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时代也曾喜欢过体育运动。每次跟家人提及这些当年的爱好时，她们总会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我，仿佛我是在和她们开玩笑。这也难怪，我目前这副书生相，确实很难让人相信几十年前也在球场跑道上生龙活虎过。不过我确实非常热爱过乒乓球、篮球、跳高，还有体操。我虽然没有在大的比赛场合获得任何奖杯，甚至没有进入过任何比赛的半决赛，可是毕竟参加过一次大城市的少年乒乓球比赛。中学时代，见到别人在体操器具上翻来翻去，也决心要凑凑热闹，后来居然被体育老师选中成了学校体操队的后备队员。当然，在所有这些活动中，我最终一无所成。于是对体育的兴趣也就逐渐从参加者过渡到旁观者了。
后来我们这些人都离开了学校，社会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在上山下乡的日子里，正规的体育活动没有了，正式的体育比赛更少见到。不过，在农村的那几年里，我却常常见到毫不正规的体力较劲场面。我们白日里在水田中忙碌，社员们有时会忙里偷闲，或进行一场拔河比赛，或组织一次划船竞赛，甚或与劳动结合起来，在水田里来一次插秧比赛。这些即兴的竞赛活动常常为我枯燥的农村生活带来短暂的兴奋，只不过我几乎从来都不是活动的参加者。旁观这些完全毫无组织的对垒和较量，总给我一种轻松的感觉，因为在所有这些非正式的较量中，成败根本不重要。有趣的是，对于这些并非认真发起的活动，参加者居然参与得十分认真，但事过后一切又完全抛在脑后，反正是一个“玩”字。
再后来，我们又回到了城市。于是参与或观看正规的体育比赛又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了。记得离开农村后第一次观看大型体育比赛是在杭州大学的黑白电视上观看中国女排的比赛。当时我们每个人都屏住呼吸，因为胜败非同小可，关系到国家的荣辱、民族的形象。因此我们看得非常紧张，也感到十分沉闷。那以后看到的比赛中，“玩”的成分就越来越少了。在电视上常看到输球一方的外国观众将汽车推翻，把商店砸烂，或者是胜利一方的民众拿着国旗，热泪盈眶。再以后比赛场上又有了新景观，球场旁边竖起了五颜六色的广告招牌，有兜售饮料的，有宣传香烟的，真不知道应该看球赛，还是看广告。一次体育竞赛与这么多毫不相关的东西联系在一起，不管是运动的参加者，还是旁观者大概都无法专心地“玩”了。
已故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可里斯托弗·拉旭曾说(见The Culture of narcissism,by Christopher Lasch.)，玩的成分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悄悄隐退是现代社会的一大特征，这话说得一语中的。不说别的，就谈我们人类从事起来最认真的劳动吧，当年也带有玩的成分。一边采茶一边唱歌，一边打谷一边谈笑，原本是常见的劳动场面。可是慢慢地，工业文明便扰乱了这种自然祥和的场面，隆隆的机器声要求劳动的参加者步调一致，要求他们专心致志，现代的工作环境是容不下“玩”这个不守规矩的“顽童”的，于是玩的成分便越来越远离现代人日常的生活。
体育当然也逃不掉失去玩兴的命运。对体育进行鞭辟入里的分析要首推伯克莱加州大学的著名社会学家哈里·爱德华兹。他在《体育社会学》(见Sociology of Sport,by Harry Edwards )p.43-p.61)一书中，精辟地为几个与体育有关的词下定义，以便廓清词语的定义，说明社会的演变。他将play（玩）、recreation（娱乐）、contest（竞争）、game（博弈）和sport（体育）这几个词的语义仔细分辨，发现不仅玩的成分依次递减，而且参与者自己控制活动的能力也依次削弱，比如玩和娱乐，你想开始就开始，想停止就停止，可如果是一次体育比赛，时间的安排就完全由不得参赛者自己了。另外，关注的圈子也是前者小，后者大。玩、娱乐甚或是一般的非正式竞争，大体上只有参赛者自己关注，最多也只有少数的旁观者，但正规的比赛就完全不同了，比如目前正在盐湖城召开的冬季奥运会可说是万人瞩目。另外，在普通的玩耍和娱乐中人们不会花很大的体力，但正式的体育比赛常常把参与者的体力推向极限。最后，玩和娱乐可以没有规则，普通的竞争虽然会有些临时订立的规则，但这些非正式的约法三章常常是漏洞百出；可是正式的体育比赛却会把规则推向极端，于是体育排除了前现代的模糊性，引进了现代的精确性，精确得将一秒钟切分成几十份，在0.01秒之间决出胜负，结果便挤掉了所有玩耍的空间，排除了一切娱乐的可能。
但是体育原本应该是提供休闲的一种方式，因此，玩自然就理应寓于其中。我在青少年时参加的所有体育活动都少不了玩的成分，即便是在那些正规的比赛中，也很少担心胜负。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自己的童心没有了，随着社会的进步，社会的童心也消失了，于是玩的成分不论是在个人心里，还是在社会“心”中都越来越少。
现在的体育比赛，由于筹码过高，参赛者无法等闲视之。运动员过于认真，为求金牌只好拼命训练，不惜危害健康，有的甚至去服用兴奋剂。由于筹码过高，裁判员的压力也越来越大。结果为了避免裁判不公，规则就只好越来越细，但丑闻却仍然接连不断。不仅体育比赛的直接关联者态度越来越认真，旁观者的热情也越来越高涨，一次篮球赛能牵动大江南北的千家万户，一场田径赛能让京城内外万人空巷，体育锻炼身体的作用已压缩到最低点，比赛之外的象征意义却膨胀得无以复加，特别是政治象征每时每刻都在影响着体育的健康。
就说今年的盐湖城冬季奥运会吧。开幕式上东道国把原来飘扬在纽约世贸大楼上的美国国旗展现在奥运会的会场上。据说国际奥委会对此曾举棋不定。确实，国际社会完全应该对纽约的遭遇表示同情和声援，但作为东道主，把一面充满特殊象征意义的国旗引进奥运会场是否恰当呢？这样一面饱经暴力袭击的国旗与奥运精神显然并不协调一致。这面特殊的国旗应该有它施展威力的场合，鼓舞斗志的机会，促成团结的作用，但不是在盐湖城。把这面特殊的国旗引进会场的目的完全基于象征，但这面充满政治象征的国旗在体育场上所托起的却并非一派祥和的气氛，你仿佛会在国旗的飘扬中看到弥漫的硝烟。不过美国毕竟是美国，你永远听不到她异口同声地说话，即便是在我们认为她最应该万众一心的时刻。盐湖城奥运会还没结束，代表美国主流声音的《时代周刊》马上撰文对这种将政治符号展示在国际体育场合的作法大加批评，认为这种所谓的爱国行动是很不得体的。这位评论员与主流意识格格不入的评论令我深思，我们是否能在主流社会雷霆万钧的压力下，站出来维护体育的纯洁呢？
除掉政治外，晚近体育又与商业紧密结合，金钱以不同的形式影响体育。竞技场上的胜利现在已不只是摸不着、看不见的声名，它可以为凯旋的运动员带来万贯家财。奥运冠军走出赛场，便可步入商业洽谈室，签下兜售球鞋的广告，迈入摄影棚，拍摄宣传食品的短片。天价的奖励与赞助，如强力的马达，驱动着运动员，鞭策着教练员，也鼓动着旁观者。
就这样，体育渐渐背负起与它初衷毫不相关的重担。这担子越来越沉重，发展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人类已经不堪负荷。今天，一位跳高运动员在屏住呼吸冲刺前会想到是族群要求他身轻似燕，一个游泳健将在比赛中的表现关乎整个民族的健康，一个篮球队的胜负与赞助厂商的荣辱相连。体育的这些附加目的慢慢腐蚀着体育的肌体，使它无法健康发展。读者诸君，在如此紧张的竞争气氛中，请问我们还玩得起来吗？
体育除了有玩的显性作用外，还有一个很少为人注意的隐性功能。这项具有争斗特性的活动确实也隐藏一层象征意义。体育具有战争的主要特性，但它却没有战争的可怕结果。人类如选择战争为宣泄野性的渠道，一定会伤亡惨重，人类如选择体育为释放野性途径，则可能有意外的收获。以体育作为争斗的战场，人类避免了真枪实弹。但体育场上的你争我斗，却仍能为人提供锤炼意志、铸造性格的机会。人类不用付出血的代价，便可以仿效机智勇敢的战士，体会冲锋陷阵的滋味。人类有时需要这种模拟的对峙，把自己从百无聊赖中振作起来。既然成为真正的将军付出的代价是无定河边的白骨，那么就让那位想当将军的人在比赛场上一显身手，站在领奖台上独领片刻风骚的奥运冠军又何异于征服敌国的拿破仑。比赛当然免不了失败，但当沉埃落定、胜负分明后，体育竞赛的参与者仿佛是渡尽劫波的兄弟，相逢一笑，握手言和。这种以最低代价营造出来的模拟战争，结束时却呈现出一派江湖侠义。这种侠客精神就像是沙漠中的一汪清泉，虽然面对茫茫的沙漠仍是寡不敌众，但毕竟能为忙碌在机械呆板的现代“沙漠”里的人带来些许清新，一点振奋。
玩耍与侠义本应是人不可缺少的生命要素。但令人失望的是，现代的体育进行曲已经变音走调。体育中玩耍成分越来越少，比赛里侠义精神几乎全无，模拟的战争现在已越来越像真正的战争。在现代社会狂奔向前的二十一世纪，在政治、商业无孔不入地腐蚀体育肌体的时候，我们难道不应该反思一下体育的真正作用吗？
我多么怀念当年打谷场上的拔河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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