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是“生活在人类共同体中的人们在处理公共事务时基于各种不同的价值理念和利益目标而进行的争取权利或影响权力分配的活动”。权力是“行为主体根据一定的利益需要和价值理念，通过必要的途径对行为客体施加影响、进行干预、实行控制甚至予以改造的能力或功能”。这就是《士权与君权》对核心概念的界定。权力与政治密不可分。政治虽然有其道义属性，但可以说，权力属性才是其本质属性，权力是政治的核心要素。取得权力是从事政治的第一步。在中国古代的政治运作中，不论权力强弱，也不论权力掌握在谁的手里，君权始终居于核心地位，起着统摄作用，而士权及其他政治力量则是对君权的一种制衡与补充。本书从士权与君权的维度来把握中国古代政治的变局，考察先秦至六朝的政治关系及其变化；以历史的动态分析的方法，具体审视君权与士权在不同时期的各种特殊表现，如士人和君主在政治活动中的不同角色、理念和作用，不同历史时期政治权力的基本结构和运作方式，政治变局和权力制衡的动态轨迹和基本动因，等等，着意于士权的历史作用及其与君权的互动关系；还对中国古代专制政治的实质进行了学理性分析。综观全书，主旨在于揭示中国古代政治权力的运作规则：权力限制与政治制衡。
所谓“士权”，指的是具有一定文化知识基础的古代士人，依据一定的政治需要和政治理念，对现实政治施加影响，并协调、处理和制衡与君权之间关系的能力或功能。基于此，作者认定古代士阶层在政治生活中具有三种基本特性：普遍具有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往往通过文化的创建和诠释来确立对政治生活的价值追求；大多以社会道义价值的承担者自居，对社会政治生活进行理性的评价和批判。与之相应，在士权与君权的相互关系上，表现出三个特点：其一，士人通过参与政治管理来实现对君权制衡的功能；其二，士人通过思想的建构，从文化影响方面实现对君权制衡的功能；其三，士人通过社会批判和舆论评议来实现对君权制衡的功能。这三个方面的功能分别可称为行政功能、思想功能、批判功能，也可以称为士阶层的行政权力、思想权力、批判权力。这是古代士权的具体体现，由此相应产生的对君权的制衡作用分别是行政制衡、思想制衡、批判制衡。
当然，在不同的时代，士权的三种功能是有着不同的形态与层次的，其实现的程度也各不相同。如，先秦时代，士权的批判功能得到充分实现，那是一个“批评的时代”；西汉时期，士权的思想功能通过“形而上的恐怖”和对经典的诠释而得以最大限度的发挥，等等。
以西汉为例，我们来看一看作者对士权运作的透视。在经历了秦朝的政治迫害和文化排挤之后，士阶层的精神理念和存在价值濒临毁灭，在文化与政治两方面均无法施展所学，他们因而普遍怀有强烈的怨恨、愤慨，即司马迁所说的“积怨而发愤”。因此，在秦汉易代之际，士人从动荡、鼎革之中突然发现了希望的曙光，并找到了进行自我定位的现实坐标。西汉初的士人，迫切希望在新政权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入世之心极其强烈，因此对政治表现出非常的主动性，自觉、积极地投入新政权的运作中。他们的政治心态与先秦士人已有很大不同，对现实政治自发地产生了认同感，把自己看成现实政治的一部分，全心全意地致力于君主集权和政治稳定。叔孙通是一个典型，他不遗余力地为“尊君卑臣”而制礼仪。与此同时，道义精神在士人身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陆贾、贾谊都强调士人的守持道义、勇于直谏。贾谊甚至提出了天下非一家之有的思想。不过，汉家制度的政治本质是“儒表法里”，一切措施都是为了建立君主专制政体，纯儒的主张是没有多大市场的，于是，以“曲学以阿世”的公孙弘为代表，“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的士人风云际会。察举制度虽然为广大士人提供了仕进的机会，但也使得士人们将学术利禄化，堕入功利主义的泥淖。为了名与利，公卿大夫谄谀取容，士人与士权对君权应有的制衡作用并未得以实现。正是在这样的情境下，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士人，以独特的方式探寻并开拓士权与君权、道义与专制的制衡途径——利用文化权力，通过“天人感应”这种形而上的恐怖对君主施加压力；并利用对经典?《春秋》?的引述权、解释权，获得立论的真理性权威。因此，以儒家经典为内核的西汉经学，已经构成一种社会政治运作系统。士权由此得到一定的张扬。
作者认为，士权与君权的关系，始终处于悖论式的矛盾之中：一方面，士权的产生和扩大是君主集权的结果；另一方面，士权的扩大又对君主的集权构成一定的制约。
无论是对士权与君权关系的总体观照，还是对士人阶层的结构分析，抑或对各时段的微观解剖，本书都得出了一系列精深而警辟的结论。如，作者探讨先秦士人的历史命运，认为随着君主专制集权发展到巅峰，士人李斯被宦官赵高所杀，标志着士权的全面萎缩乃至消亡，作为独立人格的士阶层的黄金时代也随之结束；论述曹魏、西晋，认为士人追求的是从政治自由到思想自由，得出“内圣外王是自由秩序原理”的结论；论述东晋门阀政治下的皇权与士权，认为君弱臣强的政治格局使得君臣关系比较平等、和谐，君主对士臣的人格与个性表现出相当的尊重，而君权专制的弱化又使得在思想文化领域呈现文化的多元并存和思想的自由交流，这就令士权的文化功能得到扩张与弥散；及至刘裕代晋，士族与士权受到严重打击，皇权专制重新占绝对优势，士权又沦为君权的附庸，这一趋势由刘宋而萧齐乃至终于南朝，都没有什么改变。在权力政治的游戏中，君主与士人虽不乏轮流坐庄，但总是君主占有优势，士人寻求重新发牌的机会并不是很多。
本书把权力制衡看做一种文化现象而非当成纯粹的政治活动，将权力占有者和政治参与者置于一定的文化背景中予以社会角色的定位，政治活动则被看成行为主体复杂的文化心态的曲折反映。这样在多维文化视野下展开论述，使士人的立体形象和全面特征得到全方位的凸现。同时，在承认多元因素制衡君权的前提下，通过对特定时期士人阶层在政治结构中所承担的功能和发挥的作用的具体分析，揭示士人与君主的互动关系，明晰士权的功能形态，从而对士权在古代政治权力运作中的地位和作用做了令人信服的科学提示。作者借助“理解之同情”和“同情之理解”，与古代士人进行心灵对话，实现古今心理沟通，为史料注入心智的活力，为实证找到生命的支点，凸现出士人精神世界的真实活动，在历史行为或人生活动的最初动机与最后结果之间，填补了心理过程的空白。
（《士权与君权——上古汉魏六朝政治权力分析》，李军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8月版，2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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