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勃洛克是一位诗人，更是一位知识分子。他对于俄国白银时代的社会变动和文化转型是极为敏感的。和别尔嘉耶夫等人一样，他十分注意强调知识分子的特性。善于发问、不断怀疑、感受细腻的知识分子是社会上一支不可缺少的矫正力量。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不走运的，遭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折磨，这反而增强了他们的表达欲望和思想热情。他们是俄罗斯心灵史上的最浓重的一笔。他们即使被发配到严酷的荒寒之地，也仍然向往真理和爱情。虽然那些美好的事物已经被无情地剔除在现实之外，但是，他们却不甘心把生命消磨在一个僵死的时代。他们在单调闭塞的生活中一刻也不放弃思考和自省，这是惟一的支撑力量，他们决定“在困难面前把生存的任务简单化”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保全思想的自由。苦难激发了生命的内在活力，无论是忧郁的莱蒙托夫，还是令人惶恐的果戈理，他们都在阴暗的环境里倔强地培育属于自己的那份浪漫。
勃洛克在随笔集《知识分子与革命》中反复提到俄罗斯传统是昏暗和平庸的，和幻想和激情作对。生活越是平庸，越是向往精神的天空，这是俄罗斯知识者的可贵之所在。他们可以承受孤独和磨难，却惟独不能忍受生活的刻板和僵硬。在他们看来，生活的残缺算不了什么，最可怕的是心灵的败坏。灰暗的现实世界压制着生命的伸展，损坏着诗人的想象力，腐蚀着他们的语言和内心，企图使他们习惯并迷恋庸俗的生活。俄罗斯知识者用自己的方式去对付世俗的诱惑，他们并不与之纠缠，而是努力接近大自然，保持儿童般的纯真，使老辣的庸俗世界失去对手。勃洛克说：“只有经常用目光触摸大自然，自由地献身于看得见的、明亮的辽阔空间，方可摆脱身上的语言恐惧的压迫、模糊而难以察觉的思想恐惧的压迫”。在大自然中，谎言变得脆弱不堪，闲言碎语也无人理睬，色彩是明亮的，一切都无须标榜。庸俗生活所营造的虚假和肮脏的氛围对于文学来说?是一种致命的伤害，它滋生了一群文学模仿者，一群靠文字吃饭的寄生虫。靠庸俗生活给养的文学反复重复的是那些“让人捉摸不透的恶义和甜得腻人的意义”，这是一种令人作呕的文学调料。它的味道越浓烈，文学的品质越低下。
勃洛克痛苦地追问：“是谁在吸吮着濒死的果戈理的血？别林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如何在神秘而迅速燃烧的火焰中燃尽了自己的生命？又是谁把陀思妥耶夫斯基拉到谢苗诺夫斯基广场上（去行刑）并把他关进死屋？”，除却政治因素之外，勃洛克找到了一个更阴险的杀手——“日复一日平庸的生活”。平庸的生活是一种可怕的纠缠，使人疲惫不堪。一旦沉浸其中，你就会成为喜好饶舌的追逐名利之徒，走向文学的反面。他们为了躲避“极端的痛苦”而选择了奴隶般的忠心耿耿。服从于别人的选择是一种万全之策。做出这种选择的人是卑鄙的，白银时代的俄罗斯知识者对这些胆怯的伪君子抱以最大的蔑视，与鄙俗风气的搏斗并非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他们的肋骨时刻准备被凿穿。当然，他们的行为未必能够得到大众的理解，因为大多数人已经按照平庸的方式生活了下来，要想冲破这道顽固的防线，他们一时还不能接受。那些抗拒鄙俗的知识分子无意与人民作对，恰恰相反，他们所竭力弘扬的正是生生不息的人民精神。勃洛克说：“一些来自人民并且表现出人民精神的深度的人，立刻成了我们的敌人；这敌对源于内心最深出的某种不理解”。知识分子的任务不是神化人民，也不是为了宣扬空洞的“爱”。他们发现病态，拷问灵魂，赋予世界以意义。知识分子不是狡猾的政客，他们宁肯被人误解，遭受凌辱，也不肯随风倒，去进行“振振有词的说教”。
人们消极地对待生存，机械地打发着时间，“浮华世界之烦恼”耗尽了鲜活的生命。戈涅格尔说：“庸人得势，我们这个世纪失去其伟大”。但是我们看见，不安的诗人在急切地敲打着心灵，歌声像火焰一样烧灼我们的面颊。
（《知识分子与革命》，东方出版社2000年10月版，13.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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