中奠定了他成为一代翻译大家的坚实基础。他注定要在这个领域大展身手，傲然而立。
在我看来，从性格素质的组合来讲，董乐山具有成为一个优秀翻译家的充分条件。一方面他才华超人，思路敏捷，精神一直处在活跃状态，显得生机勃勃，有时甚至给人以恃才傲物的印象。另一方面，他却耐得住寂寞，不爱交际，能够屏气凝神倘佯在枯燥、劳累的翻译之中自寻安慰和满足。卷帙浩繁的译著虽能说明这一点，但最令人感叹的则是《英汉美国翻译社会知识辞典》。这本辞典费时十多年，倾一人之力编撰而成，涉及美国社会生活知识的各个方面：书刊上常见的典故或典故性专名，如人名、地名、街名、商店名、商标名，而人名中又包括真人和小说、电影中的虚构人物；带有典故色彩的短语，但不见于一般词典；美国人在日常生活中很熟悉，但还算不上是成语的词语；一些英语新词层面。能够不急不躁地编撰出一本辞典，充分体现出董乐山严谨、扎实的学风和渊博的知识，而这，正是他之所以轻车熟路地走在翻译之路上的保证。我们可以从他撰写的大量“译余废墨”文章感受到这一点。
读董乐山的翻译，实在是一种享受。在他之前的翻译家中，我很欣赏巴金和萧乾的译文，觉得那是将“信达雅”结合得较为出色的译文。董乐山的翻译达到了同样的境界，而且更为中国化，但又不失英美著作应有的味道。这就难怪在他去世之后，一些翻译家呼吁应该好好总结董乐山的翻译经验，并把他誉为新一代翻译家的代表人物。
然而，董乐山对读者的冲击不只是限于在翻译的信达雅方面所达到的程度，更在于他把翻译的选择，作为履行一个知识分子历史责任的方式。岁月的磨砺，早早地让他变得成熟而深沉。他不是那种逆来顺受的弱者——虽然他许多年里一直是弱者，他也不是思想浅薄随遇而安的庸碌之辈。他知道智慧与知识对一个知识分子所具备的意义，他更知道如何在有限的空间里，放飞无限的思想和情感。他并不是随意地走在翻译的路上，漫不经心地顺手拿起一本书就动手翻译，仅仅把这作为打发时光消磨生命的一个过程。恰恰相反，他把翻译的选择，与对命运的感触、对历史的关照紧密联系在一起。他找到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他可以在里面自由呼吸。
1960年，已经身处逆境的董乐山，在图书馆无意中看到了《第三帝国的兴亡》的英文原著。作者对希特勒纳粹帝国形成与灭亡的全景式描述，以及在描述中的严谨历史态度和生动文笔，使董乐山马上意识到这是值得翻译过来向国人介绍的巨著。野蛮与文明的对峙，兽性对人性的蹂躏，诸多主题集中呈现在这一著作中，它可以帮助人们了解人类史上的黑暗。于是，他忘记了自己的带罪之身，当即向世界知识出版社推荐出版，随后他和李慎之、郑德芳等人开始了翻译，并由他三次通校全书。也许他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他的这一翻译选择，实际上是为自己后半生确定了一个最好选择。他所酿就的知识与思想的诗意，在告别文学之后，重又在翻译这个园地里漫溢开来。
可以说，当董乐山最初决定动手翻译《第三帝国的兴亡》时，这种翻译与人生的关系便开始形成。从那时起，一直到他生前最后出版几本译著《西方人文主义传统》《奥威尔文集》《苏格拉底的审判》，他所翻译的各种不同的史著、回忆录、小说、理论著作，与他的所有书评和杂文，构成了一个整体，将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当代中国所发挥的独特作用表现得美丽无比。他的思想在发出自己的声音，从而，他的文章和他的译著便具备了持久的生命力，而且不会因他去世而为人淡忘。相反，人们在阅读他的文集和译文集时，会时时听到他的声音，还是那么亲切，那么具有穿透人心的力量。
当人们倾听之时，坚毅、执着、慈祥的董乐山在美妙回声中微笑。
这便是一个编选者在完成工作之后的满足。
梅绍武
转眼间，乐山兄已辞世三年，近日捧读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一百四十余万字的《董乐山文集》，宛如又见到了老友，听到了他的话语，正如编者李辉同志在序言中所说，“他所翻译的各种不同的史著、回忆录、小说、理论著作，与他的所有书评和杂文，构成了一个整体，将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当代中国所发挥的独特作用表现得美丽无比。他的思想在发出自己的声音，因此，他的文章和他的译著便具备了持久的生命力，而且不会因他的去世而为人淡忘。相反，人们在阅读他的文集和译文集时，会时时听到他的声音，还是那么具有穿透人心的力量。”
确实如此。掩卷后，深感乐山兄不愧为一位卓越的作家、评论家、翻译家、词典编纂家和学者集于一身的大家，令人怀念不已。在当今这“七十多岁人满街跑，八十多岁人不算老”的时代，乐山兄却在七十五岁时去世，未免走得早了点。如果假以天年，相信他会为祖国的文化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这真是学术界的一大损失，令人不胜嗟叹惋惜。
我虽与乐山兄在社科院美国所同事多年，却没读过他的早期作品，这次方从《文集》第一卷中拜读了他的小说、诗作和剧评，才知他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就已开始创作，才华横溢，出手不凡。他的《飘逝》、《裁员》、《茶》和《奇梦记》等几篇小说，文笔隽永，诙谐幽默，对人物的刻画细致入微，饱含着对人生的哲理思考。说真的，他熟练地运用黑色幽默的手法，要比美国作家马尼格特早了几十年，无怪乎他晚年接连译了那位当代美国黑色幽默大师的《囚鸟》和《冠军早餐》两部杰作，大概是有志同道合之感吧。另外一篇题名为《傅正业教授的颠倒世界》的小说是他封笔三十年后于1980年创作的，手法一如既往，描绘的是当年知识分子的普遍窘迫生活的境况，荣获《文汇报》该年征文的一等奖，美国著名文艺刊物《巴黎评论》全文翻译了这篇讽喻小说并刊登了对他的访问记。遗憾的是乐山兄后来转入了翻译家与学者生涯，放弃了文学创作，否则的话，他真是堪与王蒙同志相媲美于文坛而决不逊色。
上一世纪四十年代，他二十岁上下就以麦耶为笔名写了许多剧评与影评文章，笔锋犀利，分析透彻，颇具创见，而且直言不讳，例如他当年看了杨绛先生的三部喜剧《称心如意》、《弄假成真》和《游戏人间》，一反当时的权威观点，认为杨绛喜剧中的主人公无一不是悲剧人物，坦言“我始终认为杨绛是一位悲剧作者”。他又独具慧眼，看出刚刚出道的孙道临和卫禹平是难得的演员，前途不可限量，而且也毫不留情地批评唐若青的明星派头和腐化恶习。他认为那出描写秋瑾的话剧《党人魂》并不成功，因为“自始至终，慷慨激烈的演讲太多，以致全剧演员无戏可演，观众无戏可看。”他还直言曹禺改编的《家》，舞台效果显得沉闷。
1982年，乐山兄在美国康奈尔大学作为美国卢斯基金会访问教授时，负责接待他的是爱德华·耿教授，一位专门研究中国抗战时期文学活动的学者，写过一部专著《不受欢迎的缪斯》，其中评述上海孤岛时期的戏剧活动时就引述了许多乐山兄当年所写的剧评。可以说，乐山兄那些剧评文章无疑是研究四十年代上海话剧活动不可缺少的重要史料。说实在的，他那种如实褒贬、不胡吹乱捧的评论笔法，至今仍值得剧评家影评家学习借鉴仿效。
《文集》第二卷分为译后漫笔、翻译甘苦和译余废墨三部分，收录了乐山兄所写的自己翻译的作品有关的文章，以及与翻译理论有关的文章和翻译心得的随笔。这些都是他从长期翻译实践中悟出的真知灼见。语言和翻译工作者阅读后会从中获益匪浅。
乐山兄1946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英国文学系，受教于莎士比亚专家王文显教授、欧洲戏剧专家姚克教授以及专授新闻写作的彭望荃教授等学者，英文基础打得扎实。解放后，他在新华社翻译部工作，参加重要新闻稿件的翻译与定稿，还编写了《新闻翻译手册》以培养刚参加工作的大学毕业生打好翻译基础，使新华社的新闻翻译一改以往佶屈聱牙、死译硬译的译风。我们如今熟知的一些词汇，诸如“导弹”、“穆斯林”、“超级市场”、“威慑”和“遏制”等，都是他参与制定的。《参考消息》的报头题字，也是经他再三斟酌选定鲁迅先生的手迹，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一直沿用至今，这是功不可没的。
乐山兄对翻译的要求极为严谨，举例来说，八十年代初，他、傅惟慈与我为三联书店合译牛津大学柏拉威尔教授五十万言的《马克思和世界文学》一书，乐山兄译其中最难的第十二章到结论，书中有些引用马克思的话，如果偷懒，摘录现成的《马恩全集》中译本就可以了，但乐山兄发现从俄文转译的中译本与英译本有许多出入，甚至有些错误之处。他坚持应按英文译，参照德文本核对，有问题的地方全注出来，跟马列编译局商榷。这里仅举一例，马克思提到“authorized”和“unauthorized”或“competent”或“imcompetent”?作者，《马恩全集》中文版第一卷中译为“特权的”和“无特权的”（或“够资格的”和“不够资格的”）作者，乐山兄认为应译为“授权的”和“未授权的”（或“胜任的”和“不胜任的”）作者才较为贴切。他还曾向当时任编译局局长的姜椿芳同志提出直接从德文重译《马恩全集》的建议以减少谬误，可惜这项工程好像至今也未完成。后来他译《苏格拉底的审判》和《基督最后的诱惑》两书，都是很难译的，没有深厚的哲学和宗教知识是无从动笔的，他不仅攻下了这个难题，而且发现现有的中译《圣经》半文半白，太嫌陈旧，且有许多错误。他在译序中呼吁宗教界人士组织人力根据《圣经》原文重译。
乐山兄译书一向不是随意性的，而是有针对性目的性的，注意启人心智。他与人合译并经他通校三遍的《第三帝国的兴亡》以及晚年亲自重译的斯诺的《西行漫记》，印数以数十万乃至百万册计，在国内知识界影响甚巨，脍炙人口。此外，他还译了《一九八四》、《奥威尔文集》、《中午的黑暗》、《西方人文主义传统》和《古典学》等一系列重要学术著作，使广大读者从世界、文化和历史的角度深刻理解并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人文精神，什么是政治极权等等，更甭提他费时十载精心编纂的那部《英汉美国社会知识词典》，收集了一般英美词典或百科全书查不到的美国文化社会典故知识、典故专名和短语、俚语等等，受到语言学界的好评，成为翻译工作者受益良多的必备工具书。
《文集》的三卷收录董乐山所写的杂文或社会随笔，题为“边缘人语”，以及书话和书评。第四卷收录他写的关于美国历史、社会、文化诸方面的史话和专论性文章，总名为“美国，啊，美国”，以及他1988年发表的研究论著《美国的罪与罚》。另外还有总名为“海外古今谈”的四十余篇各类读书随笔或漫谈。
乐山兄写的杂文和社会随笔，篇篇趣味盎然，并有独到见解，从不人云亦云。就以《作家何需称职》一文为例，文中写道：“作家原来是个极其受人尊敬的，具有独立人格的称呼，人称‘灵魂的工程师’，可是如今也争起职称来，同做官的一样讲级别待遇，真是可悲叹之至！难道莎士比亚、托尔斯泰、惠特曼、萧伯纳、鲁迅……在乎的是一个‘特级作家、高级作家、助理作家、见习作家’（仿新闻界‘特级记者、高级记者、助理记者、见习记者’四个职称）的职称，或者行政十七级、行政二十一级的待遇？”
他进而对“职称”这一称谓提出看法。“国内所谓‘职称’，其时应为‘学衔’。正如军队里有将、校、尉的军衔或军阶，又有军、师、团、营长等职称。在大学里对担任教学工作者按其学术造诣给予教授、讲师等学衔，而对于担任教育行政职务者另给予系主任、教研室主任等职称。这样把学术成就的称号同行政职务区别开来，对于促进学术气氛，尊重知识分子来说，原是一件好事。可是不知为什么缘故，在前几年高教界和科研界开始评定学衔时，却把它称为职称，这就与行政职务混淆起来。”乐山兄这一说法不无道理，不知今后评定职称是否会改为评定学衔？
乐山兄除在各类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有关美国社会文化的论文和文章之外，还单独校完了卷帙浩繁的《美国志》、《美国新闻史》等书，为光明日报出版社和社科出版社主编了一套美国丛书，使读者对美国社会文化能有全面正确的认识和了解，可以说为中国的美国学做了大量奠基性工作，他也从一名翻译家转变成为一名知名学者。
由于他在这方面的卓越成就，1994年与杨宪益、沙博理、赵萝蕤、李文俊同获“中美文学交流奖”，这在他确实是实至名归的。
乐山兄早在中学时就开始接触左翼思想和共产党人，思想进步。1940年，他曾是上海光华附中全校学生的二十一名学生代表之一，反对学校悬挂伪国旗并反对学校向汪伪政权“登记”，终于迫使校方未去“登记”，但他却因此被“勒令转学”（变相开除），并上了黑名单。解放后，1956年他在那场帮助党整风的号召下，提出了让干部稍有一定程度的择业自由的意见，1957年竟被打成“右派”，被送到唐山去“劳改”。1961年虽被改正，身份却仍属“摘帽右派”，受到歧视。他的党籍由此在他生前一直没被恢复。“文革”期间，批斗、抄家、非法关押，他更是无一幸免，1971年在河南明港的“五·七”干校，因搬运重物疲劳过度从拖拉机上摔下而使左臂折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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