谬治思想文化史，出版业也是关注的领域之一。连着读了三部有关前期商务印书馆研究的专著，不仅是补了有关商务历史的课，对商务这个超一流的民间文化企业的文化精神及其影响，也略有所感。
其实，说到商务印书馆，我们都不陌生，常在手边的《现代汉语词典》、《英汉小词典》，以及有名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均出自商务，老出版家陈原先生有句话，说得很在行，他说“商务印书馆历来重视丛书的出版工作”。（见《陈原出版文集》，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年6月，第290页）不过，我不知道，现在的商务人看到“新世纪万有文库”改由辽宁教育出版社一手操持，会生发何种感想。如果翻开商务印书馆一百多年的历史，她最辉煌的时期，还主要是在二十世纪的上半期。
商务印书馆成立于1897年，初创者如夏瑞芳等的文化程度并不高，但他们都进过教会小学接受启蒙，所以在法国汉学家戴仁的《上海商务印书馆（1897～1949）》中，干脆把商务的创办定位在“基督徒”的身上（第8页）。可是，现在公认的商务文化特色的形成，还要从晚清进士张元济的入主开始。作为一位大师级学者与出版家，张元济的确是富于文化眼光的，商务的几件引人瞩目的大事，如编辑中国第一部小学教科书，编印《自然科学小丛书》、《汉译世界名著丛书》，由“涵芬楼”发展而建立东方图书馆，出版《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丛书集成初编》等，都与张元济的苦心密不可分。而1905年严复所编译的《天演论》在商务出铅印本，至1921年就印了二十次（见陈松年：《严复与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九十年》第515页），其影响力之大，程度之深，近代中国的译著恐怕都难出其右。进化论作为清末新派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武器，对当时中国守旧派保守主张的打击可谓致命。以现今的眼光看，经过严复改造的线性进化论的确有不少可以反思的地方，但也不能不承认整个近代中国，最为中国新派知识分子所接受并信之弥坚的西方思想，大概也只有进化论，甚至到现在，严式进化论仍是正统主流思想的根基所在。当然严译西方名著不止这一本，像介绍西方社会学思想的《群学肄言》（斯宾塞）、介绍西方自由观的《群己权界论》（密尔）、介绍西方经济学思想的《国富论》（亚当·斯密）、介绍西方政治思想发展的《社会通诠》（甄克思）、介绍西方法律沿革的《法意》（孟德斯鸠）等，都依商务而问世。而近代翻译家林纾在商务出书，共计一百四十多种，更是创下了一个难以逾越的历史纪录。（东尔：《林纾与商务印书馆》，前引《商务印书馆九十年》，第527页）商务出书之始，实际就在努力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这种交流也并不局限于精神文化上，在物质上，他们也从日本引进先进的印刷机器，并且与日方金港堂合资，共创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
商务印书馆是从编写中小学教科书起家的，这一点似乎还有一些争议。但如果真正了解了商务的出版实绩，大约也不会存此怀疑之念。客观地说，商务的教科书，从体例上是借鉴了日本的体系，更早期的有些书如《英华初阶》、《英华进阶》等则基本是属于对外籍的翻印。这在当时都无可厚非。因为商务是初创，而中国当时并无同类文化产品出现。胡适曾经说过，“一切所谓创造都从模仿出来。”“一个民族也和个人一样，最肯学人的时代就是那个民族最伟大的时代；等到他不肯学人的时候，他的盛世已过去了，他已走上衰老僵化的时期了。”他并且认为，善于模仿是日本人的“绝大长处”。（参见《信心与反省》，《独立评论》第103号，1934年）放到具体语境中看，近代以来，一种真正的转型，即现代性的追索，应该是在甲午战后。维新运动的旗手康有为就有言，要“远法德国，近采日本”。向日本学习乃风气使然，并无不妥。如果再往后说，新文化运动如若没有留日知识分子（如鲁迅兄弟、钱玄同、李大钊等）的参与，也是不可想象的。当然，彼时的情况也并不那么简单。由于中国人从近代以来饱受外国列强的欺辱和压迫，民族主义意识也特别的强烈，上述的商务与日本金港堂的合股，日资介入时，尽管也分外小心，在与对方各出资一半的情况下，商务依然全权掌握经营权，但也引来一些竞争对手的攻讦，如从商务分裂出去成立中华书局的陆费逵就以此来“揭发”商务，使后者处于不利的地位，不得不在1914年收回日股。不过，无论怎么说，这都与仿行日本教科书体例无关。而从教科书的编写人员来看，蔡元培、杜亚泉、高梦旦等当时第一流学者组成的强大阵容，也是中小学教科书编写史上的特例。后来像中华书局、开明书店等出版社延请名家编写中小学教科书，以及后来叶圣陶、杨振声、梁实秋、沈从文等著名学者、作家参与编写中小学教科书的事例，也都是继承商务传统的结果。可惜这样的传统，现在已经绝迹了。戴仁书中有个统计，说商务印书馆出的《共和国中小学校教科书》，其中六十五册是出全了的。这些课本重印至三百次，每种书的平均印数为四千册，售出七八千万本。（第15页）这就是说，当时的中国学龄儿童，可以人手一册。老作家、出版家叶圣陶的回忆里说得更明白：“我幼年初学英语，读的是商务的《华英初阶》，后来开始接触外国文学，读的是商务的《说部丛书》；至于接触逻辑、进化论和西方的民主思想，也由于读了商务出版的严复的各种译本。我的情况决非个别的，本世纪初的青年学生大抵如此。可以说，凡是在解放前进过学校的人没有不曾受到‘商务’的影响的，没有不曾读过商务的书刊的。”（叶圣陶：《我和商务印书馆》，见前引《商务印书馆九十年》）一家民间出版社出版的教科书有如此广泛的波及面，恐怕与特定的客观环境有关，但从商务经营理念上看，他们的机遇意识，不仅造就了他们自身，也切实地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这样主客观的良好结合以及交互影响，其范围与影响力，在世界上也是不多见的。
孙中山曾在给同人的公开信中，说商务“是保皇党盘踞之据点”，并希望以新的出版机构来取而代之。（《致海外国民党同志书》，见《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年）的确，商务印书馆一直都是出版界的稳健派，也是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基地，这一方面与掌舵的老辈学者的思路有关，另一方面，也是商务在出版界的地位决定的。要让像商务这样重量级的，出书占当时中国书籍总量近半数的出版社，急进无忧，这完全不合情理。商务未出《孙文学说》，也无出版《鲁迅全集》的计划，这既与商务的作风、地位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当时的险恶环境，让商务的经营者不得不有所顾忌。以拒出《孙文学说》为例。《张元济日记》里解释得很清楚，这样做“实因官吏专制太甚，商人不敢与抗，并非反对孙君云。”（《张元济日记》，商务印书馆，1981年）尽管避免出政治上的敏感书，商务对文化、教育的投入却是不遗余力。据戴仁书里统计，商务先后编订出版的期刊有三十五种，其中就有《东方杂志》、《小说月报》等影响巨大深远者；它发行的期刊则另有四十六种，如《科学》、《北京大学月刊》、《民铎杂志》等也在不同领域启迪国人，传播新学。这里有必要提一提《东方杂志》，这本从1904年1月创刊的杂志，一直到1948年休刊，中间虽几经休停、复刊的周折，但如果说它记载了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思想与学术的发展轨迹，应该并不过分。
从被称为“展示了二十年代半部小说史”的《小说月报》的更迭变化，还能看到商务的老人们，延揽人才，开放进取的现代精神风貌。《小说月报》创办于1910年8月，初由许指严主编，以后的主编有恽铁憔、王莼农，主编的更迭意味着风格的变化以及与时代的呼应，到1920年底，张元济又意识到《小说月报》“不适宜，应变通”了（见杨扬：《商务印书馆：民间出版业的兴衰》，第54页），于是改由茅盾（沈雁冰）主编。从此以后，《小说月报》以新文学的重镇的姿态，发表了许多后来被认定为新文学的经典作品，并且出版了诸如“俄国文学专号”、“法国文学专号”以及外国作家的专刊。
读商务的历史，有一点是深以为感的，那就是商务领导层对人才的重视与他们的慧眼、气魄以及真诚。茅盾主编《小说月报》时，不过是个二十四岁青年，年纪轻不说，名声也不大。而最为人所称道的，如商务元老高梦旦北访胡适，力邀这位“文学革命”首倡者加盟。当时的胡适虽然已是“暴得大名”了，但论资历无论与高梦旦还是张元济比，都属后辈，而张、高都是商务这个大型出版“托拉斯”的掌门人，可是他们有如此强的经济后盾却不失文化人的赤子之心，坚持要把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托付给刚过而立之年的胡适。此事虽然最终未成，但给胡适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终生难忘。以后他们之间一直保持着联系。在胡适日记中，凡涉及高梦旦，敬重之情可谓溢于言表。在《高梦旦先生小传》里，胡适写道：“高先生的做人，最慈祥，最热心，他那古板的外貌里，藏着一颗最仁爱暖热的心。……因为他爱国家社会，所以他爱护人才真如同性命一样。”（见《商务印书馆九十年》，第53页）高梦旦去世后，其墓志铭也是由胡适撰写的。先后在商务呆过的学者、作家除上面提及的，著名者还有如夏曾佑、郑孝胥、陈叔通、任鸿隽、郑振铎、朱经农、周予同、向达、顾颉刚、何炳松、李石岑、王伯祥、章靳以、李平心、董秋斯等。而如胡愈之、茅盾、周建人、叶圣陶等，可以说是商务一手培养出来的。
商务印书馆像许多中国企业一样，也是从家族式企业逐渐过渡到现代企业的，因此而带来的弊病也自然存在。1910年，夏瑞芳未经商务印书馆董事会同意的情况下，私自动用馆中经费购买投机股票，险些让商务破产，就是这种家族式企业管理机制上的先天不足造成的。但从总体上看，商务也基本成功地超越了家族式企业的局限。是什么原因成就了这一超越，看来很值得研究。但商务中的“文人派”，如张元济等的以身作则，高梦旦的高风亮节，肯定是一个因素。而王云五的入主，并且推行他那一套“科学管理法”，也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王云五是个有争议的现代文化人物。王建辉先生在他的《文化的商务——王云五专题研究》中，条分缕析了商务“王云五时代”的历史，挖掘与提供了许多新材料，并给予了商务“王云五时代”相当的肯定。实际上，作为文化企业家王云五对利润的追求并无不妥，而劳资间的纠纷也是现代企业中不可避免的事情。商务得以生存延续，与王云五的苦斗支撑不无关系。在二十世纪上半期的中国这样的世事变迁，战争频仍之时，商务是于夹缝里生存，需要首先保存自己，保存自身在出版界的地位以及企业的延续性。这一点王云五做到了。但更重要的是，在商务的“王云五时代”，商务的传统，它的文化启蒙的理念，它的以文化教育参与社会的方式，并没有改变。《万有文库》、《中国文化史丛书》、《大学丛书》，不仅在当时，就是现在，也是研究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史的学者必不可缺的参考书。
不过有一点也可以讨论，就是近现代中国的出版业尽管是在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大力提倡“平民文学”过后，才大规模地开辟大众文化这一出版业的新领域。但从商务自身的历史看，它的起步如前述的翻印《英华初阶》等，就是从大众文化开始的。它接着出版的中小学教科书，瞄准的也是大众文化这个刚刚兴起的文化消费市场。尽管在这一期间，商务所出版的书籍中不乏精英文化的部分，可是，就总体言，商务的出版策略一直是兼顾精英与大众的，因此，它一方面不断地提升和影响着大众文化，另一方面又始终促进着精英文化本身的深化。而这一切又都是以民间的立场和方式操作的。
王建辉书中提到，商务的出版方针是“在商言商”，即为了保证商务股东的利益，经营都与现实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不将现实政治带入企业经营活动（王书，第196页）。这个说法也容易引起误解，有必要作一点辨正。“在商言商”是清末中国工商业界的一个约定俗成说法。它既含有工商企业自保的意思，也有谋求自身发展之意。从影响看，“在商言商”有商人逃避政治参与的消极一面，同时在特定的情况下也有求得实实在在的社会发展的一面。不过，作为一个大型企业，商务印书馆虽然有商业操作的共性一面，但作为文化事业，商务也有超越的一面。商务并没有因为利润多而出版不负责任的书，也没有完全排斥可能带来麻烦的书籍的出版。如果他确有“在商言商”的表现，也主要是因为环境所迫之下的一种言说，而它为促进中国文化发展所做的工作并没有停止过。
如何理解商务的文化精神，其实也就是如何理解现代中国的文化精神，因为商务所体现的文化精神与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在许多方面都是吻合的。林毓生先生在分析新文化运动诸健将的思想时，以“藉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方式”来概括五四一代人的追求，这个结论无论有多少化约论的嫌疑，都提示出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对文化、教育这类精神启蒙事业的信仰程度。商务人也不例外。读商务印书馆的历史，我们不禁要问，作为民间的出版企业，商务所占的市场份额是首屈一指的，名声也是空前的大，他们仍在不断地努力，其内在动力到底是什么？我想这主要可能还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以及他们对出版事业的文化价值上的卓然见识使然，如果我们概括一下商务印书馆的历史价值以及文化价值，有几点是不能不提的，这就是：一，他们以新旧、中西兼容的姿态实际起到了对新文化运动以来激进主义文化观的新旧、中西的绝然对立的制衡作用；二，他们是民间知识分子的典型，以民间的姿态肩负起了社会的责任；三，他们也是近代以来，自由主义理念很出色的体现者，他们以他们扎实的工作让自由主义的理念熔铸到了中华民族的新精神之中；四，他们还是以行动代替口号，以平凡而扎实的工作代替激情的张扬的典型。总之，商务印书馆对中国现代文化的贡献，是深层的，“润物细无声”似的，不朽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