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梁言顺的博士论文《低代价经济增长论》(人民出版社1999年3月版，10．50元)三年前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三年以后，这本论著的主要观点却引起了中外专家的关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麦克尔·思朋斯于今年4月12日和5月26日两次来信，提出要与作者当面讨论有关理论问题；我国一些研究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两院院士也表示出浓厚兴趣。本期刊登几位学者对该书的评论，以及作者本人撰写的体会文章，希望能够引起更多读者的关注。
苏星
《低代价经济增长论》是梁言顺同志的博士论文。1999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我没有研究过可持续发展，作为导师并未对他提供多少帮助，论文是他经过潜心研究独立完成的。
《低代价经济增长论》一书的优点，是从理论上探讨可持续发展问题。作者考察了十八世纪末以来工业化过程中经济增长付出的沉重代价，认为理论误导是经济增长付出沉重代价的重要原因。为了从理论上弄清问题，作者研究了从斯密、李嘉图到凯恩斯，一直到当代西方经济学家们的经济增长理论，指出了他们的成就和片面性，也吸收了其中的合理成分（如索洛模式）。从而形成了作者独创的低代价经济增长理论。
低代价增长理论的提出，不是单纯从理论出发，而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的。作者认为，建国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该书根据大量的调查统计资料，列举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自然资源浪费、不良品损失等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所造成的巨大损失和浪费，认为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而忽视增长代价是造成损失和浪费的根本原因。低代价经济增长理论，是在总结我国五十多年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关于经济增长代价问题。我国有些学者也在研究，但还没有一本系统的著作，作者这本书具有开创性。在这本著作中，作者论证了低代价增长理论，建立了低代价经济增长模型，并提出“两循环三增长”的观点。作者认为，在发展的前提下，不论整个地球，还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其后代人构成危害的基本标准只有两个：一是自然资源的循环使用和循环替代，二是生态环境的循环净化。三增长则包括：经济低代价增长；自然资源总量和环境容量扩大增长；人口适度零增长。这些观点已受到国内外一些学者的重视。
理论来源于实践，反过来又是要为实践服务的。本书的最后一章提出了若干实现低代价增长的思路和建议。作者认为，我国实现低代价经济增长的基本思路应当是：要顺应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必须转变经济体制；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优化经济结构；必须进行技术创新。同时，提出如下具体建议：（一）改革现行经济指标体系；（二）改善现行的经济政策调控体系；（三）加强法制约束。有关部门应重视这些建议。
张卓元
近代经济增长，始于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英国工业化的兴起。自二十世纪以来，随着科技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极大提高，人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加速推进了文明发展的进程。与此同时，经济增长的代价如资源过度消耗、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不良品损失及大量的社会代价日益突出，已成为全球性的重大问题，严重地阻碍了全球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继而威胁着全人类的未来生存与发展。
从我国的情况看，不容否认，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但是，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近些年来，我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也付出了沉重代价，并且已经开始制约经济的发展，对今后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也构成不小的威胁。这个问题已经引起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并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措施。在国内学术界，也有一些学者正在认真研究经济增长的代价问题，各种研究成果时常见诸报端。但总的感觉是，国内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尚处在初始阶段，理论深度和系统性似嫌不足。相比之下，梁言顺同志的专著《低代价经济增长论》，则是一篇少见的系统研究经济增长代价问题的著作。该文首先从历史的和逻辑的角度，分析了经济增长及其代价，指出：理论误导是高代价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之后，在评析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各流派的片面性和比较优势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新的经济增长理论——低代价经济增长理论。最后，根据这个理论，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代价进行了定量分析，并提出了我国实现低代价经济增长的基本思路和具体建议。
这篇论著的新见解大体可以分为如下几方面：
1、通过历史的和逻辑的分析，提出：经济高速增长与高代价并存，是历史事实，但不是规律；理论误导是经济增长付出沉重代价的重要原因。
2、根据要素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和作用，把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划分为五个流派，并分析各流派的渊源、发展过程及最新成果。其中对学术界的某些看法，提出了商榷性意见。比如，对凯恩斯经济思想的看法，对资本决定论的起源的认识等。
3、提出了要素对经济增长作用的二重性观点，并进一步提出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片面性是忽视要素的二重性作用，从而忽视了经济增长的代价。
4、在分析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片面性与比较优势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崭新的经济增长理论——低代价经济增长理论，并建立了低代价经济增长模型。
5、分析了我国经济增长中的各种代价，提出了一套定量分析的方法，汇总出总的代价，并运用低代价模型作了进一步分析。
6、提出低代价增长的标准是不能危及可持续发展的进程，并把经济增长方式与可持续发展战略有机结合起来。
7、提出了我国实现低代价增长的基本思路，包括：提出了体制代价和高代价结构等问题?指出，实现低代价增长要与转变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相结合，要优化经济结构，要依靠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等。
8、提出了我国实现低代价增长的具体建议，包括改革现有统计指标体系，建立代价分指标体系，建立既反映正向增长，又反映代价的综合经济指标；改革和完善现行经济政策调控体系，拓宽限制型政策的调控范围，加强限制型政策的调控力度，加强经济政策之间的有机联系，建立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的负效应论证机制和实施过程中的效果反馈机制；加强法制约束；等等。
当然，经济增长的代价问题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作者的研究成果也不是尽善尽美，有些内容尚需要作者进一步研究。但总的来说，这是一本具有开创性的学术专著，对推动经济学界认真研究经济增长所付出的代价问题，有重要的意义。
卢周来
在我看来，中央党校梁言顺博士《低代价经济增长论》一著最大的贡献在于，对我国自1978年到1995年由经济增长导致的代价建立了一套独特的评价体系，并以此为基础计算出了这一期间的经济增长的代价。
其实，在国际经济学界，上世纪六十年代就有人提出，必须用一种叫“国民生产净值(ＮＮＰ)”的指标取代现在的“国民生产总值(ＧＮＰ)”。其理由是，在现行的国民生产总值指标体系中，既没有反映自然资源和环境质量这两种重要价值的丧失程度，也没有揭示出各个国家为经济发展所付出的资源和环境代价。因此，单纯追求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其后果可能是环境急剧恶化，资源日趋枯竭，即使人们的货币收入有所增长，但实际生活福利水平却下降，而国家的发展最终也将因资源约束日紧而难以持续甚至陷入困境。而所谓国民生产净值，实际上就是在刨除了国民生产总值中因环境破坏与资源消耗造成的损失后的经济发展速度，它显然更能度量我们的真实生活境况。进入九十年代以后，联合国以及其他有关国际组织曾向世界各国推荐的“绿色会计法”，也是一套基于环境与生态保护的计算体系。我还阅读过一个德国人写的用些指标衡量后的原西德实际经济发展速度的论文。我还曾强烈呼吁我国的经济学家们做一做这方面的工作。我想，如果用国民生产净值计算，能更真实地反映我们二十年的发展速度；在我们为自己生活境况的总体改善骄傲的同时，也不会忽视我们为此所付出的“代价”。
梁先生的著作将直觉诉诸于理性，经验转化为实证。他首先建立起一套自己独有的衡量经济增长代价的模型，这一模型与我见过的其他模型以及联合国推荐的方法相比较，不仅更直观更简明，而且还能衡量环境以及生态以外的经济发展的社会代价，这自然又是一个创新之处。建立起模型或许还不是最困难的事（坦白地说，其他模型以及有关国际组织推荐的计量方法也各有优长），最难能可贵的是，梁先生能基于自己所建立的模型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代价进行计算，而且有了结果。比如，根据他的计算，1995年，按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公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达到10．9％，但扣除经济增长的代价以后，实际增长率要降低三分之一。而据我所知，不少经济学界人士之所以此前没有能完成这项工作，可能在于两方面存在的困难：一是寻找资料与数据的困难，至少我自己就是这样；二是换算的困难，因为经济模型需要将诸多因素加以量化，而如何对这些因素进行度量不是很容易的事。但梁先生最终克服了这两个困难，足见其做研究的态度以及学术的功力。
我非常希望梁先生的研究结果能引起我们对于经济增长方式的真正的思考。这二十年，我们国家的确发展很快，百姓生活水平提高也很快。但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现实：这二十年，对环境破坏的程度、速度怕也是中国历史上也少有的。如果我们不恰当地将曾经压抑在人心中的物欲全部调动起来，那么用不了多少年，就会将自然与祖先留给我们的财富消耗殆尽。但有多少人真正关心这些事呢？认为每年上窜的经济发展速度、居民们日渐鼓起来的腰包更值得关心的人，不知道经济发展速度与渐鼓的腰包代表的是某些物质的变化，并不完全代表我们生活境况的改善，说明我们生活得更适意了。
但是，在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的问题上，我却无法完全认同于梁先生。在我看来，除了梁先生提出的诸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之外，还有一些问题也应被研究者重视。在当下的世界，由生态、环境、资源等引发的问题已经被所有的有远见的学者看作是政治经济学问题而非技术经济学问题。我这里仅提出两个思考的维度求教于方家：一是全球化的维度。目前世界范围内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都普遍面临严重的生态与环境问题，这仅仅是这些国家追求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付出的代价吗？世界自然保护同盟主席、前英联邦秘书长施里达斯·拉夫尔在其名著《我们的家园—地球—为生存而结为伙伴关系》中，首先将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问题归咎于这个世界的富国。他举例说：“一个美国人一生中的总需求量比一个印度人的总需求量高八十倍。美国人人均每年消费大约一吨谷物，非洲人吃的是这个数量的八分之一。每个美国人在别的国家有同在自己国家一样多的土地供他支配，为他生产粮食。而这些粮食在饥饿的非洲国家输入，到了美国其中的百分之九十用于动物饲料。表面上最强调环境问题的富人却是今天我们这个日益不堪重负的地球的真正威胁。”
另一位环境经济学家赫伯特·吉拉尔代也指出，“所谓没有极限的增长，目前只发生于这个世界上的少数中心国家。而支撑这些国家没有极限的增长的假象的，却是大量的外围国家日益面临实质性枯竭的资源。”
如果有了这样的全球化维度思考，我们怕就不能简单地将中国的诸多生态、环境、社会问题看成是一个纯粹的内部经济问题，更不能简单地倡导向美国学习。仅拿所谓“产业结构调整”以降低经济的代价来说，的确是美国等富国用的招，但对于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未必是好事。比如有未来学家托夫勒就对大家说：这一次产业升级不会增加能源消耗，因为信息业是一种无污染低能耗的工业，还是一种无纸工业。这种说法很诱人，但绝对是误导。因为信息业作为一种服务业，其利润是通过压迫下游产业得来的；而下游产业却因信息业对利润的越来越大的追求而制造更大的污染与能耗。同时，那些凭着信息业发了财的富翁的消费，都是来源于物质生产：轿车别墅、高级家具、仿制古董、高级服装、室内木质化装修、山珍海味、高级野生动植物滋补及治疗品……使地球上的资源更少了。所以，“最大规模的森林毁损，不是发生在工业时代，而是发生在信息时代；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不是出现在第二次浪潮（工业），而是出现于第三次浪潮（信息业与服务业）……目前对森林制品最大的需求者就是发达国家。”
中国作为一个正在欲求发展中的国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为了维持一个较高的发展速度，我们离不开世界，尤其离不开富国。据统计，初级产品的出口已经支撑着我们国家经济增长率的百分之三十左右，而初级产品又是对生态、环境与资源攫取与破坏最甚的产品。在这种现实背景下，我们以及所有的类似的发展中国家要考虑选择一个低代价经济增长路径，也就不仅仅是自己能独立主宰得了的，除非整个人类都改变现有的发展思路。
二是阶层利益的维度。有这样两个例子。一个是，中国西部某贫困山区一小村庄，因为长期不通公路，经济无法发展上去，后来村民们决定集资修一条进山公路。按照最经济的路线设计，这条公路经过的地方有一棵千年古树，也就是说，如果按最经济的办法修路，这棵千年古树必须砍掉；要使古树避免被砍掉的命运，路只能绕着修，而这一绕就绕远了。这样村民们必须从原本就很瘪的腰包中再抠出一些吃饭钱才能修好路。所以，问题就来了：是砍掉古树节省钱？还是多出钱将路绕着修？我注意到，城市里的几位著名环境保护人士一致认为，应该从长远考虑，保护古树，绕着修路；但乡下人坚持认为，两相比较，钱对贫困的乡下人更重要，所以要砍古树。另一个例子是，在由北京沙尘暴引发的环境保护问题讨论中，有人认为，由于过度放养草原上的一种山羊，导致了草原沙化，流沙被北风一吹就到了北京城。因此，北京城里穿高档羊毛羊绒制品的绅士们竟也磨刀霍霍，要“杀掉山羊，保卫北京”，仿佛山羊以及养羊人就是北京沙尘暴的罪魁祸首。其实从经济学分析，需求决定供给，制造环境问题的绝对不是贫困的乡下人。现在这样反过来，城市里的人要乡村里的人承担环境保护成本，对乡村里的人变相剥夺，是不公平的。因此，我曾经提出，要真正解决经济增长中的环境保护问题，首先就要面对今天的中国阶层利益分化的社会现实。在构思中国低代价经济增长思路的过程中，是否也应该有在产权清晰的基础上协调阶层利益矛盾这一条呢？
记得克尔恺郭尔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房子着大火了，我们做的却是抢救出火钳”。梁先生的大作，算是已经发出了火警；这已经十分不易。但在如何“救火”问题上，似乎还应该更深一层，提出些更根本性措施。当然，这是一个“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呆书生在苛求于梁先生了。
郇中建
1998年6月，我的朋友李援朝教授向我推荐梁言顺博士的稿子《低代价经济增长论》。李教授极力说明这部稿子的意义，对它的价值推崇备至，以至我想，如若拒绝，恐怕会埋没一颗明珠。说老实话，我不是学经济学的，对于能否判断这部书稿的价值，并无十分把握。然而我相信李教授，特别是梁博士的导师苏星教授，我现在所有的一些经济学的知识，就得益于大学期间作为教材学习过的苏教授的著述。梁博士如约来到，在此之前，我们并不认识。通过交谈和对书稿的拜读，我相信，李教授的推荐并非溢美之词，这确是“明珠”，其价值无论是对经济学理论而言，抑或是对经济建设实际来说，甚至对其他学科，都是极有意义的。
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已成为大家的共识，经济增长也已成为我们民族的迫切任务。然而，这个增长，并不仅仅表现为数字的增长和物质财产的丰富，我们必须要问：这个增长的代价是什么？恩格斯说过一段名言：“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83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增长是与代价相伴而生的，对于增长的理解，恐怕不能仅仅满足于数字和财富，而必须追问它的代价，也就是说，在看到经济增长的正效应的同时，必须认识它的负效应，研究如何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增长，从而真正增强经济实力。梁言顺博士的《低代价经济增长论》正是抓住了经济增长的这个要害问题，进行了历史的、现实的、理论的和综合的探讨。关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正如梁博士在本书中所说：“控制和减少代价是任何国家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的工作。”（《低代价经济增长论》，第16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研究经济增长及其代价问题，不能不研究西方经济发展的历史及其理论，分析其模型。可以说，梁博士在不大的篇幅（只有35页）里以简洁的语言，清晰的论述使我们对西方的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和得失有了清楚地了解和认识。这么说是否得当，相信读者会通过对本书的阅读得出自己的结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梁博士对待这些理论的方法和态度。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国际学术交流的发展，我国学者对国外学术思想的了解和研究也不断深入，然而，也有一个问题，即如何对这些思想进行研究，不能不引起注意。是囿于一个学派或一个学者的观点、方法和角度去分析和研究问题，还是更广泛、更全面、更深入地对它进行审视性研究？我个人认为，这个问题在一部分人那里没有得到解决，他们的成果不是晦涩难懂，就是陷入一家一派难以自拔，缺乏审视。梁博士采用的是审视性的研究，他在更长的时间和更广的空间中对经济增长的理论和学派进行审视，指出他们的成果和不足，从而使自己的成果立足于一个扎实的理论基础上。正是在此基础上，他分析了各种经济增长模型，比如哈罗得模型、多马模型、新剑桥模型、所罗模型等，指出其得失，从而建立了自己的低代价经济增长模型。
模型的建立，并不仅仅是理论的推导。在《低代价经济增长论》中，作者对我国几十年来的经济建设的实践，特别是经济增长的代价进行了分析，使自己的模型得到证实和检验。梁博士指出：“我们取得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同时，还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的经济增长也付出了沉重代价。”（第53页）他分析了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如废水排放、大气污染、固体废物排放、噪声污染、其他环境污染以及森林破坏、草地破坏等，指出其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和间接经济损失，计算出总经济损失，使这些数字触目惊心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而且，代价并不只是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梁博士还分析了自然资源浪费、不良品损失和人为事故损失，指出这些损失的数值，使我们对代价有了直观的了解和认识。代价也并不仅限于经济代价，作者进一步分析了经济增长不当带来的社会问题即社会代价，并对之做了经济分析，说明研究经济增长及其代价，并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还是一个社会问题，不仅关系到经济的发展，而且关系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从而在更广的意义上说明了研究和解决这个问题的社会价值。正是通过具体的分析，作者对低代价经济增长模型做出了检验，并使之具体和丰富了。
梁言顺博士的研究与分析，并不仅仅是理论的需要，也不仅仅是为了建立一个可以和其他经济学家抗衡的模型，而是为了给我国的经济发展乃至社会发展提出思路和建议。他在本书的第五章提出，我国低代价经济增长必须顺应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转变经济体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进行技术革新，他建议改革经济指标体系、改善经济政策调控体系、加强法制约束。这对于我国实现低代价经济增长，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今年春天的沙尘暴再次使人们领略了自然界的报复，也使我们进一步思考经济增长的代价问题。梁言顺博士的《低代价经济增长论》是1998年完成，1999年出版的，到今天也已三年了，他在书中的思考、分析、建议和呼吁，依然引起人们的深思。作为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在我的编辑生涯中，也许只是“偶然所得”，如果没有李援朝教授，如果……我可能也不会认识梁言顺博士，也就不会编辑这本书。但我相信，一本精心研究、深入思考的学术著作，总会赢得自己的生命。环境保护、生态平衡、可持续发展，已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共识，人们也日益明白，我们不仅要给自己创造一个美好的家园，更要给后代留下一个美好的家园。我想，这就是梁博士写作《低代价经济增长论》的初衷，也是三年后再对这本书做出介绍的意义。
梁言顺
在我的毕业论文《低代价经济增长论》出版三年后，《博览群书》编辑部约请几位学者屈尊作书评，同时也希望我谈谈当时的创作体会，真是颇感意外。
选择这样一个方向进行研究，并最终形成一本理论著作，在当初还经历过一个感悟过程。记得那是在1995年的中秋节前夕，我正处在毕业论文选题的过程中。读了近两年的经济学博士课程，没有多少研究成果，倒是发现所有的经济问题似乎都被经济学家们尤其是西方的经济学家们那长长的触角触摸到了，经济学已没有空白地带。有人说，选择是痛苦的。实际上，无可选择更加痛苦。就是在这种情绪下，我陪导师来到海南参加学术研讨会。一天下午，海南省委党校的同志热情邀请我们参观海口。在一处河流入海口，意外地看到一片生长在水里的小树林。省委党校的同志介绍说：这就是有名的红树林。红树植物外观上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只是因为这种树的树干横截面是红色而得名。奇怪的是红树林对生长环境要求苛刻，它只能生长在海陆交界处、海岸低潮线和高潮线之间的潮间带，而尤以此间的淡水和海水的交汇处最为适宜。离开这样的环境，红树植物将难以生存。
这种奇特现象令我豁然开悟：任何经济理论都有自己产生的背景和条件，离开了其特定的背景和条件，必将如红树一样失去生命力。而把己有的理论成果与当前中国的经济建设实际相结合，则是经济理论工作者的广阔天地。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注意到了经济增长中付出的代价：自然资源浪费、生态环境破坏、不良品损失、人为事故损失及种种社会代价。这些代价当然不能与新中国几十年取得的辉煌成就相提并论，但如果不能引起足够的重视，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限制，必将会制约未来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接着去审视所有的经济增长理论，我发现了它们共有的片面性，即忽视代价的存在。于是，就想建立一种包含代价因素在内的新经济增长理论——低代价经济增长理论。
确立了选题，意味着成功了一半，但绝不表明全面成功。因为提出一种新的理论观点并不容易，需要足够的时间和精力。经济增长的代价问题，很少有人研究，可资借鉴的成果不多，更多地需要自我开拓。关于经济增长代价的统计，也是少得可怜。我曾专门查询过1995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在所列的19类546个社会经济指标中，负向指标不足10个，其中反映经济损失和代价的指标只有3个。这样，就必须花费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资料收集和整理工作。为此，我找了国务院15个相关部委，分别收集资料，然后进行合成。对一部分没有统计的资料，只好利用国际惯例和通行做法进行推算。其他的工作我就不一一列举了。总之，对这个选题来说，博士学习时间毕竟太短了，尽管抓紧了点滴时间，仍不够用。最后一部分，关于低代价经济增长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还没有来得及论述，答辩的最后期限就无情地到来了。
论文答辩虽说顺利通过，可研究工作并没有结束，进一步完善这一理论观点成了我的一个努力目标。但是，步入新的工作岗位，使计划一次次落空。1998年6月将书稿交给人民出版社郇中建主任的手中时，他曾劝我再补充点内容，可写到20万字。但因实在挤不出时间，只好按博士论文原文发表了。这样又失去了一次完善的机会。
之后，我有幸参加了苏老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邓小平市场经济理论与体制转轨》的研究，并承担其中的一个子课题：市场经济与可持续发展。以此为契机，我侧重对可持续发展的体制环境、标准和实现途径等方面进行研究，提出了“两循环三增长”理论，同时，也初步论述了低代价经济增长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这些成果相继发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宏观经济研究》等十几家报刊上，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和《学习时报》还专门报道了中外专家的评价。
按说，研究到此，《低代价经济增长论》一书留下的缺憾应该算是弥补上了，郇中建主任也提出准备出该书第二版，但我又有了新的努力目标，即进一步研究如何发挥理论的现实指导作用。为此，我决定尽可能走出书斋。
2000年7月，应邀参加了由全国人大环境资源委员会、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国家林业局、中央电视台四家组织的沙漠考察团，实地考察了东北三省西部沙地、内蒙古科尔沁沙地和浑善达克沙地。考察时间虽短，感触颇深。这些沙化严重的地方原本都是人类理想的家园。比如，在内蒙通辽市奈曼旗一带的科尔沁沙地，地下一米就可见水。当地的人们在沙地上铺一层地膜，竟种起了水稻，而且产量还相当高。水稻收割后，将稻茬留在地里。经过8～10年复种，这些稻茬就会形成宝贵的腐殖质。这样，人们在收获水稻的同时，也就收获了土地。只可惜，用这种方式来治沙相对于沙化的速度来说，实在太慢了。
实际上，在这种沙地上，只要把牛羊圈起来，然后下上一场雨，便会长出很多嫩绿的小草。可见大自然对人类真是够宽容的，可惜过度放牧和其他方式的人为破坏伤了她的元气，否则怎会以沙尘暴相报呢！
2000年12月，我利用到昆明开会的机会，小范围地考察了滇池。滇池位于昆明市南部，处于长江、珠江和红河三大水系的分水岭地带。《华阳国志》记载：“滇池县，郡治。故滇国也。有泽水，周围二百里所出深广，下流浅狭如倒流，故曰滇池。”我曾读到一段赞美滇池的文字：“站在滇池旁的西山顶上，眺望滇池，波光浩渺，苍苍茫茫，俨如高原上镶嵌的一颗璀灿晶莹的明珠，以其卓绝的风姿著称于世。”这段话是我向往滇池的最初诱因。此次会议会址就在滇池西岸，而我住的房间窗户正好面对滇池，入住之始心里还一阵得意。可是打开窗户之后，随风潜入室内的却是一股股难闻的气味。下楼近水一看，水面漂着很多污物，水里杂草丛生，水质明显呈富营养性。以后的几天会期，我不仅不敢开窗户，连窗帘也不敢打开，似乎这样才能保护住滇池在我心目中的形象。
在与滇池一箭之遥的翠湖，却流传着一个动人的故事。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每年冬天的早晨，车水马龙的翠湖边，徘徊着一个孤独的老人。十余年里，他节衣缩食，用微薄的退休金，喂养着像他的儿女一样的海鸥们，守护着这群小精灵不受路人的伤害。
1995年，当这群西伯利亚的白色精灵飞临昆明的第十一个冬天到来的时候，海鸥老人病逝了。在他身后，家里惟一值钱的东西就是几个鸡蛋，老人舍不得吃，是准备留着蒸鸡蛋馍喂海鸥的。《山茶》杂志和“云南、人与自然基金会”在海鸥老人常去的翠湖边发了个讣告，告知人，也告知鸟：“海鸥老人于1995年12月20日病逝，终年七十一岁，为昆明化工厂退休工人……老人虽逝，却望海鸥常飞，愿老人之愿与海鸥同在。”
讣告和老人最后一次喂海鸥的照片就放在他常去喂海鸥的地方，许多人在老人的照片上签了名。人们把签满名的老人遗照放在草坪上，准备撒食，代表老人再一次喂海鸥。刚放好老人的遗照，未及撒食，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一群白鸥突然飞至，围着老人遗像翻飞盘旋，连声鸣叫，叫声和飞翔姿式都异于往常，像知道发生了什么大事。
鸥群急速扇动翅膀，轮流定在老人遗像前的空中，像是前来瞻仰遗容的亲属。遗像上的老人，凝固着一个它们最熟悉的动作。不一会儿，一些白鸥纷纷落地，竟在老人遗像前面和后面，整整齐齐站成两行，肃立不动，像是为老人守灵的白翼天使。这样的情景持续了好一会儿，看到的人都无法想象这只是一种巧合。
当人们最后不得不去收起遗像的时候，海鸥像炸了锅似地朝遗像扑过来。它们大张着嘴鸣叫，翅膀扑得那样近，以至取照片的人下意识地缩紧了身体，好不容易才从这片飞动的白色漩涡中脱出身来。之后，鸥群长时间盘旋在遗像上空，像是为老人守灵，又像是为老人送行。
这个故事令我感动，也使我对当初研究方向的选择更加无怨无悔。其实，在追求新的目标的过程中，尤其是经过几次实地考察，我的价值观念又有了进一步的升华。如果说在写《低代价经济增长论》时，还停留在以人为本、物为我用的认知层面上，那么，现在我所思考的是，人类如何开创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任重而道远，我当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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