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对俄罗斯的一切怀着一种深深的兴趣和关注。我甚至感到，在这里用“兴趣”这个字眼未免分量太轻了——那是一种情不能已的神往和注视，既包含着一种情愫，也包含着许多思索。这当然不无原因。这种情感的培育首先得之于俄罗斯文学，那种略带几分忧郁的浪漫深情，像冬原的白雾一样，笼罩着你的心灵；还有俄罗斯知识分子那种要为全世界受难的弥塞亚精神，也是一种能使人深受感染的悲剧性的哀伤；鲁迅说过，俄罗斯式的知识分子，中国还没有；他也一定是感受到了一点什么……而这一切，在二十世纪初却统统转化为一种狂热迸发出来的献身精神和意志，突然之间改变了世界历史。当这一切在二十世纪末又突然收场的时候，除了令很多人黯然神伤之外，它又留下了更多的思索。对我们来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一种主义之后，近百年来的中国历史，就又与俄罗斯多了一层解不开的联系和纠葛。不说别的，就说一首《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就牵动着几代多少中国人深情的青春回想。一首歌曲在异国产生这么大的影响，恐怕是历史上少见的。我不知道它在本国是否也如此令人难以忘怀，对我们来说，与其说它是俄罗斯民歌，还不如说它是中国民歌。总之，我经常对友人说，我喜欢俄罗斯的许多——当然，斯大林和克格勃除外。
很自然，贝利亚因此成了我最厌恶的一个人物。予生也晚，当我在六十年代后期开始对苏共党史略有所知时，中苏已经交恶，连官方都已经不必附和苏共的说法了，我也是既不会有对这个“人民的敌人”的刻骨仇恨，也不会相信他是什么“英国间谍”的神话了，但我还是对他有恶感：这是一个宫廷近臣和残暴的秘密警察头子。在家里保存的五十年代的报纸中，我看到了一张斯大林死后苏共中央领导人的完整阵容：上方是一张略大的马林科夫像，一副痴肥的平庸官僚嘴脸，但似乎还是个老实敦厚的人；底下是三排略小的政治局委员像，从带夹鼻眼镜，颇有学者风度的莫洛托夫，到光头而目光炯炯，颇显精明的赫鲁晓夫，到一副党务官僚嘴脸的卡冈诺维奇，以及一看就是呆板的技术官僚的萨布罗夫和别尔乌辛。其中也有贝利亚：说实话，我的感觉是他在形象和气质上都与希姆莱相似。那时我有一位好朋友，对此也很有兴趣，而且有着非凡的记忆力，从历届苏共中央政治局到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所有委员的名字他能倒背如流，我要是忘了谁的任免情况，就找他核实——谈论这个话题，似乎成了我们的略有别于环境和同时代人的一种知识游戏和精神享受。那时我们都已读过《斯大林时代》和《赫鲁晓夫主义》等书，已经从斯大林“大清洗”的可怕事实给我们造成的思想震撼中平静下来了，似乎也开始思考那个制度的问题了，而我们，一样不喜欢贝利亚——就因为他是秘密警察头子。
我对苏联秘密警察头子的印象由于两个人而开始有所改变：一个是谢列平，一个是安德罗波夫。前者在五十年代后期由团中央书记接掌克格勃，同时是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年轻、强干，而且雄心勃勃，颇有生气；大约是锋芒太露了吧，终于被那个习惯于平庸和顺从的体制视为异端，断送了前程。赫鲁晓夫后来把他调离要害部门，让他当了摆设式的全苏总工会主席。六十年代，有一次他率工会代表团访英，受到英国工会领袖的抵制，理由是，他从未领导过工人对官方或者资方的罢工斗争。要求苏联国家的工会主席领导工人对政府的罢工斗争，这听起来真让人觉得搞笑。当然，这种尴尬并没有妨碍谢列平继续当他的“工会主席”。比起谢列平来，安德罗波夫就可以算“政治上成熟”得多了，他韬光养晦，从来不与党的路线和最高领导作对，直到自己登上最高宝座。一个西方学者曾指出，在斯大林式的专制集权制度下，政治接班问题永远无法按法制程序顺利解决，总是充满诡秘的宫廷权术色彩，既定的接班人从来无法成功地入继大统，而最后的结局不外两种：一是平庸的、对大家都没有威胁的中性人物上台；二是有军方和秘密警察支持的铁腕人物。这似乎是一个规律。在苏俄历史上，马林科夫属于前者，而后者，由秘密警察头子成为一把手的，至少有安德罗波夫和普京二人。安德罗波夫上台后，结束了近二十年的勃列日涅夫停滞时期，苏联的政治改革开始起步，虽然他天不假年，一年后就病死了，但为其后的社会改革揭开了序幕。安德罗波夫不但政治上相对开明，致力改革，而且个人颇有文学修养，爱写诗，喜欢西方音乐，富有幽默感，为苏共领袖这一角色添上了一点人性化的色彩。有一个颇能说明这一点的细节：在一次官方宴会上，他看到对面坐着一个著名艺术家，就斟了一杯酒递过去，这位艺术家发现为自己递酒的是克格勃主席，略为迟疑了一下，这时安德罗波夫微笑着对他说：“你最好还是接过去，克格勃有一双很长的手。”由于克格勃的恶名，这话听起来几乎像一种恫吓，至少有点黑色幽默，但也还不失一点自嘲的风趣，而自嘲，至少是某种程度的智慧的体现。我因此开始喜欢和注意这位克格勃，但那时我还没想到，安德罗波夫还有一位更值得注意和研究的前任——贝利亚。几乎可以说，直到苏联解体之后，贝利亚才开始得到公正的评价，历史才开始还他本来面目。
近年来，已有不少涉及贝利亚的论著在国内翻译出版了，如《元帅和总书记》、《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我的父亲贝利亚》等，尤其是后者，虽然作为贝利亚的儿子，作者在叙述中的感情色彩显而易见，但还是能为人们了解贝利亚提供一个独特的角度和大量的材料——当然，从某种意义上看，所有历史人物的亲属所写的东西，都不能作为信史，但具有史识的研究者是可以从中得到最有可信度的、无法编造的细节的。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从来不可能完全一致，在目前的严肃学术著作中对贝利亚也同样还各有褒贬，但至少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在前苏联的历任克格勃主席中，只有两人，贝利亚和安德罗波夫，是至今“仍然令人真的感兴趣，使人进行讨论，让人觉得他们是丰富多彩的人物。”（《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既因为他们的能力、个性和人格，更因为他们的改革思想和改革主张。
现在披露出来的许多事实，与过去由苏联官方、各种回忆录作者（包括赫鲁晓夫、朱可夫和斯大林的女儿等等）和历史研究者所塑造的作为一个阴谋家、宫廷权术的受益者和可怕的秘密警察头目的贝利亚的形象是完全不同的。值得注意的至少有这几点：
一、斯大林死后他最早提出反对个人迷信。尽管贝利亚的儿子谢尔戈的回忆录中提到的贝利亚多次与斯大林的意见分歧和私下对后者的评论和批评不足以作为这一点的充分证据，尽管贝利亚也没有这一方面的系统理论（他在斯大林死后几个月就被处决），但在米高扬指控他“在斯大林死后的最初日子里就主张要反对个人迷信”，却从反面透露出正面的信息。同样，他的另一些带有“解冻”性质的主张，政治改革和党政分开的主张，也是通过对他的指控（“破坏党的领导”）而为人所知的。
二、斯大林死后他立即着手制止和平反冤假错案，首先是平反了作为斯大林即将开始新一轮清洗的信号的“克里姆林宫医生案”（当时的每个苏联领导人心里都明白，只要斯大林再活一段时间，他们当中就没有一个人能活下来），接着，在他倡议下，1953年苏联又实行了大赦，从监狱、集中营和流放地释放了大批无辜者，这是直接的解冻回春的信号，是一件深得人心的事。后来为此加给他的罪名是“释放刑事犯，有意破坏国家稳定”和“骗取廉价的荣誉”。不但如此，在处决他后还把斯大林的一系列清洗算到他头上，这位前秘密警察头目顺理成章地成了这些血腥罪行的帮凶，乃至发起人。这一点，赫鲁晓夫后来说得很坦率：“甚至当我们在审判贝利亚之后已经了解许多情况的时候，我们对党和人民还是作了不正确的解释，将一切都算在了贝利亚头上。对我们来说他是个合适的人物，于是为了开脱斯大林的罪责，我们做了我们所能做的一切。”?见谢·贝利亚《我的父亲贝利亚》第458页，以下引文除另加注明外均引自该书?这是赫氏在自己同样被清洗之后的晚年说的老实话，而在1953年对贝利亚的清洗中，他则是毫不犹豫地为了“党”的利益和他自己（以及其他官僚权贵）的利益做了“所能做的一切”的。
三、贝利亚在经济、军事、民族等问题上都提出了一些观点，如，根据苏联地域辽阔，各加盟共和国各有其农业传统及特点的情况，提出有的地方不能搞集体农庄——这成了他“阴谋破坏集体农庄制度”的罪行，他主张缩减军费，用于发展经济；主张扩大各加盟共和国的权力，多用地方民族干部而不能搞大俄罗斯民族主义。这些，现在看来全都对。贝利亚提出的这些问题，涉及的面如此之广，其政策主张显然不可能在斯大林死后的一两个月内就统统突然形成。凭这一点，也就可以看出贝利亚平时确实早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和见地。
四、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南斯拉夫问题和德国统一这两个重大国际问题上，贝利亚提出与铁托修好的主张并受命起草相关文件；他还主张德国应该实现统一、中立，认为这是对苏联最有利的长远之计，而驻军东德则会成为苏联沉重的负担。今天的俄国历史学家把这些称为贝利亚的“先见之明”，这确实是先见之明。这个先见之明比后来赫鲁晓夫与铁托修好早了三年，比戈尔巴乔夫从德国撤军，促成两德统一早了三十多年——戈氏因此举在西方世界赢得广泛的声誉与好评，而贝利亚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当然，有一顶帽子这三个人都能分享：背叛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向帝国主义妥协投降——给贝利亚戴这顶帽子的是赫鲁晓夫，给赫鲁晓夫戴这顶帽子的是当时的反修论战者，而等到老戈之际，大家已经不争论了：“尊重各国人民的选择”——由他去吧。世界真奇妙！
在英明、伟大的领袖斯大林同志死后，在他所指定的接班人马林科夫同志短暂的过渡之后，尼基塔·赫鲁晓夫同志开始了他的“解冻”和改革过程：批判“个人迷信”，强调恢复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有限度地平反冤假错案，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这就是后来为我们所深恶痛绝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现在看来，这些都是贝利亚想做而没有来得及做的事，而且其程度远不及贝利亚所主张的。既然赫氏所做的这一切都与贝利亚的主张相近，何至要同室操戈，以极刑处置贝氏呢（据考，对他的“审讯”、处决采用了苏联历史上最严厉的程序——超过了斯大林对布哈林、李可夫、季诺维也夫等所有人的严厉程度，为苏联历史上仅有的两次之一；而且，从此以后，苏共的党内斗争中再也没有杀害过失势者）？这只能说明苏共历来党内斗争的残酷性和野蛮性。（毛泽东对此就很有看法，并提出我们要“一个不杀，大部不抓”。）一位法国历史学家对贝利亚事件的解释是这样的：“……除掉贝利亚是否意味着向‘非法状态’的倒退？抑或正好相反，这是走向法治和缓和警察制度所采取的又一步骤？确实，这一事件的意义就像斯大林死后贝利亚所扮演的角色一样难于确定，既可以解释为权力之争，又可以认为是‘解冻’的开始。锄掉贝利亚的情况——未经真正审判的枪决，故作姿态的侦察，按照斯大林时期的传统而对他提出的虚假指控，这一切都证明了1953年夏天政治局势的复杂和由非法状态转向合法状态的难度。国家安全机构的强大力量使贝利亚的对手们除了密谋和立即处死他外别无选择，这就使得他的拥护者们没有机会能够预先组织对付密谋活动。但是，考虑到贝利亚权力的广泛基础、他的实际威信以及制度本身至今仍一直不断强调的自己对法治的热中，贝利亚的对手们不能够承认他们仅仅是锄掉了政治警察的可怕头子，而且此人还戴着可敬的‘自由派’政治家的假面具。”这个分析实际上只指出了苏联党内权力格局和权力斗争的复杂性，说明了在斯大林近三十年的血腥清洗余悸尚存的情况下，谁都有可能为了自保而在权力斗争中“防卫过当”，采取过激手段——尤其是当自己的政敌手中掌握着令人生畏的秘密警察机构的时候。但还有别的问题。至少，还有一个权势集团的既得利益的问题。很明显，在独裁者去世后，在一群都不享有那种绝对权威的继任者形成的格局中，某种程度的“解冻”和走向某种程度的“法治”是必然趋势；即使除掉了“自由派”之后，上层官僚也仍然不得不朝这个方向走几步。但这一切必须以不损害他们的既得利益为前提——须知，在起义、内战、饥馑、外来干涉等种种艰难危险都过去之后，在长达三十年的统治中，尤其是在大清洗把最早的怀抱浪漫的革命理想的老布尔什维克消灭殆净之后，以告密、整人、阿谀、逢迎等方式爬上官位的不再有献身理想的上上下下各层官僚，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既得利益群体，他们和那个制度已经融为一体，几乎是靠着那个制度的弊端——专制、腐败，来攫取自己的利益的。任何改革，一旦触及他们的这种根本利益，他们是会以命相拼的。因此，为了这种利益，太快、太彻底的改革步伐是不允许的——既是其利益不允许，也是那个制度的承受力所不允许。绝不能搞彻底的改革。然而贝利亚犯了这个错误，戈尔巴乔夫也犯了这个错误，结果，一是贝氏个人的死亡，一是苏联的解体。的确，贝利亚的改革构想太大胆了，步子太快了，他居然认为要召开党的代表大会，“要公开以斯大林为首的党的路线”，党的“最高领导层应当对所发生的一切向人民负责”；他居然还要求“应当从我们中央主席团全体人员开始，我们报告自己的工作，揭露党的路线错误，然后听听大会怎么说”，他甚至准备下台：“如果大家一致认为要换掉我们，那就换掉吧，届时取代我们的将是一些年轻人，他们一定不会重犯从前领导者难以回避的那些错误。”这真是太善良的愿望，太美好的理想，岂止是要“年轻化”，连“改革和公开性”都已经呼之欲出了。如此看来，贝利亚的死因就在这里了：他太早提出了彻底改革的要求。比较贝、戈二人的命运，我们看到，太早提出的改革思想会断送思想者，太晚实行的改革措施会断送实行改革的社会。历史是如此的残酷！据贝利亚儿子的回忆，贝利亚的妻子当时劝告他要谨慎：“想一想吧，拉夫连季，这会是你的尽头。”她当然没有想到这是贝利亚生命的尽头。据说当时的主席团成员“一致同意”了贝利亚的观点，因为他们知道，说归说，“大家永远不会去冒这个险”，谁要是说了还真练，他就是死路一条。“在当时国家领导人的眼里，这种举动当然是轻率之极的行为”。——用这一体制下的行话，这叫做“政治上的不成熟”。我很难想象，在那种体制中混到如此高位，而且掌管秘密警察的贝利亚，政治上会“不成熟”；只有两种可能：或者他也只是想说说而已，是一种虚伪、一种伪装——为了他的权术目的，那他就不是“不成熟”，而是太“成熟”了；还有一种就是他还坚信、或者还残存着某种理想，所以真想为此去做，那就确实是“不成熟”了，在那种独裁体制下，凡怀抱某种理
想主义的政治家没有不以悲剧终场的——例子不胜枚举，而且不仅是在苏联。但似乎也恰恰因此，这种还有些许理想的失败者也就能在民众中唤起敬意，并在历史中死而复生。
根据贝利亚儿子的说法，贝利亚是在1953年6月26日在自己家中被打死的：人们在那里听到了枪声，看到了贝利亚办公室被打碎的窗玻璃，看到了被用担架匆忙抬走的一个人——此后无论是他的下属还是“法官”，都没见过活着的贝利亚。至于秘密审判和处决（是年的12月23日），只是一场既没有主角，也没有观众的戏。也就是因为知道他已死亡，“斗争已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在苏共中央的7月全会上，从他的政敌到他的朋友才能那么众口一词地谴责这个“英国间谍”、“叛国者”和大清洗的凶恶“刽子手”，然后是逮捕、审判、处决的“法律程序”，还有一次次屡试不爽的中央决议，声讨揭发和群众集会——于是，一个党和人民的凶恶敌人被清除了——直到若干年，甚至数十年后的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现在回头来看，苏联历史上的哪一桩案子不是如此？从莫须有的托－季联盟（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到布哈林、李可夫、加米涅夫，到沃兹涅先斯基、到贝利亚；临解体前的苏联最高检察院承认，他们谁也不是帝国主义的间谍。如果一个制度，能一个接一个地连续制造这种冤案来证明自己的正确，然后再逐一平反来证明自己的英明，那么它还是英明和正确的吗？人们曾因苏联的解体或痛心疾首，或百思不解，乃至归咎于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这两个“修正主义分子”、“败家子”，这恐怕又是冤案。在我看来，苏联解体的祸根是斯大林埋下的，至少应追溯到他三十年代那血腥的大清洗。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乃至历任秘密警察首脑，不断在数十、数百、数千人的处决名单上签字，这些事实和数字，在现在已不是什么新闻了。任何一次改革，都绕不开斯大林留下的那一滩血，都躲不过一个尖锐的质问：这么一个伟大的布尔什维克党，这么一个人类历史上最先进最完美的制度，怎么会犯下如此暴行？
贝利亚也许不可能像他儿子所希望、所论述的那么纯洁，他手上恐怕也有血。他是大镇压政策的执行者，最终又成了它的受害者。从现在已经披露的材料、已经解密的档案来看，他不是间谍、叛国者、宫廷弄臣、色情淫棍、变态杀人狂、凶暴的屠夫，这一点似乎已是可以肯定的了。一个制度，怎么能把忠实地为它所宣布的理想奋斗的战士（包括贝利亚，也包括他之前的布哈林、季诺维也夫等人）妖魔化到这个地步，这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白居易曾有几句诗：“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看来古今中外，都有这种历史人物的是是非非。贝利亚之流是当时就身死名臭了，死后还当了五十年恶魔。对贝利亚等人，看来应该改几个字：“纵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后人知！”至于其真伪，应该说，好在——正如一个同样死于大冤案的人所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虽然“人民”，在当时看来像是制造冤案的帮凶。贝利亚的儿子似乎对历史也有种确信，所以他预言，父亲“终将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作为一个为自己多民族的国家和人民谋福利，为使自己的国家脱离极权主义轨道而奋斗终生的苏联时代思维健全的政治家而载入史册。”——是呵，“思维健全”，这在民主体制下应该是对一个政治家的基本要求，但在苏俄体制下，它却那么难，以至于要一个“政治家”付出那么惨重的代价。
贝利亚所服务的那个国家已然不存，今天对他的平反，对他一生真伪的重新评价又有什么意义呢？显然，不在于他有多深刻的思想让后人研究——他主要是个政治家，或者说政治活动家，而不是思想家和理论家；也不在于假定，如果他的观点在数十年前为人接受和实行，苏联和世界的历史会不会略有一番别的景象——历史是不能假定的，尽管这就常常有遗憾。他的冤案和平反，或者说他的妖魔化和人间化，无非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事实，提醒人们思考：为什么在一个有着悠久历史传统和辉煌的近代文明的伟大的国度里，在一种极为美好的理想感召下的一场运动，却建成了那么一个邪恶的镇压机器，并由此毁灭道德、文明，戕残着民族心灵，湮灭着人性？如果把这一切统统归功于斯大林，那就太抬举他了，用一句老套话说，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斯大林作为一个“伟大领袖”，“在布尔什维克主义——无产阶级专政范围之内，他如果愿意的话是能够改变很多东西的。不是全部，这是制度本身不允许的，但却可以改变很多。可是斯大林不仅没缓和这一制度，而是有意识地使许多东西尖锐化，利用布尔什维克的教条去压制这一派中的对手。这就是大规模的镇压和政治运动。”他的个人责任在于此。贝利亚死后，他的儿子在监禁和流放的经历中反思的结论是：“罪过属于每个人，属于斯大林本人，也属于其他人。他们都要为制度所造成的全部失误、全部错误和偏差负责。”平心而论，我看不妨加上一句：他们既是错误的责任者，也是罪过的受害者，甚至于，说到极处，当民族心性和活力受到戕残之时，这些高高在上的人也未能幸免。他们的道德和能力也在滑坡。斯大林曾这样评价五十年代来华时我们曾举国欢迎、尊之为“德高望重的”那位“伏老”——前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他是个傻瓜，这我们知道，”他又加上一句，“但整个国家不知道这一点。”唉！
（《我的父亲贝利亚》，谢尔戈·贝利亚著，新华出版社2001年6月版2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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