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东部时间1月13日晚，布什总统“由于吞下了一块饼干导致短暂的心率放缓而昏倒”，据报道，饼干事件在布什的“左颧骨上产生了一块50美分硬币大小的擦伤，下嘴唇也有一处挫伤”，此事令2002年初以全球化沉闷为特色的新闻媒体激动不已。在我的阅读范围内，最出色的后续报道，当属一位英国记者就此次“袭击了合众国神经中枢”事件而采写的调查性新闻。在不厌其烦地采访了不少小卖部店主和商界人士后，他得到了一个结论：“如果在吞咽之前适当咀嚼，饼干并无致命危险。”
亚历山大·罗斯在2002年首期《政策评论》撰文认为，“政客之所以成为人们取笑的对象，是因为我们清楚他们并不比我们好，在很多时候，他们比我们更坏。我们至少还关心自己的事业，以诚实劳动养家；而他们，干吗投身于政治的漩涡？因为权力？名誉？金钱？名望？”
在民主制度的发祥地英国，取笑政客的传统源远流长。政坛愈是风云动荡，外界的起哄声就愈大。十八世纪的英国出现了闹哄哄的“下院”，当保守党和辉格党形成两大不同的阵营后，政治小册子和报纸的发行变得异常迅猛（《格列佛游记》作者斯威夫特，就是其中以刻薄著称的一门保守党大炮），伦敦咖啡屋之间及党派之间的仇恨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
当我们将目光投向典型的十八世纪漫画时，即使在我们今天这样一个粗野的时代，人们也会感到愕然：当年的艺术家们，居然会毫无顾忌地描绘那些重要的政治家在大便、撒尿，被开膛剖胸。例如，在一幅题为“偶像崇拜”的漫画中，领导辉格党政府的英国第一位首相罗伯特·沃尔浦尔爵士，跨骑在政府的大门上，有人正在舔他的光屁股。相比之下，如今在国际媒介中风行的加里·特鲁多Doonesbury漫画就像一锅清汤寡水。后世漫画家显然已经将注意力从排泄系统转向对人物形象和个性的夸张描写上面。
尽管幽默在时代进程中兴衰不定，但英国取笑和揶揄政客的兴趣却始终不减。伦敦泰特美术馆最近展出了十八世纪漫画家詹姆斯·盖雷的讽刺画，它的广告辞是：“并不是只有现在的政客才可笑。”而在酷爱讽刺艺术的英国电视节目《半斤八两》中，撒切尔夫人政府中的前教育部长和内政大臣肯尼思·贝克，被描写成一个不断流汗、不停嘀咕的鼻涕虫（不过，贝克本人却以此为荣：他喜欢引起别人的注意。他还收藏自己的政治漫画）。
美国政治笑话显然受到了英国传统的影响。
在一个白宫老笑话中，椭圆形办公室的六位主人在泰坦尼克号上进退维谷。福特说，“不，不！我们怎么办？”老布什下令，“救生艇！救生艇！”里根醒来说，“哼哈？啥？救生艇？”卡特显得绅士十足：“请女士先走！”尼克松发牢骚了，“快把女士们搞定。”顺理成章的，克林顿精神为之一振，“我们还有多少时间？”一般情况下，政治笑话的共同特点是它们都将焦点投向政客个性和他们的怪癖，极少对体制的合法性发起挑战。在有关肯尼迪的笑话中，极大多数都提到了他在女士身上骨碌碌转的眼珠子，他臃肿的身材，鲜有对马萨诸塞州的福利体系和政府的合法性提出质疑的。
一个关于中东某国总统的笑话说，总统即将访问某国，请私人秘书为他起草了一份5分钟的演讲稿，他拿着它排练了好几个星期，临近出国还没搞定。“我不懂，”他告诉秘书。“我要的是5分钟的讲稿，可我没有一次可以在20分钟内把它念完。”秘书回答：“阁下，我给了你四份讲稿，一个是正本，其它三个是复印件。”
即使有些笑话涉及体制问题，但基本上只是蜻蜓点水式的。有一个段子提到法国某地议员前往美国访问。美国人向法国人吹嘘他们的议会制度如何先进，运行如何顺畅。但法国人说：“你只说你们的制度是如何运行的，可我只想知道它们在理论上是如何运行的。”
一般认为，现代政治笑话源于十九世纪中叶欧洲犹太复国运动。在被社会排除在外的犹太人中，产生了一种以反讽手法揭露政治精英、上流社会和官僚主义宠臣伪善、虚伪、愚蠢为类型的民间传说。这类笑话非常适合被改编。比如，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大行其道的柏林、维也纳左派沙龙中，《犹太笑话集》就相当流行。即使在所谓苏联笑话的黄金时代，犹太笑话似乎仍能稍胜一筹。
苏联笑话，集亚美尼亚妙语和格鲁吉亚酒令之大成，堪称政治笑话的最高形式。笑话在那里产生，一转眼就会越过国界，在其它国家产生新的版本。
在一个经典的苏联笑话中，一个秘密警察问另一个，“那么，你怎么看待组织？”他的同事瞧了瞧四周后回道，“同志，我的看法跟你一样。”于是，前面那位秘密警察宣布，“你被逮捕了。我得履行我的职责。”乔治敦大学的退休教授Ｌ．Ｅ．阿奎拉曾在《政治笑话》（CAN Foundation 1989）一书中回忆：“多年以后我在另一个国家也听到了同样的笑话，只不过在那儿它是以交头接耳的方式传播的。”
某些类型政治笑话的谱系可一直上溯到古老的年代。有一个流行甚广的关于官僚政治之愚蠢和险恶的笑话，其原型甚至是由十世纪的阿拉伯人发明的。阿拉伯原版说的是那里的骆驼纷纷出逃，因为一项白痴新法律强迫它们与骡子交配。到了1920年代和1930年代，它被改编成一个讽刺俄国帝制的犹太笑话。再后来，它被再次改编成苏联笑话，叙述了一群兔子试图在苏波边界越境申请政治避难。兔子们哭诉，“组织已经下令逮捕全国所有的骆驼了！”“可你们不是骆驼，”波兰边防军回答。“那好，请给我们去说说，让组织相信这一点，”兔子们说。
笑话具有极强的生命力。中东某国一名反政府激进分子在2001年又提供了上面这个笑话的最新版本：中央情报局、英国情报六处和某国情报组织各派一名特工去采购骆驼。中央情报局的特工在一周内完成了任务。英国情报六处特工稍后也带回了一匹骆驼。几个月后，某国特工带了一匹驴子回去。在上司质疑的目光下，这名特工不断鞭打驴子，叫喊道，“说你是骆驼！说你是骆驼！”
政体不同也相对限制了某些笑话在不同国家的流行。例外的是有一个著名的邮票笑话，说的是有人向邮局投诉，“新发行的尼克松头像邮票在信封上粘不住。”邮局职员告诉他，“你很可能吐错口水了，看看是不是吐在正面了？”这个笑话就被安放在许多国家的首脑身上。
笑话的产生，有赖于言者和听者共有的知识背景。在关于“弥天大谎”——不管是关于乌托邦、自由还是胜利的谎言——的共识下，产生了极为重要的一类笑话。下面的这一个就是典型。一辆满载政客的巴士在乡间的小路上行驶，不幸遇难。一位老农夫正好在场，他在地上挖了个洞把政客们埋葬了。数天之后，当地行政长官看到了毁坏的巴士，他向农夫询问哪些政客的去向。老农夫说他把他们给埋了。长官问，“他们都死了？”农夫回道，“不错。其中也有几个人说他们还活着，可你知道政客是多么善于说谎。”
另有一个笑话说到了斯大林、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乘坐专列旅行，火车突然在震颤中停了下来。斯大林下令，“修好它！”工程师鼓捣了半天，火车无法启动。斯大林便又下令，“把他们枪毙了！”所有的工程师都被枪决了，但火车仍固执地拒绝运行。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下令，“给每个人平反昭雪！”工程师们被平反了，但火车还是留在原地。赫鲁晓夫下台了。“拉上窗帘，”勃列日涅夫下令，“假装我们在前进！”
正如阿拉伯现代思想家默罕默德·阿奎德指出的那样，“笑是一种对比，产生于……你眼前的状态和你想象的状态”（或者与被告知应该是的状态）之间的对立关系中。“2加2等于4吗？”“我不知道，今天的《真理报》是怎么说的？”
温斯顿是奥威尔《1984》中的人物，奥威尔这样描写他进行“思想锻炼”也就是接受说教的过程：“……训练自己不去看到或者了解与此矛盾的说法。这可不容易。这需要极大的推理和临时拼凑的能力。例如，‘2加2等于5’这句话提出的算术问题超过他的智力水平。这也需要一种脑力体操的本领，能够一方面对逻辑进行最微妙的运用，接着又马上忘掉最明显的逻辑错误。”如果在理想和现实之间不存在难以逾越的矛盾，就不会有这一类型政治笑话存在的土壤。
在前苏联时期，有一类笑话写手可称为半官方幽默作家，在一定的框架内活动，他们是中世纪宫廷小丑的现代对等物，后者在恩主的供养下允许制造一些荤笑话，但仅止于此。关键在于你得知道界线在哪里。因不慎逾矩而导致牢狱之灾的事例并不鲜见。另一类是官方幽默作家，他们具有更大的影响力。报刊杂志需要给人们提供一些“机智的”漫画、小幽默和讽刺诗，依靠的便是他们。
这一时期中，在一些边缘出版物上也偶然出现过赫鲁晓夫的漫画，不过，漫画家所使用的夸张手法是用于将他的个子画得更高、体型更健美一些。
在对政治笑话的分析中，乔治·奥威尔1945年的散文《好玩，但不庸俗》，被认为是其中最深刻的。他指出了“每个笑话都是一次微型的革命”，并敏锐地将幽默定义为“名流一屁股坐在一枚铁钉上”，“任何损害名流，让权贵带着伤口跌下座位的东西，都是好玩的。”不过，奥威尔的理论并不能很好地解释另一种类型，即独裁制度下的政治笑话。那些过度援引奥威尔思想的人，有时会忘了，奥威尔在此处说的是英国幽默自十八世纪顶峰时期后的衰落。无独有偶，梅尔·布鲁克斯最近在谈及他以前的电影和现在的百老汇音乐剧《生产者》时，仍然解释说：“如果你嘲笑（独裁者），用笑话来打击他们——他们就不会得逞。你得指出他们有多疯狂。”与此相仿，安德鲁·斯特达福德为在“国家评论网站”撰写的一篇文章中，也认为“幽默是一种非常有力的武器”。
然而，独裁／极权体制是否真的就是一个笑柄？1930年代，英国人曾取笑希特勒滑稽的小胡子和躁狂的手势，但这是否就令成千上万的德国人相信他是一个“疯子”了呢？历史事实将一再表明，政治笑话只不过提供了某种舒缓情绪的媒介，令人们更能忍耐罢了。独裁政治笑话并不是微型的革命，它们只是应急的止痛片。
战前，除非已经愚蠢到了极点，没有人会在公众场合谈论反希特勒或不爱国的笑话。到处都是盖世太保的耳目，大部分揶揄纳粹的笑话都没有达到令非犹德国人招致性命之忧的程度。战争期间，公开谈论反纳粹的笑话将可能导致死刑判决——尽管并不是一定的——就像种族玷污、骗婚、在灯火管制期间盗窃财物等一样。
另有一个独裁政治笑话说的是两国元首见面，双方用开玩笑的方式开场，为的是给随后“亲切友好的谈话”搞点气氛。A总理问B总理：“B先生，你有没有业余爱好？”“当然有，”B总理回答，“我搜集一些关于我的笑话。你呢？”“我搜集那些搜集关于我的笑话的人。”的确，按照罗马历史学家苏埃托尼乌斯的说法，罗马帝国第一代皇帝奥古斯都·凯撒（凯撒已经成为独裁者的同义词），虽然喜欢下流、猥亵的小幽默，但仍禁止“针对皇帝的”笑话。
在1972年的回忆录中，左翼魏玛喜剧演员维纳·芬克谈到，在希特勒时代早期，盖世太保偶而会来到他的卡巴莱夜总会，记下一些什么，然后面无表情地离去。在1930年代中期短暂的集中营服役后，芬克的卡巴莱夜总会被允许重新开张。宣传部门有时会给他一些警告。后来，由于戈培尔下令限定政治笑话的尺度，夜总会最后只好关门。作为惩罚，芬克被开除出演员公会，在纳粹国防军中担任无线电操作员。
许多德国笑话都涉及到了大胖子戈林和畸足、矮小的戈培尔之间的巨大反差。戈林笑话总的来说显得比较温和，集中反映了他的肥胖和他对勋章、肩章和军服的狂热收藏。以下是典型的一则：戈林的副官紧急通知他，空军司令部发生了爆炸，作为空军总司令的戈林回答，“快！把我的海军将军服拿来。”另一则说的是，在新婚之夜，她妻子醒来发觉戈林正在挥舞他的司令棒。“你正干啥？”她问。“我提升衬裤做长裤。”维克托·克莱默勒在著名的《我作证，1933-1941：纳粹岁月日记》（Random House，1999）中只记录了一则笑话“战争何时结束”，就提到了戈林。在一战时，对这个个问题的回答是“等到长官吃的东西和士兵一样的时候”；而在二战中，回答是“等到戈林可以穿戈培尔的裤子”。
至于戈培尔，这位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关于他的笑话主要调侃的是他的残疾、身高和肤色。纳粹党内觊觎其高位者大有人在，他们乐于传播这样一些笑话。这表明，甚至当有些笑话表面看是反体制的时候，它们也经常是体制内争权夺利的产物。事实上，大多数真正的反纳粹笑话是在战后杜撰的，或是之前由犹太人创制并在国外传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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