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是军事思想史上第一部自觉运用德国古典哲学的辩证方法系统总结战争经验，具有重要军事学术价值的经典名著，这部著作不仅奠定了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军事学的基础，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重要理论来源之一。但由于它是一部尚未完成的著作，因而不仅涉猎内容详略不均，问题庞杂，文字晦涩费解，而且推究的方法也很奇特。诚如英国现代著名军事理论家利德尔—哈特所说，《战争论》俨然是一座“充满着哲学理论的迷宫，读者当中很少有人能够真正把握其逻辑路线，或者深入其理论境界而不致迷失方向”。(利德尔—哈特：《战略论》，467页，北京，战士出版社，1981)尽管世界各国军事学术界对《战争论》都很重视和推崇，但系统深入地说明和注释它的论著并不多见。由吴琼同志撰著、华文出版社出版的《〈战争论〉诠释》一书，当属该研究领域颇有分量的一部专著。
作者有较扎实的哲学理论基础，1981年在大连海军政治学院任教时对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产生了极大的兴趣。1983年起，他决心啃这个硕大的“酸果”。此后便十七年如一日，由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作后仍乐此不疲，五易其稿，终于写就了这部近七十万字的书稿，从而开启了这座充满玄妙迷团的战争哲学迷宫。其“十年磨一剑”的执著精神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在目前浮躁之气流行之时，尤为难能可贵!《诠释》试图以哲学方法论为钥匙，基本上按照《战争论》的内在逻辑和叙述顺序，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论述为指南，广泛联系西方军事思想史及现代战争问题，不回避难点问题，对《战争论》作了既系统又有重点的梳理、分析和评价，并力求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基本再现了克劳塞维茨战争哲学的完整体系。笔者兹略举一二简要介评之。
“绝对战争”学说，是研读《战争论》无法绕过的理论难点之一，它既反映了克劳塞维茨考察战争问题时独特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而且也涉及了克劳塞维茨战争学说的哲学性质。根据以往的看法，受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哲学的影响，克劳塞维茨所谓的“绝对战争”就相当于黑尔格的“绝对理念”，指的是一种客观精神的东西，它作为战争的原始概念，存在于一切具有具体形态的现实战争中。克劳塞维茨既把它作为研究战争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又把它作为衡量一切的基本尺度。并且，克劳塞维茨也的确是从“纯概念”(黑格尔用语)入手分析战争性质问题的。所不同的是，黑格尔的辩证发展观又使克劳塞维茨从绝对战争回到了现实战争。作者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不仅对早年影响克劳塞维茨的康德主义者基塞韦特的哲学作了分析，并对此问题作了自己的解读。认为，克劳塞维茨并非是用黑格尔的哲学方法，而是用“思想实验”的方法提出“绝对战争”学说的。也就是说，克劳塞维茨在分析战争性质时，先将战争置于抽象的、绝对的、理想的和纯粹的状态之下，排除多种复杂因素和关系的干扰，然后提出战争在“无阻力”情况的运动下只表现为“暴力”行为，并具有“最大限度的使用”等本质属性及发展规律的“绝对战争”学说。其中，克劳塞维茨虽然不免使用了“纯概念”等黑格尔哲学中特有的名词术语，但二者存在着本质上的不同：在内涵上，黑格尔的“纯概念”是指创造世界上万事万物的纯粹精神，而克劳塞维茨的“战争的纯概念”则是对搏斗等战争具体事物的抽象反映和概括；在逻辑发展前途上，黑格尔哲学是从“纯概念”出发，外化为自然界、人类社会，又复归“纯概念”自身的完全虚构的过程，而克劳塞维茨的“战争的纯概念”则是为了从中抽象出具有更大普遍性的本质属性及规律，再用现实战争的经验检验并“修正”这些结论；在哲学性质上，黑格尔哲学是唯心主义先验论，而克劳塞维茨战争哲学则是唯物主义的经验论和反映论。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曾公开申明，其“绝对战争”学说是源于现实战争的，实质上是拿破仑战争经验的一种抽象的反映和概括。作者同时认为，克劳塞维茨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其理论思维中也出现了明显的失误。一方面，他通过概括拿破仑时代的战争经验，得出战争暴力的大小总是与具体社会条件下交战双方人民之间敌对利害有关联的结论；另一方面，又立足于抽象的战争纯概念，把作为战争原始概念“搏斗”作为“理想模型”，经过抽象分析和逻辑推理，得出了“暴力最大限度使用”是战争自身特殊发展规律的结论。尤其在作为《战争论》逻辑终点的“战争计划”中，更是赤裸裸地主张一种可怕的无原则的“绝对战争”目的论。鲁登道夫在其总体战理论中利用了这一糟粕，极力掩盖其为掠夺、侵略他国而发动战争的非正义性，公开鼓吹反动的种族主义、民族沙文主义和战争狂热，造成相当恶劣的影响，给德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带来了灾难。显然，作者从“思想实验”这一科学研究方法的角度，通过与黑格尔相关论述的比较及对克劳塞维茨相关论述的析辨，和该学说在现实中的影响等多方面的诠释，尤其是联系与之密切相关的所谓“现实战争”的学说，拓宽了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思路。这有助于把握克劳塞维茨研究方法的基本脉络，进而清除开启其战争哲学迷宫的一块重要的“拦路石”。当然，对其中究竟应如何理解黑格尔和克劳塞维茨所谓“纯概念”的异同，如何理解“绝对战争”抽象方法及其本意，如何理解克劳塞维茨战争学说的哲学性质等问题，也还有作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学说，是克劳塞维茨所谓“指导战争的最高观点”和《战争论》的理论精华，同时也是在现实中争论颇大的一个问题。作者认为，过去简单地把克劳塞维茨的政治观理解为只涉及国家间的对外政策及整个社会一切利益代表的看法是不符合事实的。作者通过考察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尤其是康德和黑格尔的法学政治观，以及克劳塞维茨本人晚年时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政治立场，提出克劳塞维茨所奉行的是一种“利益均衡”的政治观，即把政治看作是“利益”的集中表现，看作是国家政府部门“均衡”地处理本国内部的各种利益关系，及本国利益与其他国家利益之间关系的一系列政策和活动。虽然它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科学成分，但归根到底反映了十九世纪初期德国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要求，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在此基础上，作者对克劳塞维茨“战争无非是国家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学说的相关论点一一作了释解。认为，该学说所着力解决的是国家政治与战争之间的辩证关系，概言之，战争只不过是政治的一部分，而决不是独立的东西。也就是说，一方面，这种基于利益之上的“政治交往”规律，作为“整体”性规律支配着其组成部分的战争规律，进而形成战争运动必须遵循并受其约束的主要路线，构成战争发展过程的主要线索和大致轮廓。其所着重论述的是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种种“利益”上的矛盾和冲突)、战争的整体性质(政治)、战争整体性运动规律(“政治交往”的规律)和战争整体形态特点(由“政治”和“政治交往”决定)等问题。另一方面，战争还有其自身相对的独立性，还有其独具的“暴力”、“军事”本质，及战争要素原有的暴烈性、概然性和偶然性。然而，“政治交往”的整体形态决定战争的具体形态，所以，确定战争的主要路线和指导战争的最高观点不能是别的，只能是政治观点。国家政府部门和军事统帅在进行战略决策时，必须从国家政治的全局出发，进行战略预测，制定战争计划，组织和指导战争。其中，由于制定战争计划是战略决策的最高表现，因此，关于战争计划的主体部分只能由政治当局决定，而不应由军事当局决定。总之，克劳塞维茨把维护和发展国家的根本利益作为“整体”，而把战争看作是达到国家利益目标的一种手段，要求军事战略必须服从国家政治战略，军事目标必须服从国家政治目标。不过，由于克劳塞维茨奉行的所谓“利益均衡”的政治观缺乏现实的经济基础，因而他所提出的拥护和肯定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而反对欧洲及德国复辟封建制度的政治结论，实际上是把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美化为人类最理想的境界，这显然是违反历史辩证法的。作者基本上循着克劳塞维茨的思路对其该学说作了较系统的挖掘，尤其对其政治观的解释不乏新意，这对把握这个学说的内涵将是有益的。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火箭核武器的出现，国内外一些人士认为，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是政治继续”的论断已经过时了。而在否定论中，有不少人恰恰没有搞清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学说的本意，而仅仅从字面上作片面的曲解。无疑，克劳塞维茨“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学说是有其丰富的理论内涵的，依据马克思主义战争观进一步辨析其本意，吸收其有益的内容，剔除其糟粕，克服其缺陷，不仅有助于考察和揭示各种战争的本质，而且也有助于探索和回答相关的重大学术理论问题。其实，诚如作者所说的，火箭核战争所以打不起来，正是产生战争的社会政治条件和战争的政治目的所起的支配和制约作用。同样，尽管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武器装备的更新，信息战的内容和形式也会比以往战争更灵活多变，但信息战仍是解决“政治”问题的手段和达成“政治目的”的一种工具，其性质、规模、形态、特点和作战方法，甚至于其能否发动的问题，仍然是由政治决定和支配的。
“防御是比进攻强的作战形式”的论断，是克劳塞维茨在攻防问题上提出的一个与众不同的观点，也曾引起广泛的争论。作者认为，“防御是较强的作战形式”论断的形成，并非克劳塞维茨脱离战争实际进行纯哲学思辨的结果，而是他综合考察当时欧洲各国人民抗击法国侵略者的战争经验而得出的正确结论。作者还把这一论断作为克劳塞维茨积极防御作战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了阐释。他虽然对克劳塞维茨如何通过比较进攻和防御这两种作战形式的优、劣、强、弱而得出的“防御是较强的作战形式”结论的论证过程作了层层剖析，但重点却放在深入挖掘这一论断的实质性内涵上，即这个论断中的防御，指的是积极防御，真防御，而决不是消极防御，假防御。换言之，克劳塞维茨所提倡的防御，是由进攻组成的防御，而且是一定要转入进攻和反攻的防御。在这种防御中，进攻是绝对的，防守只是相对的，因此，必须力求让进攻的“积极目的”和“积极形式”占据防御的主导地位。并且，防御一方的力量一旦由弱变强，就必须不失时机地由防御转入进攻和反攻，以实现防御战的最终积极目的。作者还通过挖掘《战争论》中有关“防御的手段”、“抵抗的手段”、“向本国腹地退却”、“人民战争”、“战区防御”等篇章的丰富内容，多方面多层次地阐释了克劳塞维茨关于被迫进行防御的弱小国家，在构成战略防御的各个部分及各个环节上，怎样进行“积极”和“正确”的防御，如何创造出防御强于进攻的条件，从而使“防御是较强的作战形式”由可能性变为现实性。不过，笔者以为，克劳塞维茨这个论断在表述上也还有值得商榷之处。作者还通过联系现代战争的实际，驳斥了所谓进攻无论在什么条件下都强于防御的传统偏见，以及当代信息战中进攻和防御作战的界线将模糊不清等观点，指出，必须要从中国的国情和军情出发，辨析世界新军事革命中，哪些符合军事科学的基本原理，代表军事历史发展潮流，是可以为我所用的东西。事实上，信息武器相对落后被迫进行防御的弱小国家，完全能够抵御霸权主义国家的恐吓和欺凌，维护国家的自由、独立和主权。在现代战争的条件下，必须力求站在比军事战略更高的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综合考虑怎样贯彻积极防御的原则，以便“积极”而“正确”地准备应付未来反侵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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