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我的书桌上摆着上海古籍出版社策划的“蓬莱阁丛书”中之一种“雷海宗撰《西洋文化史纲要》。翻阅之余产生了一些感想。
雷海宗这个名字，有好几十年极少有人提起了，现在的中青年人更少知道他。在上个世纪1952年“院系调整”以前的清华园，雷海宗在学生中是与潘光旦、梁思成、陈岱孙、冯友兰等等许多教授齐名的。当年我非要上清华大学不可，主要就是因为清华园里有这些受人推重的学者。梅贻琦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今天已是人们耳熟能详了。雷海宗便是梅先生所说的那样的“大师”。
“院系调整”后，清华文科名师当然都“分流”到其他高校和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去了；大部分到了北京大学；雷先生则被调到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这是南开大学的幸运。不过几年后，雷先生也和许许多多的老学人一样被打成了右派。后来摘了帽子，没几年，雷先生就辞世了。他没有赶上“文革”，否则也难逃此劫。
这份《西洋文化史纲要》是雷先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在武汉大学的讲课提纲，当时正是武大的鼎盛时期，名师如云。这可不是一般的讲课提纲。它有纲有目，纲举目张?每纲每目的下面都缀上一句画龙点睛的话。有些历史基础的人，一看眼前就自然而然地会出现一幅生动的西洋历史长卷。我没有听过雷先生的课，据为这本书写“导读”的王敦敏先生说，有人形容雷先生是“其声如雷，其学如海，史学之宗”。看了这份“纲要”，竟使我感觉到，雷先生就在眼前讲课。
这份七十年前的讲课“纲要”把西洋文化史分为酝酿时期、封建时代的盛期和末期；旧制度时代和欧美文明时代。这种分期法与习惯的希腊罗马时期——中世纪时期——近代时期……有所不同，更加凸显了文化和社会的变化。雷先生在“封建时代”之后添了一个“旧制度时代”，而不是从封建时代一下子跳进近代，这是因为在文艺复兴、宗教革命以后，欧洲大陆确实出现了一段“君主专制国家之兴起”的时期；然而也正是在这一段时期?相当于十七、十八世纪?，“新科学之初兴”、“新哲学之初兴”、“新文学之初兴”同时登上了西洋的历史舞台，这是时代的悖论，也是向新时代的召唤，表明“旧制度时代”注定要被新的文明时代所取代。
雷先生在“旧制度时代”之后径直进入西洋文化的“欧美文明时代(1815年后)”从而完成了雷先生的西洋文化史的完整体系。特别引起我注意的是，最后一章“西洋文化之新局面与新趋向”的最后一节是这样写的：“全世界各民族文化之大转机，(A)西洋文化势力之普及全世——势力且将日增；(B)西洋文化命运与人类命运之打成一片。”?原无标点，标点是我加的?雷先生在七十年前已经触及了“全球化”的问题。
很可惜，这只是一份讲课的“纲要”，并不是讲稿本身。听上过雷先生的课的人说，雷先生是不照本宣科的，上得讲堂，先把从何年到何年?相当于中国的何朝何代?写在黑板上，然后就开讲。因此没有写出的讲稿传世。但就只这本“纲要”，印成书已近四百页，而且才气四溢。
雷先生是兼通中西的，他在教西洋史的同时还开过中国古代史，如先秦史、秦汉史等课。那个时代的学者，都是学兼中西的，即使是理工科的教授也都有相当坚实的文史科学养。中国的近代教育本来是重视“通才教育”(liberal eduation)的，但是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发生了变化。单就史学而论，分科即相当的刻板，治中国史的，粗知世界史已不错了；治西洋史而懂中国史的，可以说几乎是凤毛麟角。而在世界史一科，又细分为国别史，几乎互不相涉。近来更有一种现象，蜂拥般地投向“美国史”，并且无论有无主客观条件，都去弄“中美关系”，这从一些高校史学系的博士、硕士论文的题目中可窥见这种畸形现象的漫延。我想，原因固然很多，但原因之一可能也是长期以来忽视“通识教育”、分科过细、泾水不犯渭水、急功近利、追逐“热门”的一个结果。好比一个口腔医生，只会看“门牙”，不会看“槽牙”，你以为这位牙医是称职的么？这是事关教育的另一问题，此处不赘。不久前看到钱伟长先生答《光明日报》记者问，他主张拆掉某些科系之间的“墙”。我非常拥护。
在西洋史中，中世纪是头绪最多、最难梳理的，但它却是近代资本主义诞生的“前提”史期。我个人对之倾心久矣，以为那是一段非常引人入胜的长时期；欲在深层理解近代，那是不可绕过的。但我“眼高手低”，力不能胜，只能“述而不作”而已。西方史学界也把中世纪当做一门“攻坚性”的学问，足见其难。雷先生负笈域外，实际上综合了西方学术界当时最新成果而出以己意，他的讲授“纲要”用了很大的篇幅讲他称之为欧西“封建时代”从“盛期”到“末期”的中世纪。其眼界涉及这个长达十世纪之久的政治文化、经济生活、农业和工商业、基督教教会和文明、“神道学与书院哲学”?今所谓神学和经院哲学?、科学与教育、市民社会之诞生等等的演变，条分缕析，眉目昭然。如果有幸亲临雷先生设帐，一定会觉得那就相当于一部欧洲中世纪的“百科全书”。
雷海宗先生执教鞭几十年，虽少有专著，但论文甚丰，广涉中西文史诸科。（朱自清先生《诗言志辨》在论及先秦时期的“外交赋诗”时，特引用了雷先生在《古代中国的外交》一文中的一段话。这段话把鲁文公十三年郑、晋、鲁、楚诸国国君以赋诗为媒介相互应答的情景，写得简洁而又生动，可征雷先生的史学造诣是有着深厚而纯熟的国学根底的。）他的讲课，如当时有人笔录（这样的人如健在也有七八十岁了！），加以校核整理，定是史学中的一本经典。我还想，如果有哪家出版社把雷先生的论文汇集起来，包括讲课笔录?如果有的话?，辑印成书，亦当是一件嘉惠后学的善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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