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6月17日，就要是《大公报》的百年了。
凝神一想：与我们先前的百年校庆（北大）、馆庆（商务印书馆）相衔，中国报业也有了它的百年报庆了，于是又想：大学、书局、报馆（“商务”的高凤池先生则以银行置换大学，以此三种为社会上最重要的事业，但以穆勒“人群进化莫要于三大自由”的思想、言论、出版来看，银行之影响当在大学之下）这三个支点构成的空间平面，就是人们现在经常说的“公共空间”，所谓“舆论平台”、“话语场”等，它是中国近代化的轮子，而一个开放、健全的社会也是不能缺失这三个支点中任何一个的。现代意义的大学教育、出版、新闻都是身西徂东，被动近（现）代化的中国在西风美雨下于百年前终于也有了自己的“公共空间”，正如中国“舆论界之骄子”之梁任公先生所云：国事蜩螗中放一线光明差强人意为三事，乃学生、书局、报馆之日众，报馆者“现代之史记”，其天职在对政府则监督、对人民则向导是也（后来胡适说梁任公“吃亏”即他放弃了他的言论事业去做总长），其中1902年创办的《大公报》更是以“大公”表明它的报纸是作为社会的“公器”而存在的。但是我们的生存空间毕竟与近代的西方社会大不同，国情大异于别处，其它等等只好走各自的“特色”的路径，比如报纸，在西方是业已认同和普适了的“新闻自由”（十九世纪时英、美、法等国都已通过法制确定了其新闻自由的体制），在中国还不能不是人们的美好企望，一般报纸就只好走要么是商业化（市场化）要么是接受津贴变成党派机关报的路子，结果把报纸本身做为事业来追求和坚守的报馆——尤其是民间报纸，就稀少的可怜。《大公报》是试图开辟“新路径”的，即以“超然”的姿态面对实际政治，当然这就有何以可能的问题，不过1926年新记《大公报》的“三巨头”——张季鸾、胡政之、吴鼎昌，以及后来“一枝笔”的王芸生等，追寻中国士子尤其是近代以还“文人议政”的传统，努力把报纸办成真能代表“社会公器”的公共平台，若取历史的、不苛求的看法，它算得上是近代中国报业的翘楚，已往主流意识形态包括《大公》旧人王芸生、曹谷冰、金诚夫等对老《大公报》的批判和自批其颊就不能算是公道。当然，老《大公报》也自有其可议之处，这里的问题主要是我们取什么样的标准去评判老《大公报》。
王芝琛先生的《百年沧桑—王芸生与大公报》一书汇集了他近年来研究《大公报》的文章，用也是《大公》旧人的唐振常先生“序言”的话说：以出自《大公》前辈家庭，“因庭训所得，得闻大公报经纬”，且采访故旧，广搜博采，悉心研究，遂卓然成家，“文章最大特色是信而有征”，又“不作危言高论，但直道其事”，读后可破人们多年习得的关于老《大公报》的许多成见。不过，以历史的评骘、人物的月旦最为难事，回到现场也绝非易事，这仿佛陪审团面对原告、被告两造，除开须得回避的人之外，如何定谳尚须胸有成竹——胸中须有杆秤，比如对老《大公报》盖棺论定，取什么立论依据？王芝琛先生发覆历史，力为《大公报》洗刷既往种种苛评，文章中有时就以《大公报》若干周年的庆祝纪念册上一些政要的题词为凭，然而老《大公报》自始即以其标榜的“四不主义”鸣世——1926年9月1日张季鸾在社评《本社同人之志趣》中揭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办报方针，其“不党”即“纯以公民的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不卖”即“声明不以言论作交易，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辅助，且不接收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智识及感情而断不为金钱所左右”；“不私”即“本社同人除愿忠于报纸固有之职务外并无他图，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而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不盲”即“随声附和是谓盲从、一知半解是为盲信、感情所动不事详求是谓盲动、评诋激烈昧于事实是谓盲争，吾人诚不明而不愿陷于盲”。应该说老《大公报》执行“四不”是有口碑的，王先生的研究也意在证明此点，则殊不必以他人之或是或非为怀，因为自家标准即独出机杼，当也须有其独立质性，他人的评骘或可与你视界融合而一致，却也可因评判标准的不一而大相径庭，后者则如人们常常批评老《大公报》的“四不”的“欺骗性”，其表征的“小骂大帮忙”等，王先生为之力辩，有些地方则难免做得吃紧，露出一些硬伤，“其实，大公报既倡文人论政，以其所见，是其是，非其非，必与小骂大帮忙或非小骂而是大骂均无关涉，须得就事论事，而不管所骂所批评的对象是谁”（唐振常序），唐先生这个“标准”我非常赞同，循此也就可以免去许多对老《大公报》的无妄的苛评和出于无知的误会。
英敛之创办《大公报》，立下“报格”是“以大公之心，发折中之论”，后来人们看视有百年历史的《大公报》，常常以不假思索的高调语言和俯视君临的姿态。其实在一个具体的历史情景中，若欲取对先人“同情之了解”的历史观，则其虽“小骂”亦为不易，“我在（存在）固我思（言、思之载体为报纸）”，乃不得不有“折中”的考虑，其实就是“政治博弈学”，《大公报》虽说以“敢言”著称，但是你有“敢言”的空间给它么？比如《大公报》初创，它的“敢言”之一是斗胆披露新闻学常识的“有闻必录”的记者沈荩的被难，从此开始，后来还有邵飘萍、林白水等的例子。这沈荩之死竟是如此的酷烈：“拿交刑部之沈荩于初八日（1903年7月31日）被刑，已志本报。兹闻是日入奏斩立决，因本月系万寿月（光绪生日），向不杀人，寿皇太后懿旨，改为立毙杖下。惟刑部因不行杖，故此次特造一大木板，而行杖之法又素不谙习，故打至二百余下，血肉飞裂，犹不至死；后不得已，始用绳紧系其颈，勒之而死”，是后“以杖毙之惨”，不独“西人闻之皆胆寒”，刑部官员竟也“托故告假者颇多”，乃“不忍过其地”也。《大公报》还“述其始末”：“当杖毙时，先派壮差二名，打以八十大板，骨已如粉，始终未出一声。及至打毕，堂司均以为毙矣。不意沈于阶下发声曰：何还不死，速用绳绞我。堂司无法，如其言，两绞而死”。这是《大公报》出世时的语境。英敛之曾有诗云：“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语谁？世界无穷愿天尽，海天寥阔立多时”。但诗的意境变为地上的现实可容易？邵飘萍、林白水、史量才……。陆定一曾说：“英美记者固然有他们的长处，但是中国记者能在重重压迫之下把人民所要知道的真实消息透露给人民，这种经验，这种本领，则远非英美记者所能及”。这话说的公道。新记“大公”的三巨头之一吴鼎昌慨然其前之报业教训，即“一般的报馆办不好，主要因为资金不足，滥拉政治关系，拿津贴，政局一有波动，报就垮了”，遂以五万元出资办报而不惜赔光，不拉政治关系，不收外股，借以保证报馆之“独立”；胡以卓越的组织能力发掘人才，又惨淡经营，后竟以身殉报；特别是毛泽东、周恩来都曾称道过其人的张季鸾先生，这位几度办报几度艰险（两度入狱）的一代报人、从反清时的《民立报》到他主持言论长达十五年的《大公报》（前后三十年中写下不少于三千篇的社评，且几乎每篇皆笔锋犀利、见解超迈）、以“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为使命又向往于西方自由主义的新闻自由的报界泰斗（他这里的自由主义：“积极”，则争取言论的独立和自由；“消极”，则反对统制和干涉。若他标榜的“四不主义”：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以及办报秘诀的“准备失败”——“勇于发表必须‘准备失败’”。提及张先生不免让人想起曾同他一齐办过报的邵飘萍和康心如等，若后者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康氏三兄弟：康心孚、康心如、康心之，他们与张先生经历相仿，维新而反清反袁，于“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民国时代办报，竟被军阀捉将牢中，康心孚死，康心如出狱后发誓“不官不党不办报”，乃与张先生的“四不”异趣，继弃报经商从事实业，后遂为工商金融巨子，乃又再办报，为民族资产阶级张目，他们穿梭于报界和实业的经历正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艰难时世”）以及毛泽东称为“王大公”的王芸生先生“不矜奇，不立异，老老实实，平平常常，一切循平常，做“同情之了解”的。
《大公报》既然报格、宗旨、主张如此，换句话说，它算得上近代中国社会“两头小、中间大”中后者之代表……一份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报纸（后来王芸生、曹谷冰曾自辱其“始终是为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个中案例如大革命高潮时为实业界要求蒋介石表明态度系主张“赤化”或“非赤化”、“九一八”后吴发起“废止内战大同盟”主张“安内对外”、胡则系“相当典型的大资产阶级文化商人政客”、张于“西安事变”时发社评严责兵变者以及继主张“国家中心论”等，然读张先生代表作之一，他1928年元旦发表的《岁首之辞》，其揭橥政治理想为民族、群众、女性之解放，这代表谁的利益？而其“根本旨趣”又在“对外必脱离不平等条约之束缚”，“对内厉行民主政治，提倡国民经济，采欧美宪政之长而去其资本家专制之短”，又论述“改革之大义”为“解放创造”（体制创新），“非复古，亦非俄化”，这不合于中国革命的“反帝反封建”要求？且其目光如炬，前瞻、创意，难道他们应该违背中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意志去左倾才是？或者他们思想觉悟的水平应该超乎历史的情景之外？倒是毛泽东于1947年“中国革命新高潮”时对提出中国有“三个前途”即“政协”、“南北朝”和“十月革命”三种前途的《大公报》表示了好感，因为它“唯独没有说有蒋介石统一中国的前途”，它是“拥蒋又同蒋有分歧的资产阶级报纸”。（见其《对中国革命新高潮的说明》），而中国资产阶级未始不是一个进步和革命的阶级，“在旧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是进步的主张，不能认为凡是不同意马克思主义、不赞成当时搞社会主义的就是反动的”，而且还可以这样说：“那时候，假如有一个阶级、政党真正能实现资本主义，工农、小资产阶级中的很多人也可以跟着它走资本主义道路，不一定都跟共产党走”，因为他们当中“大多数在政治上处于中间状态”的，后来只是由于“国民党不搞资本主义”而共产党“把中间势力拉过来了”它们才跟着共产党走，也就是说：“革命能胜利，是因为我们党把中间势力拉过来了”，而“国民党失掉了中间力量，不可能不失败”，所以中间力量是不能小觑的，中间势力的舆论更不能小觑，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之范旭东称《大公报》为“言论公正，影响国内外，则不啻在舆论界立下一根柱石”、胡适称之为“‘小人国’中的巨无霸”（《徐铸成回忆录》），而范氏、胡氏与《大公》“三巨头”以及王芸生等——“中间力量有不少代表性人物，他们影响一大片”（《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来之所以着意贬低中国资产阶级以及其舆论力量（包括《大公报》），不仅是出于对历史的无知和对国情的罔顾，相当程度更是虚幻的“兴无灭资”的需要。“中间势力的作用很重要，我们党内有些人还不懂得这一点”（同上）。如果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则作为中国资产阶级舆论喉舌的《大公报》，其“骂”也好“帮忙”也好，“四不”也好，“虚伪”也好，其实都很好理解：中国资产阶级是革命的，然而基于其经济实力和“中国特色”的语境，它又不能不是妥协的和软弱的，比如后来人们评价《大公报》经常带出的一个标准：看它与权力中枢的关系，这也是我们经常拿来评价历史人物的不二法则：看其人与庙堂的远近，然以中国知识分子由士大夫承继而来的那根宿命的“士”“仕”相联的尾巴，也就着实作难、尴尬。（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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