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因为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得以拜读刘志琴女士的《思想者不老》，大有收获。
近年来各地出版了不少学者随笔，各有所长，益人神志。但取读之后有时会产生两点遗憾：一是学者们三句话不离本行，往往讲得很专业，而我对于该行未必有太多的兴趣，有些地方看得很吃力或者简直看不懂，便废然中止了；二是有些集子质木无文，无非是浓缩的论文，或可称为札记，并非随笔。随笔好像还应当轻松一点，味道好一点——这么说吧，它最好是裱花蛋糕而非压缩饼干。
刘女士的专业是历史。世界上只有一门学问就是历史，一切都在历史上发生，所以历史是人人都有兴趣的——尽管现在历史学似乎交了华盖运，专著和论文都不大有人看，历史系的毕业生连工作也不容易找到，但人们其实还是想要了解历史的，那些戏说、歪说以至胡说的历史题材电视剧火暴得很，几乎每个频道都会跳出一些古装的武林高手、江湖豪侠或者顶戴花翎、青衣小帽的士大夫来。历史小说亦复方兴未艾，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看来问题不在历史学，而在历史学者、专家们为什么不能写得雅俗共赏或者说好看一些呢。历史文章非得写军政大事王朝兴衰吗？作者非要摆出一副史官架子或者意识形态面孔吗？
本书作者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她认为史学读物并不一定要“以凝重的主题、教科书式的文本使读者望而生畏”，它完全可以而且应当举重若轻，深入浅出，贴近民众，贴近生活。《思想者不老》中许多文章走的正是这一条路子，读起来很有趣，也很发人深思。
例如穿衣吃饭，最普通最家常的事情了，作者就此从历史学角度写了不少好文章。中国人总是说“民以食为天”，见了面就问对方“吃了没有”（这话现在不大流行了，谢天谢地！）以示关爱；古代的政权以“鼎”作为标志或象征，而所谓“鼎”无非就是一口大烧锅。这些现象说明了什么﹖本书中有精彩的分析。中国人又爱说“衣食住行”，把穿衣放在吃饭之前，作者认为也有深意。你在家吃什么人家未必看得见，穿什么衣服则是有目共睹的。古代各色人等该穿什么衣服都有严格的规定，是所谓“礼制”的重要内容，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性。太平军起义对清王朝的有关礼制作出了激烈的冲击，他们的服饰与“清妖”绝然不同，可是以服饰来区分尊卑上下的思路并未改变，掌了权的起义者与他们的对手在这一点上相视而笑，莫逆于心。阿Ｑ上了台，便要欺负小Ｄ。关于太平军的服饰，本书中有极精彩的论述，转述容易走样，不如照抄两段较为稳妥：
太平军起自贫苦农民，“皆布衣褴褛，囚首垢面”，“鹑衣百结”。起义之初不论是头领还是普通一兵，在衣襟上缝上黄布条，作为记号，穿着简陋，自无服制之别。占领南京后，洪秀全坐上天国的统治宝座，立即仿效帝王之制，专设“典衣衙”，从袍服、靴帽的质料、颜色、长短，一律按官职的级别定出标准，以显示等级的差异……对士兵的服饰并无定制，一般的是裹头、扎巾、短衣、花鞋。在装束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头发，据《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记述，这种装束具有“华美的神采”，“蓄发不剪，编成辫子，用红丝绒扎住，盘在头上，状如头巾，尾端成一长穗，自左肩下垂。”简直使人不能想象还有比这更华丽更耀目的服装了。有关太平军“脂粉艳装”、“华装炫目”的记载甚多。摆脱贫困的农民特别偏爱绚丽的服饰，穿着随便，《归里杂诗》说：“贼之服色随掳随著，未尝一定，惟额扎绸巾，腰可系带，足履花鞋。”可以想见这与清人的服装大相径庭。
太平军掀起的一股“蓄发易服”的风潮，是历代农民起义从未有过的举动，无论是汉代的黄巾起义，唐代的黄巢，明代的李自成，在起义中服饰上也有所标记，但从没有在社会上推行服饰变革，所以这是太平军的创举，但它变更的仅仅是款式形制，并非是衣冠的等级之别，洪秀全登基后立即仿效封建王朝的礼制，用衣冠区分君民士庶，维护层层隶属的统治，依然是传统的衣冠之治，所以太平军的服饰变革有种族色彩并无风俗改良的意义，与近代化无缘。
研究太平天国的论著多矣，很少看到这种切实、有趣而且深刻的叙述与剖析。对辛亥以来流行的中山装和旗袍，本书中亦有专文分析，指出这两种最流行的式样乃是“西体中用的杰作”。我完全同意这一精彩的结论。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今旗袍流行如故，而中山装似乎颇有下岗之势，西装和茄克更加多见，这个现象虽已超出近代史的范围，但仍然希望作者有所论列。
本书胜义如云，难以列举。其中也有比较凝重的文章，例如写张居正的《末世英雄的悲歌》，题材比较严肃，但仍然是雅俗共赏的。张居正是明朝了不起的改革家，同时又是一个很复杂的人物，作者用不算多的篇幅就把他写得相当透彻，而且颇多新意，文笔也非常之好。没有足够的功力，是谈不到举重若轻，深入浅出的。如果用这样的笔墨多写一些简短的人物评传，我想一定是许多读者很希望很乐意阅读的。
作者对历史有深刻的研究，所以对未来也就有不俗的展望。本书中有一篇《请问成中英教授》，是在一次儒学讨论会上的即席提问，后来根据录音整理出来的；我读了非常佩服。新儒家一味责备“五四”，痛感儒学传统的中断，同时对儒学的前景却非常乐观，认为它将成为世界的主导思想，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这种议论近年来听到不少，令人生出一种自豪感，好像也有些道理。但未来之事，总是难说得很，我不大想得清楚。乱自豪是不行的甚至是可怕的。刘志琴女士的见解很明确，她认为这是理想主义。提问中列举材料说明“儒家在目前中国社会尚不能为大多数民众所知晓”，中学生所崇拜的人物既有革命领袖，也有港台歌星，就是没有历史上的儒家圣贤。“如果一种学说，上层只是有限的接受，民众还不能认同，在国内尚不能取得主流地位，又何从在二十一世纪主导世界呢？这不是理想主义是什么？”不知道当时新儒家的教授是如何回答这个问题的，我想很难。当然，二十一世纪刚刚开始不久，来日方长，情况也许会变化，但我想未来恐怕很不容易有什么东西可以主导世界，能多元共存，和平发展就好。
本书中各篇文采飞扬，见出作者乃性情中人；《思想者不老》、《红彤彤大上海帏幕下的受难人》、《钟表与时间》等篇抒情色彩相当浓，尤为读来令人动容的佳作。史学文章能写到这一步，难能可贵。作者在序言中说：“历史和现实并没有不能跨越的鸿沟，在历史和现实中穿梭，是我的兴趣所在，无论是独坐书斋还是奔走在闹市，是在山水之间徜徉，还是与朋友欢谈笑语，那使我动之于情，得之于心的点点滴滴，信手而来，留在笔端，因为这也是我生命的历史。”动之于情大约是写随笔的根本；现在有些随笔不大耐读，很可能与其中比较的无情，只堆积着密集的学问有关。
无情未必真豪杰，言之无情，行而不远。文学的根本特征，在西方是形象性，而在中国，则历来在于情感性。《史记》是充满感情的，鲁迅先生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在所有的史书中，《史记》的读者最多，影响最大，认清这一点，亦可以思过半矣。
（《思想者不老》，刘志琴著，天津古籍出版社2001年10月版，1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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