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近较受关注的的“三城记小说系列”（王德威、许子东、王安忆编，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在此前已被李欧梵并置研究的“双城”（上海、香港）之外加上台北，借文学想象构筑城市记忆，自然也凸显出研究视野的拓宽；此前的三联书店版“三地葵文学系列”，则把大陆、香港和台湾三地并置，大约可算首开此例。“三地”和“三城”犹如三足支撑起华语文学之鼎，两套丛书的启示意义大约可以从相反的两个方面去追寻：一是合三为一的等视齐观，一是“一气化三清”的参差对照。
当然，对台湾文学的关注，早在八十年代已经开始，《港台文学选刊》的一度热销就是例证，那几乎是和邓丽君的“靡靡之音”、台湾校园歌曲以及琼瑶的言情小说的流行结伴而行。但文学和歌曲之外，台湾的学术似乎少有人关注：在陈平原先生主编的这套台湾学术丛书出版以前，二十多年来，好像大家对此现状都视而不见，也无动于衷。
记得刘绍铭曾经对作为海外汉学重镇的北美学界学人谱系有过这样的有趣描述：第一代是“东邪西毒”，东岸夏志清，西岸刘若愚；第二代是“狼狈为奸”，刘绍铭与李欧梵互为狼狈，只是不知谁是狼谁是狈；第三代学人的代表是王德威。这些声名卓著，而且学术著作影响也很大的学人，都有着台湾出身的背景。即此一点，便大致可以看出台湾作为学术重镇的意义。想想这也自在情理之中，1949年的社会巨变，使中国学术一分为二，胡适、钱穆、李济、傅斯年等大批学人离开大陆，其中不少人在台湾落脚传薪播火。自此以后，殊途发展，渐成异流。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国门开放，境外学术逐渐进入大陆学界的视野，其研究方法和理论，也对新时期大陆学界产生深远影响，甚至有人把这次学术和思想的移植，和晚清著名的西学东渐相提并论。但是奇怪的是，在引进和出版的学术著作中，台湾似乎一直被有意或无意地排斥或冷落。按说就关注问题的相近和学术传统的相通而言，台湾学界应该是最不应被忽视的。
幸好“学术乃天下之公器”的共识总算突破了意识形态的藩篱，我们终于看到这样一套旨在推出活跃在台湾的中生代人文研究学者专著的“台湾学术丛书”。地域与文学的内在作用，似乎一直为研究者重视，如鲁迅之于绍兴、沈从文之于湘西、老舍之于北京，但学术与地域的关联，却似乎被大家忽略。其实，想想浙东学派、湘学、岭南学派、皖学、吴学之类的命名，就不难看出学术源流与地域的关联。单从“台湾学术丛书”的六本著作来推断台湾学界风貌，当然太过冒险，不过其中透露出的一些端倪还是给我留下较深的印象，比如选题的专深而不是大而无当，又如普遍重视传统考据的研究路数和对史料的穷搜博采——与此同样突出的则是对域外主流学术理论与方法的关注和呼应，显示出旧中有新。
在这套丛书之中，王汎森的《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和李孝悌的《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最见功力。王著虽然是论文集，里面杂收以方东树、王国维、章太炎、刘师培、傅斯年等为个案研究的十余篇文章，但核心则是晚清与民国时期中国思想与学术从传统向现代的转轨。其中《傅斯年对胡适文史观念的影响》一文更为引人关注。在以往的研究和人们的一般印象中，大多只注意到傅斯年和胡适的亲密关系、彼此相同或相近的学术理念；说到影响，也多是强调作为老师的胡适对作为学生的傅斯年的单向启发，却很少涉及傅、胡之异，更少论及傅对胡的影响。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以傅斯年和胡适的档案资料为基础，大量引证书信、日记、草稿等普通学人无缘触及的第一手文献，令人信服地讨论了傅斯年对胡适的古史观、文学观、哲学观的影响。这使人们对胡适的新文学、新史学、新哲学的形成和来源多了一个大打量角度，如同照亮了我们的常识和想象的盲点和误区。
李孝悌的专著以繁复的文献史料见长，那十年间的白话报就不下百种，埋首其间所投入的时间、精力和耐心，不难见出作者的扎实和工夫。人们一向把“五四”称作中国的“文艺复兴”，李泽厚即用“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来概括“五四”及其以后中国思想史的发展脉络。而李孝悌则以丰赡的史料为我们描述出这样的历史情景：1901至1911年，亦即义和团运动到辛亥革命之间的十年，中国下层社会已经存在一种由知识分子自觉发起并投身介入的启蒙运动——在义和团运动失败的刺激下，“开民智”三个字一下子成为清末十年间最流行的口头禅，其普遍程度不下于五四时代的“德先生”和“赛先生”。这里的“开民智”自然带出两个关键词，那就是书名所昭示的“下层社会”和“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为了把启蒙的理念向下传递到下层社会，作为传播媒介的白话报刊于是大量出现，同样作为启蒙策略和手段的改良戏曲、阅报社、宣讲、讲报、演说和识字学堂等，也在1901年后大量出现。这里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自号“白话道人”的林白水1901年创办的《杭州白话报》、陈独秀主持的《安徽俗话报》和胡适参与的《竞业旬报》，陈、胡后来在文学改良／革命中的活动，其实都应该追溯到这一时期。这样的研究，无疑有力校正了学界的两种误区：一是截断众流，只从“五四”讲起；二是过分强调胡适的文学改良运动，甚至“以适之为大帝，绩溪为上京”。这种对常识的修正或补充，同时也大为拓展了我们的历史视界，通过对胡适与白话文运动的重新评估，作者为我们重新勾勒出这样的一幅历史情景——也就是史华兹（Schwartz）教授曾经描述过的——“五四”不是平原上的高峰，而是高山带上比较高的山脉。
（台湾学术丛书，陈平原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11月版。首辑六种：《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王汎森著，19.30元；《中国文学的美感》，柯庆明著，20.00元；《游的精神文化史论》，龚鹏程著，17.00元；《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李孝悌著18.20元；《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梁其姿著，26.40元；《以礼代理——凌廷堪与清中叶儒学思想之转变》，张寿安著，14.6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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