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达先生的《列子真伪考辨》，得到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资助，于2000年12月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问世。我读了此书，感触颇多。
感触之一是，做学问应该实事求是。在对待古籍方面，不能以伪为真，但也决不能以真为伪，造成学术冤案。《列子》是先秦时代一部很重要的著作，对后代的哲学、文学、科技、宗教都有深远的影响。但是，此书在近现代却颇遭厄运。清朝姚际恒《古今伪书考》首先认定《列子》是伪书，继起者变本加厉。现代学术界泰斗梁任公先生在《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中说：“有一种书完全是假的，其毛病更大。学术源流都给弄乱了。譬如《列子》乃东晋时张湛——即《列子注》作者——采集道家之言凑合而成。”“若不知其源，误以为真属列御寇所作，而且根据它来讲《庄》、《列》异同，说《列子》比《庄子》更精深，这个笑话可就大了。”马叙伦先生在前人的基础上，作《列子伪书考》，综合各家之说，提出《列子》是伪书的二十条证据。于是，学术界绝大多数人同意马先生的意见，异口同声说《列子》是伪书。而且近些年愈演愈烈，不少文学史、哲学史专著干脆只字不提《列子》，判了它的死刑，开除了它的古籍资格。当然，读书必须首先辨别真伪，这早已经是学术界的共识。但是，人们往往只注意“以伪乱真”之害，而忽视了“以真为伪”之害。且拿法律上的定罪类比，如果不辨别伪书，就等于放纵了罪人；如果把真品当作伪书，就等于冤枉了无罪的好人，后果比前者更加严重。再拿用人类比，如果错用了小人，那当然要坏事的；但是，如果把德才兼备的人认定为小人，那么就会失去人才，办不成大事。对于把《列子》当作伪书而一棍子打死的后果，马达先生《列子真伪考辨》的分析，可以概括为六个方面：1、在学术上颠倒了时间先后，抹杀了《列子》的在老子之后的承前启后作用，使先秦道家的发展脉络不清；2、把战国的贵虚学派，误认为是西晋的颓废派名士；3、抹杀了《列子》提出的最富有创见的宇宙生成四阶段说；4、抹杀了《列子》中的“天体运动说”、“地动说”、“宇宙无限说”，而这些学说都远远早于西方的同类学说；5、忽视了《列子》中所保存的神话传说、音乐史、杂技史等珍贵先秦史料；6、忽视了《列子》开创融寓言与哲理为一体的浪漫主义文风的首创之功。这就是说，对我国哲学史、科技史、文学史、艺术史的研究都造成了不良的影响，这就是“以真为伪”的危害。个人以为，疑古思潮的大胆怀疑的精神和注重考辨的学风，的确起过解放思想的作用，他们的成绩也是有目共睹的，促进了学术的繁荣和进步。但是，决不可造成新的思想桎梏，特别是现代疑古派的“宁可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的观点，似乎太偏颇了些。
感触之二是，做学问应该尊重权威，但是不可迷信权威。认定《列子》是伪书的学者，有不少是大家景仰的权威，他们的看法从“五四时代”开始几乎得到了普遍认同，已经流行八十多年；持不同意见者可以说微乎其微。马达先生敢于反潮流而上，对权威们的看法，逐条反驳，这种学术胆力也是令人佩服的。明朝大思想家王守仁说：“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传习中录》《答罗整庵少宰书》)王守仁的伟大之处，正是这种独立思考的精神。《列子真伪考辨》的成功因素之一就是具有独立思考的精神，尊重权威而不迷信权威。且举一例。《列子》的《周穆王》篇说：“周穆王时，西极之国有化人来。入水火，贯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虚不坠，触实不碍，千变万化，不可穷极。”《仲尼》篇记载说：“孔子动容有间曰：西方之人，有圣者焉。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荡荡乎民无能名焉。丘疑其为圣，弗知真为圣欤，真不圣欤？”自宋以来，不少著名学者都认为，“西极化人”和“西方圣者”是指释迦牟尼，从而推断《列子》是佛教传入中国之后的作品。这是“列子伪书说”的一个重要支柱，《列子真伪考辨》是如何分析这种观点的呢？首先是穷本溯源，找出了这一说法的来源，出自宋僧法云(1088～1158)的《翻译名义集》：“周穆王时，文殊、目连来化，穆王从之，即《列子》所谓‘化人’者是也。”原来是僧人为了宣传佛教而借重《列子》中似是而非的说法。其次从词源上考究，《国语》有“西方之书”，《诗经》有“西方之人”，“西方”皆是指周地。化人，则是“化幻人也”（《列子》张湛注），有点相当现代的魔术师。重点是考究“西方圣者”指谁，其关键是圣者的思想主张。“不治而不乱”等语是《老子》的无为而治的思想，根本不同于佛教的寂灭之说。《论语》中赞扬帝尧无为而治理天下，正好说过“荡荡乎民无能名焉”！老子其人，曾经担任周王室柱下史；孔子慕名从鲁(东方)往周(西方)向老子问礼。所以，马达先生说：“在春秋时期，西方之人的圣者，是非老子莫属的。”
感触之三是，应该把大胆怀疑的精神建筑在扎扎实实的研究基础之上。我们要具有“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态度，不迷信权威的意见，但是，其目的是求真理，决不是走偏锋，决不是借向权威挑战而猎取个人的名声；其基础应该是脚踏实地的研究，而不是轻率地发表长篇大论，甚至只玩弄几个名词术语。马达先生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就为了“学术研究的广泛开展和深入探讨”而认真搜集关于《列子》真伪的资料，反复思考、琢磨、修订，积二十多年之功，终于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年的最后一个月，出版了这部37万字的巨著《列子真伪考辨》。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是令人佩服的；因此，其成果是扎实而掷地有声的。
《列子真伪考辨》这本书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功夫扎实。它对“《列子》伪书说”的每个论点、论据，都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在研究中引用的主要资料达187种。如：第一编直接与“伪书说”交锋，首先对集伪书说大成的马叙伦先生的《列子伪书考》中的二十个论据一一据理反驳，不逃避难点?如：刘向《列子叙录》现存本误“郑繻公”为“郑缪公”，《杨朱》、《力命》两篇“不似一家之言”，“西方圣者”与佛的关系问题等等?。然后对自唐宋至现代的辩伪文章，一一作了检核匡正，共检核匡正了24篇最有代表性的文章。最后集中全力论述《列子》绝非张湛所伪作，从张湛误注《列子》、张注与《列子》思想矛盾等五方面，举出的例证达138条，而且每条都细密论证，言之成理，持之有据。又如：第二编考证秦汉、魏晋著作引用《列子》的情况，逐一举出一百多个例子，用事实驳倒了“《列子》书，汉人无引者”的论点。《列子真伪考辨》的第二个特点是能够把微观的扎实研究与宏观思考相结合。马达先生的学术眼光是开阔而又细致的。在宏观方面，他从思想史、文学史、汉语史、先秦诸子成书特点等四个不同的角度，认定《列子》不是伪书，其中胜义迭见。如：他通过分析魏晋时代背景、文学风尚、作家素质与际遇，指出：“魏晋是我国寓言出现低谷的时期，王弼、张湛和西晋颓废派名士们，他们连一篇传世的寓言都没有，根本不可能写出如此众多和精湛的像列子寓言这样的寓言佳作。”还有他吸收学术界成果，指出先秦诸子之书，有不题撰人、不皆自著、不避彼此重复、后人逐步附益、好用虚构的寓言等特点，还有流传过程中的错简现象；如果不了解这种情况，抓住某些疑点就说某书是伪书，那就是不对的。“《列子》伪书说”的学者们就陷入了这样的误区。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事物发展和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往往有“正”——“反”——“合”的过程。唐宋以前，没有人认为《列子》是伪书，对书中的疑点视而不见，这种认识是缺乏分析性的。近代学者怀疑《列子》是伪书，揭示出书中的疑点，是一种学术的进步，并具有解放思想的作用。然而继起者对“伪书说”本身的疑点缺乏怀疑讨论精神，以致草草定案，确实是片面有害的。如：姚际恒抓住刘向《列子叙录》误“郑繻公”为“郑缪公”，而认定《列子叙录》是伪作；日本人武义内雄《列子冤词》已经指出“因一字之误而疑序之全体，颇不合理”，继起者竟然没有人思考其不合理性。马达先生的《列子真伪考辨》，引用唐朝成玄英《庄子疏》证明“缪”是传抄致误，而且《史记》中的《郑世家》明明白白记载“遗列子粟”的子阳是郑繻公的相。总之，《列子真伪考辨》能够揭示出“伪书说”的矛盾，实际上是发扬了疑古派的可贵的怀疑精神而纠正了他们的失误，使人们对《列子》有了更加全面和清醒的认识。这一切证明，我们对《列子》真伪的认识是逐步深化的，经历了一个“正”——“反”——“合”的历程。当然，《列子》的真伪还可以继续讨论，也应该继续讨论，这也是事物和认识发展的规律。但是，《列子真伪考辨》对列子伪书说和列子真伪问题，作了一次总结性的全面的研究，其资料之全，其剖析之精，其规模之宏大，都可以称为里程碑式的著作。
（《列子真伪考辨》，马达著，北京出版社2000年12月版，2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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