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吴思的《潜规则》一书时，脑子里立刻就想起了清朝人的两句感慨之言。
一是陆陇其愤愤然说的：“本朝大弊，只三字，曰例、吏、利。”“例”是指常规，“吏”是指胥吏，“利”当然是指物质利益。为了办事方便，下面往往要给上面好处，时间长了形成规矩，于是这笔好处也就称为“常例”。这个术语至少把“例”和“利”联系起来了。“例”不是成文法，“援例“就是按既定方针办，里边的好大一部分都属于潜规则。
二是韩振有准确剖析的：“天下之事谁为政？二显、二隐。……何谓隐？曰：内掌曹郎之事，以代六部出治者，胥吏也；外掌守令、司道、督抚之事，以代十七省出治者，幕友也。是皆上佐天子以治民事，而其迹不见者也。”隐和潜基本上是同一个意思，即都不是公开的、一目了然的。不仅规则，而且人也分隐性和显性，官员是公开出面的，但他们的行为方式是胥吏和幕僚们帮忙制订的，所以不仅有潜规则，还有幕后的决策者，有制订潜规则的人。
《潜规则》一书主要讲的是官场上的事情，其实“中国历史上的真实游戏”多得很，并不限于官场，而且错综纷繁。比如在战场上，“两国交兵，不斩来使”，大约就是不成文的规定，讲点仁义的遵守它，不讲仁义的照样把来使推出帐外斩首祭旗。官方正式颁布的制度、规则林林总总，但也许其中的法律最能说明问题。正式颁布的法律条文通常被称为成文法，但法律条文的增删和修订永远需要与时俱进，因为形势的变化之快往往出人意表，在特定的场合、特定的地点发生的特别事情往往无法用成文的东西去套用，所以在清朝除了《大清律》以外，还有《大清律集解附例》，把一个个判决基本符合原则、且具有典型意义的案例附在后面，万一官员在下面遇到类似的情况，可以“循例”办理。
其实法制国家也有法制国家的麻烦。文件出台得再快也赶不上形势变化得快，所以美国的“修正案”总是层出不穷。古代中国不是法制国家，而且比较讲究“祖宗之法不可变”，官员不愿意冒违背祖制的风险，于是处理一些前所未遇的事情时主要根据成例。但成例完全是个案，越积累越多（其实成文的文件也已多得受不了，即所谓的案牍），靠读圣贤书上来的官员很难迅速熟悉。特别是到了地方，许多当地的事情盘根错节，复杂异常，等官员调查研究完了（基本相当于今天我们完成一个基金项目的时间），差不多就到了任期。因此这个实际的决策权、至少是决策建议权，就落在了世代继承的胥吏手中，所谓“官无常任而吏有常任”，“今天下无封建之国，有封建之吏”。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条原则，叫“以不变应万变”，结果就是制度不能轻易改，它基本上是刚性的，遇到困难解决不了，就需要创造具有弹性的“潜规则”，否则就办不成事。吴思的书中涉及到官场贿赂背后的一个制度原因，那就是明清官员的工资太低。后来雍正皇帝搞了个“养廉银”，不管起了多大作用，好歹是做了一点制度上的变革。一般来说做制度变革的很少，因此即使是好官要想做点好事，也要按“潜规则”办事，否则给百姓做点好事的愿望也实现不了。正史里面记载官场“潜规则”时总是采取批判、贬斥的态度，那虽然不错，却有些片面；如果读读张居正等等政治家的文集或者日记，就会生出些个同情理解之心。这里绝非为那些潜规则黑幕开脱，而是说那些显规则出了毛病或极不完善，又不知道或不愿意去改造，才造就出、至少是无法杜绝潜规则的存在。
像文章开始时那两段引文暗示的，胥吏是罪恶渊薮，吴思的书也说官员的堕落是他们的教唆。表面上看的确不假，可往深里一琢磨，胥吏也颇冤枉。按说在偌大一个国家机器里，文书工作和实际的操作是极其必要的设置，但是他们不仅工资低得可怜，而且几乎没有在官僚阶梯上攀升的可能，你让他有何幸福前途可言？制度或者显规则不给他们活路！农民被政府的苛捐杂税逼得活不下去，揭竿而起，从外部动摇那不合理的制度，我们不仅同情而且赞成；胥吏被制度逼得活不下去，利用手中职权，从内部侵蚀那不合理的制度，我们却把他们当作不合理制度的替罪羊。
读官僚写的史书多了，也容易被那里藏的绳子牵着走。
吴思这部书让我多想了许多东西。潜规则是怎么来的？它是显规则缺陷的弥补者。书里讲的多数例子都是权钱交易好办事。为什么会出现这等事？因为靠显规则办不了，或者很难办。像书里写的老百姓批化肥、安电话这类事，不是不正当的事，但走正路办不了，只好花钱。这是什么毛病？把问题推到资源短缺那里是不负责任的话，还是制度的问题，因为必须有能够协调某种状态的制度。我花点钱，把事儿办了，虽然冤枉，但也比没办好。也有许多是办坏事，比如买放犯人、少交赋税等等，那是法制不健全，同时缺乏道德建设的结果，制度里留下了许多空子给坏人钻。
这个意思其实在吴思的书里也有了：“一个变质的政府，一个剥削性越来越强、服务性越来越弱的政府，自然也需要变质的官员。”如果要我补充一下，那就是一个不合理的制度，如果不是把好人逼死，逼反，就是把好人变坏。潜规则就是后者创造出来的。
此外，往大里说，在官场外，在社会上，也有许多潜规则。其实也就是相对于成文规定来说是“潜”而已，在实际生活中比法律条文还名正言顺，还冠冕堂皇。比如民间的习惯法，那就是约定俗成的东西，虽然与官方的规定不相符合，甚至截然对立，但却是公开奉行，根本用不着偷偷摸摸，私下交易，算不算“潜规则”呢？梁治平、黄宗智都研究民间习惯法，不仅是历史上，就是在现实社会，好些案子也不能按照成文法规定的那么判决，法庭上要考虑具体的情境、人们长期接受的规则。这时候使官府觉得为难，从理性角度他应该按条文办事，但那样的话大家都不能接受，所以得按老百姓的习惯走。你也可以说这里有文化的劣根性，但也有我们的制度太理性化、缺乏实际操作功能的问题。
权钱交易是件坏事，但那是送礼这个民间习俗的一个不好的表现。人类学家写了不少关于礼物的研究（比如阎云翔《礼物的流动》），使我们知道了礼物的社会功能。礼物是需要回报的，同时也是回报的形式，有的回报是物质的，也有的回报是精神的、情感的。在一个社会里，人们需要沟通，需要互相帮助，需要某种东西作为联络和加强感情交流的纽带，男孩送女孩99朵玫瑰是希望她和他“拍拖”或者嫁给他。因此礼物是维系社会关系的重要媒介之一，送礼行为是一种民俗。但这些东西都没有写在文件上，因此都是潜规则，如果显规则或者制度比较完善，礼物就还是礼物，而不会变为贿赂。
吴思的书的确可以拉开许多人的话匣子，虽然他讲的这些事许多历史学家都讲过，但后者却不一定能做到这一点，原因在于后者往往把历史与现实不知不觉地分离开来，使在现实生活中蹉跎的人们无法提起兴趣。我其实还有许多话想说，但最好还是留下两句话之后打住：潜规则是个很大、很大的东西，它不完全是个坏东西，坏东西只是它的一部分；与此相应，显规则（或者“明说的”规则）不见得都是好东西，并不只是说了不做或者不被当真的问题。我真诚期望吴思钩稽史料之后，再写本关于历史上的显规则的书，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多地知道那些不好的潜规则为什么存在、或者潜规则被坏人利用并改造为坏东西的原因所在。
（《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吴思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2月第2版，1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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