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发展史上最奇怪的事之一,就是精神文明并没有随着物质文明的极大提高而相应地提高;在科学技术高歌猛进的时候,人的道德水平不是进步了而是退步了,其表现是:传统的伦理道德不再被遵守,旧有的社会规范被打破,社会出现了大紊乱,秩序亟待恢复或重建,否则人类将因为失序而付出沉重的代价。
弗兰西斯·福山在其新著《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中对上述令人困惑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以下观点:第一,在后工业化时代,社会发生大分裂是普遍的,并不是美国的“专利”;被人指责为“美国病”的那些现象,如高离婚率、高非婚生子比率、高单亲家庭的比率、高犯罪率及权威的散落、信任的减少、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在发达国家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第二,大分裂的原因。福山列举了对大分裂产生原因的四种解释,即大分裂是由贫困和不平等造成的(左派的观点)、大分裂是由较多的社会财富和较大的社会保障引起的(经济保守派的观点)、大分裂是政府的错误政策造成的(右派)、大分裂是由广泛的文化变迁引起的;然后对这些解释逐一进行驳斥。他认为西方国家近三十年来发生的社会紊乱,主要是由于技术的变革(从工业社会/现代社会向信息社会/后现代社会)和自由民主社会的道德相对主义使得社会资本流失而造成的。第三,社会资本指的是“一个群体之成员共有的一套非正式的允许他们之间进行合作的价值观或准则”。构成社会资本的规范包括诚实、信任、责任和互惠。家庭、教育机构、宗教机构、政府的政策导向、企业文化等与这些规范的形成有密切的关系。社会资本的重要性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还在社会领域,它使得在家庭和国家之外另存有广大的领域,这就是公民社会,人们有一种合作和热心公益的精神,热衷于建立符合自己利益和他人利益的各种各样的协会或组织。第四,规范源于人的本性。人是社会动物,无论是人的理性还是非理性都在引导人们趋善避恶、趋利避害,因此就使得建立各种规范成为可能。规范体系由正式法律、正规宗教、习惯法及历史传统构成,而秩序也可由上而下强制形成或由下而上自发构成。第五,与那种认为资本主义消耗社会资本以及认为理性在使人类误入歧途的看法不同,福山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重建持乐观的态度,他认为资本主义一方面在消耗社会资本,另一方面又在创建社会资本;有破坏的一面,也有创建的一面。但从具体的社会资本的趋势而言,他对于信任和互惠的恢复比较有信心;但对于核心家庭的稳定、宗教信仰的回归存有疑虑。
福山新著的新意在于它试图用社会资本的流失来说明技术进步与道德沦丧这一悖论,并求助于人的基本性质(包括理性)来重建社会秩序。该书特别强调了一些非正式的社会规范(诚实、信任、责任和互惠)对于社会秩序以及对于一个有效的自由民主社会的重要价值,而这些规范都是老生常谈、耳熟能详的基本道德规范,譬如中国的儿童从小就被父母教育要做一个诚实的孩子。至于信任或信用更是自古以来都倡导的,“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体现互惠的有“礼尚往来”;“他敬我一尺,我敬他一丈。”中国封建社会的纲常伦理突出地规定了作为一个人的责任范围。西方的诚信是由宗教规定的:不撒谎成为“十诫”之一,而在世俗的商业社会中,信任和互惠几乎成为了黄金定律。然而,在过去一段时间,人类社会几乎要失去这些最平常的道德规范了,今日国内和国际社会秩序重建的重要工作就是恢复这些常规。就美国而言,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无论是在公共领域还是在私人领域,人们都在强调责任意识:父母对孩子的责任、员工对公司的责任、官员对选民的责任;就国际社会而言,政治家、外交家及学者都在谈论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之间要建立互信机制,以避免因猜疑和错误的判断而引发冲突以致造成国际社会的混乱。
福山的新著还有一个贡献,就是将家庭与社会规范、社会资本和社会秩序联结在一起。他认为大分裂的现象起始于家庭功能的下降,随着社会的发展,家庭只剩下一个功能——生育的功能。就是这一功能也不断受到削弱,原因是避孕技术的提高及妇女在社会上的作用、地位的变化,妇女就业率的增长及工资水平的提高使得职业妇女不愿意生育或不愿意多生育,因此人口出生率呈下降趋势。另一方面,妇女经济能力的增强使得男人对家庭的责任降低。无论如何,就美国而言,离婚率的上升、单亲家庭的增多、未婚生育的比率提高要归咎于六十年代的性解放和女权运动。福山虽然承认,维多利亚时代家庭的稳定是以牺牲妇女的权利为代价的,但他并不认为妇女角色的转变是一件好事;相反,由于上述现象,他认为女权运动的结果对谁都没有好处:妇女首当其冲是受害者,孩子更是受害者;而男人的状况未发生改变。他想回归“传统的”稳定的核心家庭,但同时也认识到,在信息社会里这一想法几乎不可能完全实现。显然,他还没有想出如何解决因家庭问题而导致社会资本损失的其他办法。值得注意的是,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问题儿童或青少年犯罪在很大程度上都能从家庭中找到原因,越来越多的儿童心理治疗也转向于家庭治疗。妇女的解放并非没有代价,家庭的解体对于社会的稳定来说肯定不是福音,而社会秩序的破坏使每个生活在此社会中的人都得承受其中的痛苦。当然,不能将责任全部推到妇女身上;妇女并非生来就应该承担稳定家庭之重任。这是一个社会问题,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在不牺牲任何人权利的基础上予以妥善解决。
福山新著的不足之一是没有完全打通从社会规范到社会资本到社会秩序这一路径,他虽然花费了相当的篇幅来演绎规范体系,并建立了模型;但却没有相应地对社会秩序进行定义,对社会秩序的体系进行建构和建立模型。因为我们从福山的书中看不出,大分裂现象扰乱了哪一部分社会秩序抑或是全部的社会秩序。
此外,我们也不能完全同意福山将大分裂归因于自由民主政体下的道德相对主义。他认为,迄今为止美国自由民主政体的成功并不完全依赖于正规的法律和强有力的政治经济机制,而是依赖于某种共同的文化价值观念,即道德的一致。但由于美国是一个政教分离的民主国家,因此它先天有一种多元主义倾向,最终发展成道德相对主义。宽容是最高的道德,也是惟一的道德,“法律和制度的透明框架将取代道德一致,并将产生政治秩序,并为他们自己的利益而遵纪守法。同样,与政治自由主义相密切,并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也只是要求人们考虑其长远的自我利益,以便在社会上最理想地生产和分配产品”。福山认为,美国的多元文化主义削弱了传统的道德价值,也即美国主流文化的道德价值。在他看来,道德是绝对的,而不是相对的。他之所以对多元文化主义反感,就在于多元文化主义的价值相对论;美国一些少数族裔或团体的价值观为他所不齿,他也反对双语教育或多元文化主义的课程设置,他认为道德只有一个,那就是美国主流文化的道德。这是对于其他不同文化的民族和社会的不同道德观的鄙视。我们承认,在道德领域的基本规范是普世性的,但这些规范的来源却不是只有一个,而是多元的,有的源于宗教经验,有的源于伦理,有的源于传统和习惯等。
(《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弗兰西斯·福山著,刘榜离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2月版,23.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