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远山的“寓言小说”《通天塔》在完成十一年后终于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此前无数读者曾经在互联网上和盗版光碟里读过它。一本早已完成的书是否过时，取决于它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和故事讲得怎么样。作者说，它讲的是“一个疯子和一个傻子的故事”。不知新世纪的读者是否依然能从这样故事里得到阅读的乐趣乃至思考的乐趣。我们刊登李静对《通天塔》的评论和作者的自述，希望能够对读者有所帮助。
王城的国王灭了王村和施庄，在这片土地上建造通天塔。
王村的唯一幸存者是一个救世男孩——倪世遗。
施庄的唯一幸存者是一个绝世美女——施青青。
他们分别来到王城，差一点结了婚。
他逃离王城，在大西州遇上了梦中情人。
她留在王城，门外的求婚者排起了长队。
为了灭掉王城，她嫁给了仇人——老国王。
为了灭掉王国，他娶了仇人的女儿——成了新国王。
但他继承了仇人的梦想，执迷不悟地建造通天塔。
通天塔眼看就要建成了，无限向往的王城人都逃到了王村。
王城毁灭了，王村复兴了。
然而新老国王合力建造的通天塔，很快就倒塌了。
疯子问：人为什么要问为什么？
傻子说：一切真如都是假如。
一个认定整个人类已经疯狂、整个世界即将毁灭的人发疯了，他被送进疯人院。但他以为他不是被送进疯人院，而是将被宇宙飞船送往天国，向上帝报告人类的倒行逆施。当他隔着疯人院的栅栏看世界时，与正常人的看法正好相反：他认为不是自己在栅栏里，而是整个世界在栅栏里；不是他被关进了疯人院，而是整个世界被关进了疯人院。医生借口宇宙飞船发生了故障，在疯子不知情的情况下诱使疯子接受了精神分析治疗，于是疯子讲述了六个梦。众所周知，没有一个疯子会承认自己是疯子，因此医生为了不刺激他，不得不哄骗他：你的想法一点也不疯。于是疯子喜滋滋地大说疯话，当疯话差不多说完时，疯子已基本痊愈，疯子的想法已经接近正常人的想法。但医生对疯子的疯话越来越着迷，最后全盘接受了疯子的观点：不是他疯了，而是整个世界疯了。医生认为，疯子现在的痊愈，恰是真正疯狂的开始。于是医生对疯子大为不满，抢过话头，在第七个梦里按疯子的逻辑续完了整个故事。
李 静
人们称一部小说为“寓言小说”的时候，往往是在打比方的意义上使用“寓言”一词，意思是“这部小说充满象征，如同寓言”。但是我以为称张远山的《通天塔》为“寓言小说”时，打比方用的词不是“寓言”，而是“小说”，意思是“这部寓言充满故事，如同小说。”可以说《通天塔》是一部模样如同长篇小说的长篇寓言，也许这样概括它的文体比较确切。
不说它是长篇小说，因为它缺少长篇小说的“具体性”，而且一看就知道作者对塑造“人物形象”、编织“令人信以为真的故事”、刻画“画龙点睛的细节”这些长篇小说家必须苦心经营的事物缺少真正的兴趣。同时，《通天塔》的用意如此复杂，包含了作者对整个世界和人类灵魂的终极追问，早已超越“惩恶扬善”的简单道德范畴，以致于用“寓言”作《通天塔》的外套，似乎太小。另外，《通天塔》的素材很多，除了神话传说，还有《圣经》、佛经、诸子哲学、西方哲学、汉语言文字游戏，以及作者自身的想象……
所以我坚持认为《通天塔》是一部长篇寓言。小说的终点是形象，而寓言的终点是道理——如果思想和疑问都可以被列入“道理”范畴的话。《通天塔》虽然也以人物和故事支撑作品的结构，但是人物和故事本身不是作品的目的——在小说那里，故事和人物本身却是目的——《通天塔》的目的是思想和疑问，人物和故事在这里被很不人道地置于“传声筒”的工具地位。或许可以这样说：在寓言里，导演是道理，而人物和故事是道具；而在小说里，导演是人性的冲突，是故事和人物本身的情节情感逻辑，道理基本不必出席，即便偶尔出席，也只是小道具而已。显然，《通天塔》属于前者。
《通天塔》来源于作者对世界和人类生命的终极困惑。困惑迫切到一定程度，便无暇他顾而只能直言自身。这就是张远山为什么没有把《通天塔》写成小说的原因。小说要求作家创造一个精微逼真的世界，以此安置人类的一种“创世”和“造物”的愿望。但是在“创世”和“造物”之前，有人要问：“为什么要创世和造物？斯世何世？斯物何物？”也就是说，在行动之前，他要弄清楚“造物”和“创世”、或者“毁物”和“灭世”、或者“不造不毁”和“不创不灭”的意义和理由。因此，在创造和行动之前，还有一个疑问存在。表达这个疑问，便要用“小说之前”的那个文体。寓言也许就是这样的一个文体，但是已有的寓言似乎都是用来说明答案。而《通天塔》这部超长寓言，却是用来承载疑问。疑问，也许是寓言的源泉，也可能是这种古老文体得以新生的动力。
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张远山《通天塔》的文体不是小说，是寓言。
《通天塔》是一部彻底的作品。彻底的抽象性，彻底的结构和想象力，彻底的叙述方法，彻底的思想，甚至连标点符号都是彻底的——整部作品中王先生叙述的部分每句话、每个停顿后面都是句号结尾的，不该句号的时候也要句：“嗬。人心就是如此。一旦你得到了某种殊荣。无中生有颠倒黑白的恶意诽谤就会接踵而至。一件小小的衣服能拘束得了我吗。”只有疯子才这样使用标点符号呢。《通天塔》的叙述人就是一个疯子！只有疯子才有底气和勇气信口开河，根据自己脑中的念头和残存的知识，重新解释和预言世界的来源与去向。而在作者看来，因为整个人类才是真的疯了，那么这个疯子王先生不但不是疯子，还是人类惟一的清醒者，一个真正的先知。因此，叙述人王先生的语言便有着疯子的表面逻辑（假）和先知的内在逻辑（真），《通天塔》的叙事便获得了自由——疯子用什么样的语言方式都属正常，他可以好好地讲上一段故事，也可以长篇大论地直接说出抽象的念头和思想；因为是先知，所以不必模仿真正的疯子，不必让叙事从头到尾都前言不搭后语，脱离逻辑的缰索，而是让整部作品在“颠三倒四”之中形成一个精密的结构，毫不含糊地表达思想。所以在《通天塔》里看不到由于作家不知如何将疯子的叙述进行到底，而中途改弦更张或上气不接下气的窘况。相反，想象力在找到了合乎自身的表达方式之后，便一以贯之、一泻千里地挥洒出了一个廓大浑融、令人惊异的世界。
《通天塔》假想了一个“世界大同”的时代：汗族国王倪九十九统一了世界，成为权力无边的人间上帝，世上再无地区性的利益冲突，普通百姓再不需要四处征战，人类变得无所事事，茫然失措。我们都曾经想象过“大同世界”，想象那是一个随心所欲、国家消失、自由放任的时代。但在《通天塔》里，“世界大同”以后，整个人类却为一个更加无处不在的权力意志所支配，自由距离人类更加遥远——倪九十九统一了人类的语言，也统一了人类的步调，世界如同最高意志的试验场，人们一会儿要生育，一会儿要绝育，一会儿要伐木做床鱼水尽欢，一会儿要开赴沙漠刀兵相向，但总有一个“政策”是不变的——那就是纵欲永远被鼓励。作品没有交代最高元首为什么总是鼓励大家纵欲，但是原因我们自己也猜得出来：给你一件让你快活的事来不停地做，你就会不怎么想其他不快活的事了；而如果你一件快活事都没得做，所有的新仇旧恨就都会涌上心头，那时候所有人都不会有好果子吃。因此可以说，倪九十九以最小的成本维护了统一王国的政治稳定，但是这笔投资的最终收益是恶性的——人类变成了只知一味纵欲而丢弃了一切精神价值的畜生。人类如果堕落到畜生的份上可怎么办？我觉得《通天塔》实际上关心的是这个问题。
关于对绝对权力建立起来的“大同世界”的忧思，奥威尔在他著名的《一九八四》里也作过令人惊悚的描绘。他想象的结果是整个世界变成了一座大监狱，人们相互监视，生活倒退，思想被剥夺，真实被遮蔽，历史和现实的记录被反复篡改，监狱里挤满了人，没有人能逃过刑罚对灵魂的控制与改造。人们相互背叛，相互隔绝，但却永远都忠于最高元首“老大哥”——因为他是恐怖、奴役、酷刑和虐杀的根源。
《通天塔》的想象力和《一九八四》走着相反的方向。同是极权的大同世界，《一九八四》里的人物过着禁欲、隔离和组织化的单一生活，它的蓝本是“大清洗”时代的苏联；《通天塔》里的人们像上了发条的玩具，只想着追逐美女、醉生梦死这一件事，它的蓝本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两者貌似南辕北辙，实则殊途同归——都表达了对人类精神世界单一化、衰减化和丑陋化的忧虑。但是张远山在设置了“大同”语境之后，还想从哲学的高度探究“欲望”这个东西。在探究的过程中，他表现出一个东方人对人类无止境欲望的佛教式的厌恶与反抗。
在《楔子》部分有一个悖论。A、已经“疯狂”的王先生说人类因为背叛上帝而堕落，这表明王先生认为上帝是存在的；B、上帝既然存在，就该是一个绝对的力量，否则他就不是上帝；C、但是上帝却由于熏上了人间的邪气而“病了”，人类只有改邪归正，才能使上帝痊愈，上帝痊愈，人类才能得救。那么到底是人类救上帝，还是上帝救人类呢？如果人类不需要上帝的拯救，干吗还要修建企望通过它来面见上帝的通天塔？因此王先生的这段话包含着这样的信息：1、人类是疯狂的，人类已丧失了神圣、崇高和信仰，长此以往，此岸世界必将走向堕落和毁灭；2、神圣、崇高和信仰本身——彼岸的上帝也是脆弱的，无力抵御魔鬼和人类的疯狂；3、因此人类分两种：放纵欲望而自甘堕落的人类（如王城帝王倪九十九和他的臣民们），禁绝欲望而渴望得救的人类（如王先生）；4、自甘堕落的人类注定毁灭，但是渴望得救的人类也无法得救，因为病殃殃的上帝也是靠不住的——他还等着你来治病呢；5、所以人类的结局只能是毁灭。
在佛教看来，只有心无所住，摒弃执着，灵魂才能自由，而真自由即是佛。本质地说，佛爱众生，乃是出于慈悲，而实际的本心，却是厌弃尘世，因为尘世的一切皆是牵累，皆是罪恶的渊薮。因此也可以说佛的本心其实是背离生命的，只有背离生命，才能根绝罪恶；如不能根绝生命，那么就以禁绝欲望达致“六根清净”。在《通天塔》里，虽然王先生的目标还是拯救，是要以一己之身渡众生到一个完美的世界去，但其梦想后来不再是建成通天塔，以面见上帝赦免人类，而是悟到了上帝救不了人类，拯救人类的只有人类自身——“只要每个人的脚都不再践踏别人的自由。上帝的国就会降临。”这种对待欲望的决绝的否定态度，以及要给众生以助力的拯救意识，极多地来源于佛学，或许可以说，佛学成分和圣经精神融汇在一起，已很难分辨彼此。
怎样拯救呢？《尾声》里出现了王先生勾画的一个乌托邦：被欲望焚毁的旧人类彻底灭绝了，无私无欲的王母诞生出纯洁而孤单的新人类来，世界在他们的眼前展开，一轮真正的太阳（人类永恒而真实的精神价值）正缓缓升起。这是有希望的全新的世界，有希望的、全新的人类。
老实说，这个结尾我不大喜欢，虽然它的想象力十分惊人。因为：一，它有点背离王先生自己的思想逻辑，那就是爱众生、众生可以自救，但结尾显然表明：众生已被王先生和上帝所放弃，他们已经坏到了必须另起炉灶、重新“做”人的地步；二，我不喜欢这个情节背后隐含的那种思想，那就是人类必须彻底经过“纯化”，消灭疯狂的贪欲，才有存在的理由、价值与可能。邪恶其实并不在于人人都有贪欲，而在于只许少数人有贪欲。而且这些“少数人”的贪欲除了体现在物质的层面，还会必然地漾到精神的层面，那就是规范别人的思想。如果一个意在拯救众生的圣人也持有规范他人的念头，其结果很可能会与暴君相同。
我想说《通天塔》还有一个令人遗憾的地方，就是它缺少了一点童心。这里有的是深邃，有的是广博，有的是才华，有的是深沉忧思，有的是鬼斧神工的想象力，有的是通天彻地的思想力，但是却独不见沉湎于美丽梦幻的天真儿童，在面对可怖之世界时闪现出的不为所动的明亮笑容。而这种无畏、明亮而梦幻的童真笑容，却是伟大的艺术贡献给人类的最可珍贵的礼物，它与成熟深刻的智慧相交融，凝成苦难世界中一块悲悯、天真而动人的水晶。这童真的水晶才是真正身体力行的拯救，远胜过任何厚黑而单一的揭露。“缺少童心”是东方文化的特点，智慧深思熟虑到“过熟”的程度，便会遗忘童年——或许东方的童年本来就并不童真吧？但是文明的使命，即是创造一切未曾存在过的美好之物，对我们而言，“童心”或许就是其中的一种。
张远山
一、《通天塔》与九十年代：寓言还是预言？
“众声喧哗的九十年代”被公认为对“后新时期”的中国现实和文化状态的一个确切品词。“喧哗”两字都有一个口旁，因而九十年代是一个只顾说嘴的年代。九十年代既与“乱说乱动”的八十年代不同，也与“不许乱说乱动”的七十年代之前不同。简而言之，九十年代可以乱说。但九十年代是不严肃的，比七十年代以前还要不严肃。整个九十年代，中国人没一点正经——这就是九十年代数最没正经的王朔和王小波风头最劲的原因，尽管这两个没正经的人本质上完全不同：一个是没正经的小丑，一个是没正经的大师。所谓“众声喧哗”，其实是关于九十年代的一种极不可靠的“说法”，是被全体国人心照不宣地接受的一种自欺欺人的“说法”。这种不可靠和自欺欺人的“说法”似乎在暗示，所有的声音即“众声”，都有了自由传播的机会。实际情况当然决非如此。
对于中国的九十年代开始于什么，至今众声喧哗。但对我个人而言，九十年代开始于我的长篇小说《通天塔》。这当然只是我个人的观点。没人知道，这部创作于1990年，预言了九十年代中国现实的《通天塔》，在整个九十年代没有机会得到出版。直到十一年之后，当中国人借着人为设定（因而也颇有自欺欺人之嫌）的时间单元交替的助力，并在一系列近乎凑趣地齐来助兴的好运降临之后，我的《通天塔》才获得了姗姗来迟的出版机会。然而此时此刻，《通天塔》的出版却似乎是很不合时宜了。
其不合时宜，在我的朋友李静那里得到了证实。李静认为《通天塔》的“蓝本”是九十年代的中国现实，仿佛《通天塔》写作于九十年代终结之时，这可能是《通天塔》晚了十一年出版最容易导致的一个错觉。不少人认为，《通天塔》是关于九十年代中国的一个寓言。这大致是不错的，或者说虽不中亦不远。因为，即便创作于九十年代之后，《通天塔》照样可以是关于九十年代中国的“寓言”，但却不可能是关于九十年代中国的“预言”。然而事实却是，《通天塔》创作于九十年代刚刚开始之时，它确实是关于九十年代中国的寓言，但更是关于九十年代中国乃至九十年代之后中国的预言。因此，认为九十年代中国乃至九十年代之后的中国，是以《通天塔》为“蓝本”而展开的，无疑更为确切。但我不是要为自己赢得“预言家”的荣誉，我想说的仅仅是，我无时或忘地衷心期望这一“寓言”或“蓝本”对“九十年代之后的中国”不再具有概括力。事后的寓言是回溯的，而事先的寓言则是向未来展开的。自九十年代开始以来，我的与日俱增的痛苦是，这样的现实还要向“未来”展开到何时才能终止？《通天塔》作为预言何时才能失效？
1990年，当我想象着生不如死的“未来”而写作《通天塔》时，我多么希望九十年代乃至以后的中国现实，不要被我不幸而言中，那样我将把《通天塔》像噩梦一样挥挥手忘掉，与全体国人一起“团结一致向前看”。然而不幸的是，现实像噩梦一样在那里，而且阴魂不散地挥之不去，因此《通天塔》这个“现实的蓝本”，恐怕暂时还有存在的价值。
二、作为“反乌托邦”小说的《通天塔》
我在1990年写作《通天塔》时，根本没听说过“反乌托邦”小说，更没有接触过著名的“反乌托邦”三部曲：扎米亚京的《我们》、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倒是读过柏拉图的《理想国》、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和埃蒂耶纳·卡贝的《伊加利亚旅行记》等“乌托邦”哲学著作。直到六七年后，我才读到了这些“反乌托邦”小说，并且意识到《通天塔》这部不同于传统小说的特殊小说可以归入“反乌托邦”小说。当然这是事后追认的，写作之时并没有明确的意识。
必须承认，我读过的“反乌托邦”小说没有一部是我喜欢的。从艺术角度来看，我认为那些“反乌托邦”小说基本上是不成功的，没有一部称得上伟大。“反乌托邦”小说由于其特殊性质，固然可以有一些并非“反乌托邦”的其他伟大小说不具备的特点，正如侦探小说、武侠小说也可以有一些自身特点，但衡量小说伟大与否的标准，不会因为侦探、武侠或反乌托邦而有所改变。也许直到现在，“反乌托邦”小说依然是小说家族中一个数量极其有限的品种，因此它不可能很快就出现真正伟大的作品。迄今为止最伟大的反乌托邦小说《一九八四》被认为“只是瞬间的伟大，它的伟大力量只作用于我们，作用于现在，这一代人，这十年，或者只有今年，也许它注定要成为时间的抵押品。”（马克·舒勒，见《西风吹书读哪页—〈纽约时报书评〉100年精选》）而我们期望的不是仅仅“瞬间伟大”，而是反乌托邦小说经典。
因此，我不希望《通天塔》仅仅被视为“九十年代中国的预言”。我认为好的反乌托邦小说必须超越时间和空间，反乌托邦不应该仅仅是政治预言，而更应该是哲学寓言。一部好的乌托邦小说不能仅仅满足于讽刺（甚至更等而下之地影射）某种体制，而应该成为对一种普遍的人类精神疾患的诊断和救赎。乌托邦情结不应仅仅被视为某个时代个别哲学家或某个国度个别政治家的个体性精神畸变，而必须视为存在于每个人人性深处的一种普遍病原，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一个独裁者的狂热意志能够左右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无法理解个人的迷狂如何可能诱发群体的迷狂；更无法对未来的危险保持足够的警惕，反而会因为现代乌托邦运动已经基本终结而大大地松一口气，误以为乌托邦病菌再也不会骚扰人类社会。哲学之父苏格拉底认为哲学家应该成为刺激日趋麻木和怠堕的城邦之马不断前进的牛虻，我认为伟大的反乌托邦小说应该成为预防“乌托邦天花”的牛痘，深深地种入每一代人、每一个人的心田。
三、乌托邦著作与反乌托邦著作的必然形式
颇堪玩味的是，所有的“乌托邦”著作都采用了哲学著作的形式，而所有的“反乌托邦”著作都采用了小说的形式。即便“反乌托邦”著作的作者是哲学家，“反乌托邦”著作依然采用小说形式。我不能确切地解释这是为什么，但我愿意试着探索一下。
小说和乌托邦的共同特点是虚构，小说家与乌托邦哲学家的共同特点是都认为人性和人类社会不够美好。但两者在这仅有的相同点或交叉点之后立刻分道扬镳：小说家热爱生活、热爱人类，而乌托邦哲学家厌恶生活、厌恶人类。小说家眼中的真实生活，既有假恶丑，更有真善美；而乌托邦哲学家眼中的真实生活，没有真善美，只有假恶丑。因此小说家虚构的只是故事，反映的却是生活的本质真实；而乌托邦哲学家虚构的却是完全不真实的生活，并用这种完全不真实的生活来反对真实的生活。
所有的乌托邦哲学家都试图展望一种史无前例的人类生活。为了让民众相信，这种史无前例的崭新生活不仅美好到值得向往，而且还是可能的，“乌托邦”的作者必须给出论证，而论证正是哲学著作的基本功能。可惜的是，所有的乌托邦哲学家在论证乌托邦的可能性乃至必然性时，都把规划这种美好生活和理想社会当作了论证的主要部分，甚至是全部，即用规划来代替论证：
如果我规划得不错，看上去很美，那么它就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
——论证完毕。
不难想象，像上帝那样规划设计一种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不仅可能而且必然的、尽善尽美的社会的全部细节，一定让乌托邦哲学家非常过瘾。厌世的乌托邦哲学家们都有一种非常彻底的精神洁癖——在我看来是非常严重的精神畸变。病态的乌托邦哲学家视健康正常的人性为污浊，视自然合理的欲求为道德上的恶。所有的乌托邦哲学家都是狂热的道学家，他们“讨厌庸人气息，赞美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革命风暴”（顾准）。一切狂热的道学家，都是真的敌人、美的敌人、人性的敌人、自由的敌人、快乐的敌人、幸福的敌人，更是永恒道德的敌人。乌托邦哲学家不仅以上帝自居，甚至认定自己比上帝还要伟大，因为在他看来，上帝“规划设计”的整个世界很不理想，必须推倒重来。宗教家所说的“最后审判”，毕竟不在现世，而在未来，并且由上帝主持；但乌托邦哲学家却要由他来主持对全体同类的“最后审判”。宗教家毕竟还承认有少数“义人”，但乌托邦哲学家眼里没有义人，只有驯服的罪人和不驯服的罪人两类，不驯服的罪人固然要被坚决迅速地清洗掉，驯服的罪人也必须被“彻底改造”为“新人”。除了加尔文等极少数例外，大部分宗教家的道德热忱虽然高于普通人，但其道德要求还没有变态狂热到乌托邦哲学家的程度。因此宗教家一般都能对具有诸多人性弱点的人类具有同情心和慈悲心，但乌托邦哲学家则无一例外地具有冷酷无情的铁石心肠。
自开天辟地以来，大地上还从未出现过尽善尽美的理想社会——这不仅是乌托邦哲学家承认的，而且正是他竭力强调的。但乌托邦哲学家却自欺欺人地宣布，虽然尽善尽美的理想社会从未存在于过去，但却可以在他的规划设计下出现于未来，而且是不久的未来，甚至就在明天。只要全体人类从今天开始都服从他的意志，按他规划的那样去做，那么天堂就在眼前。
因此，厌恶生活和敌视人类的乌托邦哲学家只能用干巴巴的抽象观念来写他的枯燥著作。而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的哲学家反对乌托邦的最有力武器，就是生活的真实和人性的真实，这种真实不是简单而抽象的真实，而是丰富而具体的真实，这就决定了反乌托邦著作必定要采用比理论阐述更生动形象的小说形式，用艺术真实来揭示原本未尽完善的人类生活被乌托邦的狂想和痴念戕害到了何等悲惨的境地。
简而言之，既然反映真实人性和真实生活的小说立基于大地，而反对真实人性和真实生活的乌托邦著作否定大地，那么反对“反对真实人性和真实生活”的反乌托邦小说就不得不再次回到真实的大地。小说客观反映自然，乌托邦著作主观规划应然，并且视主观的应然为必然，而反乌托邦小说揭示乌托邦式的应然决非必然，而是一种灾难深重的想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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