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芬奇是公认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最完美的代表人物”。以致有人认为，“在所有时代，找不到一个比达·芬奇更全面多才多艺的艺术家了”。有谁不知道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最后的晚餐》和《岩间圣母》这些绘画杰作呢？
对于他在科学研究和实验方面的成就，知道的人就不多。达·芬奇不仅发明了飞行器、降落伞、自行车、坦克车、起重机等，在解剖学方面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他还在水利工程等领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的研究涉及到了自然科学的几乎每个领域。在13000页笔记中，达·芬奇非常详细地展示了自己在光学、力学、天文学和解剖学方面的研究。他把他的发现隐藏起来，因为他害怕他的思想被别人偷去。如果这些资料能早日为公众所分享，科学就会呈现出另外一种发展情形。
遗憾地是，在达·芬奇死后差不多二百年，他的笔记才重新被人们发现和认识。而且有很大一部分也许永远也找不到了。达·芬奇为什么能做到这一切？这与他的童年和人生经历有多大关系？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性格的人？麦克尔·怀特所著的《列奥那多·达·芬奇——第一个科学家》试图解开这些谜。
作为畅销书《斯蒂文·霍金》的作者之一，怀特的这本书也同样引起了读者的广泛注意。正如本书的副标题所显示的，怀特把达·芬奇定位于第一位科学家，对他众所周知的艺术成就反倒着墨不多。利用新近发现的文献，怀特一方面花了许多篇幅来说明达·芬奇在光学、力学、天文学和解剖学方面的成就。另一方面也交织穿插描写了达·芬奇独特的命运：悲惨的童年、丢脸的鸡奸案、与他人的复杂关系等等。
问题是：达·芬奇在科学上确实做过许多划时代的发现，但他是否因此就是“第一个科学家”呢？
达·芬奇对解剖学的研究，尤其在对眼睛的解剖方面，无论从方法论上，还是从科学准确性方面来说，比科学发展后被人们掌握的知识至少早过一个世纪。应该说，他的笔记的失散从客观上阻止了人们把他当成为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家。
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在科学发展史上，达·芬奇所起的作用是极为有限的。如果达·芬奇的笔记当时得以发表，则会极大的改写后来科学的发展历程。那么，他作为“第一个科学家”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尽管达·芬奇确实做了不少相当精确的解剖，他所画的飞行器和降落伞的草图与几个世纪后出现的实物很相似，但与后来的“科学研究”却相差甚远，由此说达·芬奇是“第一个科学家”，恐怕也比较勉强。
许多研究者在爱国主义的感召下，喜欢将古人拔高，把一些后来才可能有的概念安在前人的头上。这不只是在中国如此，在西方也一样存在着把古人现代化的倾向。对这样的情形，我们应该保持怀疑的态度。科学家使用精确的规则来进行实验，有一套系统的理论，并有一套检验结论有效性的方法。而这一切似乎是达·芬奇所缺乏的。作者为了能达到说明达·芬奇无愧于“第一个科学家”称号的目的，做了许多比较牵强的说明。说到底，达·芬奇只是有一些思想萌芽，他没有提出一套数学语言来支持自己的观念。他的数学才能，即使按照当时的标准来看也不突出。由此可见，达·芬奇作为“第一个科学家”似乎并不合适。但这一点没有、也不能否认他作为最伟大的艺术家和文艺复兴时期“最完美的代表人物”。
本书着墨比较多的还有达·芬奇的私生活。一方面，他的人际关系很好，得到文艺复兴时期一些王子们的支持；他还长期享受着一个漂亮男孩的陪伴。另一方面，他对人类充满着不信任，常常表露一些仇视人性的观点。在作者看来，这是由于其私生子的身份、同性恋的倾向，特别是在23岁时所遭受的一场令人恐惧的审判后所造成的。他被控以鸡奸罪，虽然最后被判无罪，但这对他的心理伤害无疑是非常严重的。作者试图让人相信，一方面达·芬奇具有强烈地揭开生活秘密、寻求自己精神生活的最深沉的心理需要。另一方面，他对他的同伴又心存戒意，非常担心自己的发明和发现被世人所知。“‘我在欲望之中与一位女人发生了关系，但在同时却感到恐惧……’心中涌起两种感觉：恐惧和渴望，对黑暗和洞中的威胁的恐惧，想看看里面是否有什么不可思议的事物的渴望”。而正是“不合习俗的倾向促使他取得了不仅做为艺术家而且做为科学家的成就”。
他的一生注定要被这两种相互冲突的情绪所左右：一方面对生活和自然的神秘感到畏惧，而另一方面他又想不惜一切手段将之揭示出来。他是文艺复兴时代的“浮士德博士”。难道但凡有所创造的心灵，都要经历这样情绪的持久与无情地煎熬？
事实上，把一个人后来的行为追溯至幼小的性倾向或什么别的因素，是一种容易引起争议的简单的还原论，也是一种较为偷赖的做法。早在1910年，弗洛伊德就对达·芬奇进行了性的分析。在一本题为《莱奥纳多·达·芬奇孩提时代的一段记忆》（Eine Kindheitserinnerung des Leonardo Da Vinci）的一本小册子中，弗洛伊德“通过对达·芬奇孩提时代的一段记忆，分析与探讨儿童早期的性欲、同性恋、自恋倾向与被压抑的愿望，对艺术家本人的影响，及其在艺术作品中的流露与表现。”怀特的这本书也承继了弗洛伊德的做法，试图通过对艺术家心灵的本质和活动的普遍性的探讨，描述出创造性活动的原始来源，而在这方面恰恰是分歧最大的。
这本书还有一些让人生疑的地方。由于在所发现的笔记中，存在大量的男性裸体画，而没有找到完整的女性裸体画，因而作者推断达·芬奇是同性恋者。我们都知道，达·芬奇的笔记在几个世纪中丢失了很多，在一个《花花公子》或《小阁楼》还没问世的年代里，不排除有关的女性裸体画被收藏者扣下的可能性。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一个画出了《蒙娜丽莎》和其他女性形象的人，不花时间去研究女性的身体。
我这样说，并不是否定这本书。恰恰相反，本书绝对是大手笔，值得任何一位对人类文明史有兴趣的读者仔细阅读。
（《列奥那多·达·芬奇——第一个科学家》，［英］麦克尔·怀特著，阚小宁译，三联书店 2001年11月版，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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