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算得上是一篇“命题作文”。前不久，我晋京拜访75岁的翻译家文洁若先生时，她送给我一本萧乾和儿子萧桐的通信集《父子角》（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嘱我写篇书评。我马上答应下来。一则因为萧老生前曾几次接受我的采访，他老人家辞世快三年了，我却尚未写点纪念文字，现在正好聊表怀念之情；二则“父子角”之名，就出自原文化部咸宁“五七”干校，而我正在从事向阳湖文化研究，这本书无疑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也有必要向更多热心关注“文革”史的读者推介。
我们先看萧乾眼中的向阳湖。据《父子角》“代序”介绍，1971年冬季，萧乾举家下放鄂南向阳湖已有两年，他生怕萧桐沉湎于捉蛇喂鹰而耽误前程，便有计划地辅导儿子学习英语。父子俩经常去一个叫王六咀的小村角落，在那里一呆就是大半天，萧乾戏称之“父子角”。由于这段人生经历弥足珍贵，以至从1977年到1999年间，百余封往来信函中还时常提起。如萧乾在信中深情地向儿子表白：“每当忆起‘父子角’，我心里就无限温暖。”（1993年9月8日）时隔五年，老人又叙述道：“昨天晚上还想起咱们父子俩半夜去看什么井，又有一回想起同去452高地回来的路上。那阵子（干校）是我的苦日子，你的存在减去了一大半苦！如今追忆起来，还是很亲切。”（1998年6月24日）——不难看出，晚年的萧乾已将儿子视为除夫人之外最亲密的谈心对象，远离父母的萧桐也成为父亲最难得的忘年知音。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座“心桥”是架在向阳湖上的。熟悉咸宁干校历史的读者也许还记得，萧乾生前曾为鄂南留下两幅题词：“深深地怀念咸宁和向阳湖”；“向阳湖是文革时期我们的避难所”。窃以为，《父子角》的文字是对它们最好的诠释。
下面再看萧桐笔下的父亲：“回想干校那三年，我眼前总浮现出在泥泞烈日里头戴草帽、肩扛一铁锨的知识分子队伍，其中就有忧愁满面的爸爸在深一脚浅一脚地赶路……”干校的磨砺使尚未成年的萧桐“早熟”，他学会关心长辈，体贴双亲。更难得的是，他开始接触社会，思考人生。可以说，萧桐之所以日后成为一名活跃于美国画坛的年轻画家，向阳湖水一直是他随身携带的“健力宝”（如在干校打下了扎实的英文基础，等等）。难怪萧乾有次还表扬儿子：“这次去新疆，你没有失掉当年干校插队的吃苦精神，使我十分欣慰。”（1991年9月7日）对照萧桐，我不由得联想到现在的中学生们。时下一方面强调素质教育，一方面又是应试教育的体制，沉重的书包压得学生们喘不过气来（为了获取高分，他们不得不死背一些也许考试后对今后的人生再无一点用处的“知识”，而令人担忧的是，他们中不少人不知道“文革”是怎么回事，不知道林彪、“四人帮”何许人也）我不禁要发问，他们仅仅吃穿住行无忧无愁，就一定比在“父子角”中成长起来的“向阳花们”快乐吗？我们做父母的视为无限幸福的独生子女们，他们自己真正感到幸福吗？他们不知道什么叫“战天斗地”，什么叫“忍辱负重”，如果遭到挫折，心理承受能力如何？他们将来就一定会比萧桐们有出息吗？诚然，“文革”应彻底否定，“干校”是错误路线的产物，但向阳湖文化人子女的成长史和萧乾的教子之道，对培养下一代健康的体魄和健全的人格，仍是不可或缺的辅助教材。
捧读《父子角》，我体会出这里的父爱，丝毫不逊色于伟大的母爱。全书既洋溢着父亲对儿子无微不至的关怀，又有尊重儿子作出有悖于父亲意愿选择的理解；既有父亲对儿子的厚望，又有儿子给父亲的慰藉。通篇是“舔犊之情”，却没有干巴巴的说教；满纸是“寸草之心”，而没有软绵绵的撒娇。萧氏家书让人感叹，世间的幸福莫过于父子成了朋友！它又促使人思考：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读毕《父子角》，我由衷地相信，两代人之间只要平等相处，以理解架起“心桥”，是可以跨越任何“代沟”的。萧桐曾致信父亲：“您是我最崇敬的人之一，您一生中的浮沉悲欢，我了解不少。许多感情我都是能自觉亲身体验的。冒昧地说，我很像您。”（1982年3月12日）我从萧桐身上可以看出萧乾的身影，也祝愿天下善良人们的儿子都不仅形象上酷似乃父，更要力求达到和父亲心灵相通、品格承传的境界，这才是真正做到了生命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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