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提到讲故事，似乎与哄孩子唱摇篮曲一样，感觉是十分小儿科的事情。其实小儿科在医学上并非初级阶段的意思，就是在所谓的人文层面，也绝不简单。比如，婴儿的某些本事，像在娘胎里用肺在水下呼吸等等，更接近于动物的许多本能。可是一到了成人阶段就退化（进化？）了。虽然，站在人本的角度，动物似乎不过是人类大锅里面的块肉而已，只有送上刀俎或者逃避偷生的份儿，但其实在生命的出发线上，人类和蝼蚁什么的，都是某链节而已，并不存在主宰和庶民的差距，所谓初级和高级，不过是人类圈定的出场先后的顺位罢了，未必后出场的一定高明，一定压轴。就像串在一起的珠子，并没有差异。有一点倒是确定的，即：愈是靠后的其实愈接近终极，也就是死亡。所以，本能什么的，大约是不可以轻视的。
还来说故事。故事虽然有哄孩子睡觉的催眠功效，但其实受众的范围和时段，并非局限在小孩子或者睡觉前。当然，孩子们总是故事的忠实追随者，故事的起兴也往往和夜晚相关，比如阿拉伯的天方夜谭。这大概是由于故事作为一种娱乐，是劳作之余的配置。孩子们不懂得遮掩，直白的显露自己兴趣，但不等于学会遮掩时就真没了兴趣和好奇心，所以成熟这个词主要用来标志长大还有虚伪。娱乐在劳作之余，是比较传统的分工，一如男耕女织，也许过时，但却有理，现在也是把白天叫做工作，晚上叫做夜生活的。
儿时曾经很羡慕谁拥有《一千零一夜》和《十日谈》，倒不在于那故事的智慧或者文艺的复兴什么的，只是觉得有成百上千的故事放在那里，不会有饥饿的感觉，透着放心——可以看一气了。
并非孩子才爱听故事，袁阔成的评书联播一开始，虽不致万人空巷，却也群情关注。人是社会动物，好奇、想象与参与是像饮食男女的欲望一样的本能，人之大欲存在那儿，并不幼稚。
过去有说故事讲哲学的段子，故事的确里面有哲学，是生活的智慧，只是别太把哲学当大事欺负人，听故事原是为了愉悦，就像上厕所的时候看闲书，不是蹲私塾谨受教的体位，哲学什么的深刻意味，最好是采取融化在血液里的手段，潜移默化些个，就像制药，外面裹上个糖衣，总比捏着鼻子灌舒服些，至于里面包的是不是炮弹，那就看吃药的傻不傻了。写《史记》的太史公，讲大英雄韩信，也有钻裤裆的引人段落。今天的历史是早没人这么写了，大家正襟危坐，板凳十年冷，生鲜无处觅，再写不出那无韵的《离骚》。被宫了刑的司马迁写的东西才叫绝唱。
以往说故事，大都集中在洋货上，譬如《一千零一夜》或者安徒生和格林的《童话》之类，本土的很匮乏。这就像中国古代的科技，都说是被封建扼杀了，宛如不存在，可等那个伦敦人李约瑟写出来《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时候，那些被扼杀的东西，刹时间就都复活了。我们在钦佩李约瑟博士的博物通达之余，也该来检讨一下我们自己的“后殖民倾向”。难道只有外国人认的才算被公认？
孔子他老人家是不大喜欢谈怪力乱神的，但“子不语”并不就是中国缺乏故事的原因。譬如，他老人家还说，未见好德如好色者。千百年下来了，今圣大概也没见好德如好色者。再有，不说不等于不该说。他老人家自己就讲了，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规避而已。
当然，故事的主板，原不仅是怪力乱神，譬如民间传播的“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的三国故事。赵宋的时候，家里小孩子顽皮薄劣，那时的家大人们的素质教育方法，就是给出几文铜板，让他们去听说书的讲古，听到刘皇叔败了，就皱眉掉眼泪；听到曹丞相败了，就高兴畅快。说书的着实了得，寓教于乐，说不定后来那些壮怀激烈的昂藏汉子就是在儿时接受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的教育中成长起来的。
中国的士大夫们是不把故事当作正经事来作的，可他们也不是整日价光作正经事。除了吃吃花酒写写画眉深浅入时无之类的句子外，也颇网罗了不少故事，譬如在笔记之中。这有时被当作游戏文字，入不得正统的法眼，可李博士约瑟翻检了这些个不入流非正经的材料之后，就找出了不少科技的证明，于是狗肉端上了席，成了正经。
自然，中国的故事像文物一样，需要挖掘。大学问家如周作人、丰子愷，也还作些儿童杂事的诗和图。说到国故，也许是把故事抬高了身价。不过，《一千零一夜》里舍身给国王讲故事的舍赫拉查德，倘若不能把故事描摹得悬念叠出，让人成瘾，就会有生命的危险，所以那时候，真的是故事比面包重要。
现在，说起故事，连《圣经》里的段子也都普及了，譬如亚当夏娃，譬如讲羞耻的蛇先知。这固然不错。不过，斩了蛇的女娃子李寄，杀了王的红鼻子眉间尺，也该让我们或者我们的孩子耳熟能详的才好，他们原本不该仅仅知道大力水手小丸子或者史瑞克的。
毛泽东同志说过许多深刻的话，譬如，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要亲口尝一尝。外国的蛇果吃得口淡了，其实不妨来尝尝中国的梨子。
中国的故事也是梨子，何妨去尝尝。
（《中国故事系列》半夏主编，《神异奇幻》，《浪漫情缘》，《侠义英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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