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诞生的时代，正是胼手胝足的人类，从荒滩和丛林中跋涉而来、从“干戈寥落四周星”的部落纷争中挣脱而出的时代。他们用青铜器、车马和农耕文明，构筑起一个“理想社会”的典范——“郁郁乎文哉”的周代，也奠定了一个深厚的文明的基座。在中国思想史这片绚丽底色映衬下，不难想象，《诗经》中为什么充满了那么多对生活片断诗意的拾起，对血与火的战争和繁复华丽的仪式的敬畏与膜拜，以及对祖先功业的深情赞美。因此，和同时代其他作品不同，《诗经》虽然以纯文学的面貌出现，但在其中《雅》、《颂》与一部分《国风》的语言岩层中，却蕴涵了大量历史资讯的富矿。从这个意义上看，称《诗经》是文学的，毋宁说，它是文学与历史相互错杂、交相辉映的，是一种“诗化”的历史，也是对人们日常生活经验、文化认同方式和人生态度的一种别致地呈现。
但后人解读《诗经》时所遇到的困境，也许正是在于作品内蕴的深广。一方面，由于周朝先民“重实际而黜于玄想”的气质及周代社会的审美趋向，诗人的激情往往以雍雅蕴藉的形式表达，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几乎不在“怪力乱神”的基调上大声喧哗。和《荷马史诗》等西方英雄史诗相比，《诗经》的“兴观群怨”，体现出殊为不同的言说品质。这正如董仲舒所说的：“《诗》无达诂，《易》无达占。”另一方面，《诗经》中频频出现的名物，如服饰、建筑、车马、旌旗、兵器、农具等，因种类繁多，用途各异，加之年代久远，常常令后人疑莫能明。这也为历代学者抉发诗心，设下了相当歧异的路标。常见的沉溺于文字训诂，或偏重义理阐扬，实际上都忽略了《诗经》丰富而复杂的内涵。因此，俞平伯先生所说的“求之训诂则苦分歧，求之名物则苦茫昧”，的确是深中肯綮之论。
扬之水的《诗经名物新证》一书，则试图在这种习惯性的分歧与茫昧之间，利用考古学田野发现的新成就，撩开蒙在《诗经》名物上的帏幔。《豳风·七月》论农事与庆典、《大雅·绵》论宫室与建筑、《小雅·鼓钟》论音乐、《秦风·终南》论服饰……言必有征，妙语纷繁，展卷批阅，令人如行山阴道上，目不暇接。从地下掘出的一支锈迹斑斑的长矛，几枚裂痕遍布的龟甲，若干色泽褪尽的瓷片，在作者的笔下，都能还原远古时代的社会组织及生活风貌，一次次刷新人们观念中历史的页面。金克木先生也说，通过考释名物，用以说《诗》，使之相互印证，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内涵思想、表达形式，亦文、亦史、亦哲、亦科学。我想，其核心还是文学与历史意义上“《诗》史互证”，或曰“纸上的”与“地下的”互证。这正是自近代以来，从罗振玉、王国维、陈寅恪、李济、傅斯年、张光直等学者一以贯之的、训诂和名物释证相结合的学术路径。即使跨入了二十一世纪，《诗经名物新证》的尝试，能让我们进一步思考的，也许还是那个问题——考古的发现，如何使我们重新认识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如何重新构建思想文化与学术史的图景？换言之，历史学、考古学与文学史之间，如何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
有趣的是，西方学者在对《圣经》的研究中，也同样存在着类似的趋势。众所周知，《圣经》的研究源远流长，研究的方法与目的也五花八门。但目前最有冲击力的，还是通过比较考古发掘的成果和文本分析而作的研究，在方法上颇似王国维采用的“二重证据法”，即取“地下之实物”和“纸上之遗文”相互释证的作法。但过去的发掘以及对发掘成果的解释，都是以验证《圣经》为目的，难免失之穿凿。据Ｉ·费恩斯坦和Ｎ·希尔伯曼著的《出土的圣经》介绍，《圣经·旧约》的成书要比一般人认为的晚得多。大约在公元前七世纪，古犹太国的一位君王约西亚决定清理一下位于耶路撒冷的神殿，结果在神殿中找到了一卷古书。约西亚于是根据这部古书上的宗教信条改造希伯莱宗教。这场改革在精神上重整了犹太王国，也就是在这场改革中，人们写成了《圣经·旧约》。
《出土的圣经》展现的研究路径和阐释的结果，也让我想起前些年读到的《死海古卷》一书。1943年的一天，在巴勒斯坦一个叫库兰的山谷里，一个牧羊童发现了这堆神秘的经书，也在不经意间开启了一门新的考古学学科“库兰学”（Qumranology）。出土文物和古卷的内容，向人们介绍了一个特殊形式的社会——库兰宗团。原来，当时罗马帝国在政治、文化上的压迫，促使库兰宗团接受了流行的一种信念，认为历史如同其他一切存在的事物一样，不是继往开来，向前发展的，而是轮回往复，周而复始的。由于《死海古卷》比《圣经·旧约》的最早抄本要早一千多年，而且保存了后来被罗马教会判定为“伪经”及通称“次经”与注疏部分，因此弥足珍贵。更重要的是，它实际上为学者们对勘《圣经》原文的真伪，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参照系。而对于《死海古卷》中若干名物或关键词（如“选民”、“光”、“师傅”、“巩固磐石”等）卓有成效的考辨，不但疏浚了《死海古卷》与《圣经·新约》之间的渠道，也告诉人们基督教是在什么环境中产生的。从中不难看到，耶稣与施洗约翰的生活环境和他们习用的典故、宗教言语、神学思想。这些都可以说是“基督教这出戏开演第一幕的后台布景”，是培养生长“新约的温床”。
《死海古卷》作为地下发现的成果，与《圣经》互释，同时反过来也证明了自身的价值。而《诗经》中的种种名物，也都是地下的产物，却让《诗经》中诗意葱茏的画面，在历史隧道的某个点上，变得更加清晰了，就像西拉姆在《神祇·坟墓·学者》中所说的：“证实了那些原来公认不过是传说、神话或诗人幻想的境界，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其实，伟大的文本总是为我们在体验和测绘变化中的日常历史和内心生活，提供必要的支点。我们原不必过于拘泥于一两册典籍的“微言大义”，不妨将“纸上的”与“地下的”连接起来，重建知识的谱系。这样的话，文学就不单单是抒情诗，历史学也不仅仅是“相斫书”。它们将获得比单独来看丰富得多、生动得多也人性化得多的内容。这大概就是Ｍ·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说的“思想史讲述的是邻近的和边缘的历史，它的任务是要贯穿那些现存的学科，研究和重新阐述它们”的出发点和归宿吧。
（《诗经名物新证》，扬之水著，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2000年2月版，33.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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