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的后几十年，人口问题一直严重地困扰着中国，二十一世纪依然如此，沉重的人口负担制约着国家的发展，影响着政府的决策。人口问题是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重要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要寻求解决的良策，考察问题的源流是必要的。美籍华人学者何炳棣先生1959年写的《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就明清以来六个世纪的人口问题做了精彩论述。费正清先生对本书予以很高评价：“他致力于钩稽有关人口和各种相关因素的资料，以此为基础写成的这本著作对这一专题此后的研究者作出了贡献。”遗憾的是这本海外汉学研究的经典之作1989年才由葛剑雄先生译出了中译本，在琼瑶金庸盛行的年代，仅仅印了一千册。去年三联书店又新版葛译本，印了七千册，使这一著作多了一些读者。
讨论人口问题大概首先要做的是考证各个朝代的人口数据，何炳棣的著作就是从研究官方的人口记录入手。何先生认为，他这本书研究的起始年代明洪武年间是中国人口问题研究的重要时期，按明太祖指示修订的“黄册”和编成的“鱼鳞图册”尽管主要用于劳役和赋税，但同时有效地调查和统计了人口。通过分析明代官方较为可信的人口记录和各地方志，何先生认为“至十四世纪末，中国的实际人口大致至少超过了6500万”。明初以后，由于货币经济的腐蚀、官员的营私舞弊等原因，明代的人口数据离事实越来越远。在没有可靠的人口普查数据和政府统计报告的情况下，何先生研究多种史料后说：“尽管明代官方的人口数据显示出人口停滞，实际上从洪武元年（1368年）至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前后中国的人口始终是或多或少直线上升的。”
清朝也有多次人口登记，一些研究清代人口的学者认为从1741年以后中国的人口数据已经包括全部人口，何炳棣用例证说明：自乾隆六年至四十年间（1741～1775年）的人口统计数字尽管在理论上说是代表了全部人口，但实际上全国人口申报肯定不足，某些省份还严重不足。从乾隆四十一年至道光三十年（1776～1850年）期间，保甲户口登记制度看来已得到忠实的施行，但登记的缺漏依然无法避免。经过对资料的研究和计算，何炳棣得出的结果是：全国人口从乾隆四十四年的2.75亿增加到道光三十年的4.3亿。困扰着近代中国的人口过多和普遍贫穷的问题到道光三十年已经存在。何先生认为，清朝最后几年的人口普查是失败的，国民党二十年统治期间，官方认为全国人口总数在4.3至4.8亿之间，完全是揣测的，而不是普查得来的。
人口激增，使中国的资源变得极其窘迫，以至经济陷入了困境。何炳棣认为，从康熙平定三藩之乱和结束台湾明朝残余势力到太平天国之前，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持续和平和繁荣时期，和平年代和统治者的“开明专制”，使社会稳定、经济发展，造成人口迅速增长。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和地区移民也是人口增长的重要原因。多产稻的大面积推广，玉米从国外的引进，使同样的土地能养活更多的人口，结果是出生率提高和死亡率降低，人口激增。旱地作物玉米的推广，使水稻产区过多的人口大规模向西部移民，移民在丘陵和山地种植玉米，又使大量的人口得以生存和繁衍。何先生说，今天长江上中游地区的植被破坏引起的水土流失“可能应归咎于十八世纪种植玉米的农民对山地的无情榨取”。我们现在面对的洪水、干旱、沙尘都有历史的原因。
何先生写道：有理由相信，在清代中国当时的技术水平下，最佳状态?“人口产生最大的经济效益”的点?似乎是在乾隆十五年到四十年（1750～1775年）间达到的。直到十八世纪第三个二十五年，人们还将人口持续的迅速增加视为无比的福祉，但到该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时，深思熟虑的一代中国人已开始为从该世纪最初数十年来已习以为常的生活水准明显的下降所震惊。如果说从高度繁荣到经济越来越紧张的转变比较突然，那可能是由于到十八世纪六七十年代，人口大概已在2.5亿上下，这样的人口数字已经超过适度范围，进一步增长会使增加的总数大得可怕。
人口越多，人均收入越少；人口越多，劳动力越不值钱；人口越多，人民维持生计越难……十八世纪以后，尽管因此起彼伏的天灾，因军阀混战、日本侵略这样的人祸减少了很多人口，但中国的总人口仍大大超过了“适度人口”。到1953年人口普查，已达到5.83亿。到何先生写成这本书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工业化的开始，卫生水平的提高，使和平时期的中国人口又迅速增加了，甚至比十八世纪还快得多。何炳棣先生在书的最后写道：“是历史重演，还是新中国取得比目前的人口增长率更高的经济增长率，还有待分晓。”遗憾的是，就在这一时期，毛泽东提倡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什么人间奇迹也能创造出来，在经济低增长的同时，人口急剧增长，历史惊人地重演了。
一个到二十一世纪初才读到何炳棣先生著作的中国人，掩卷时回首历史，怎能不感慨万端。
葛剑雄1989年译本名为《1368～1953年中国人口研究》，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2000年译本经何炳棣先生建议，书名改为《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葛剑雄先生在三联版“译后记”中说，何炳棣先生亲自校阅了全书，改正了译文的错误，并作了一些重要的修改。葛剑雄写道：“将用英文撰写的有关中国古代史的著作译为中文，本来就非易事，何况作为译者，我只能按照字面的含义来揣摩作者的本意，即使词义无误，也未必符合作者的原意。现在由何先生自己校定，无疑为此书提供了一个最可靠的中文文本，其意义自无需赘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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