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法拉奇的《风云人物采访记》出版以后，她开始了自己生活中的一个新阶段。《风云人物采访记》的出版已经表明她成功地打破了传统新闻学教条强加给她的界限。这之后，她暂时退出了新闻界，开始了她创作纯文学作品的理想追求。《给一个未出生的孩子的信》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撰写的。这是一本明显带有她自传色彩的诗体小说，与她以前所写的东西迥然有别。向我们展示的是一个儿女情长、柔情似水的法拉奇，是一个对生与死充满了怀疑与痛苦的法拉奇。所以，要全面认识法拉奇，《给一个未出生的孩子的信》无疑是一份难得的文本资料。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人工流产是意大利人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也是当时媒体报道的热点。1975年的一天，《欧洲人》杂志的主编托马索·吉吉里奥指名法拉奇写一篇有关人工流产方面的文章。在当时，意大利的文化女权主义者用令人震惊的语言和图表向世人宣布了她们对人工流产的观点；政治女权主义者也收集了三万名妇女对怀孕、两性和流产问题的看法并将其结集出版。意大利各阶层及许多妇女的团体和组织都参与了这一问题的讨论。1977年在意大利，议会通过了一个人工流产法案。1978年，人工流产被宣布为合法。法拉奇在这之前就从来没有对妇女问题表示过特别的兴趣，她甚至认为女权主义的折腾纯属是一种荒唐，所以，她对《欧洲人》杂志的指派从内心来讲是不情愿的。但她又不便断然拒绝，只好被动接受了这一任务。她回到家里，傻坐在打字机前，随手打出了一行字：“生命的灵光从虚无中诞生。”——而这就是她的小说《给一个未出生的孩子的信》开篇的第一句话。接下来，她又在打字机前坐了两三天，慢慢地她发现正在打字纸上展开的文字无形中已呈现出一部书稿的面貌。于是她打电话告诉了吉吉里奥。吉吉里奥鼓励她完成书稿并打算在《欧洲人》杂志上发表该书的节选部分。他给了她一个月的假期。法拉奇回答说一个月远远不够，至少要请六个月的假来完成此书。吉吉里奥不同意，在他认为六个月太长了，关于人工流产的问题可能会被其他热点所冲淡，到时候她的书也就过时了。在这种情况下，法拉奇决定休一段不带薪水的假，让自己的灵感来决定行动的方向。随即，她在佛罗伦萨租了一间廉价的工作室，在那里工作了六个月，完成了《给一个未出生的孩子的信》。书完成后，她没有把手稿交给《欧洲人》，而是交给了以前出过她书的里佐利出版社。结果，书出版后大获成功。
就像《男子汉》一样，《给一个未出生的孩子的信》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自传体小说，带有时代和法拉奇本人明显的烙印。本书是纪实的风格与小说想象天然璧合的典范。按照评论家德怀特·麦克唐纳的说法，“它是两种方法的杂交产品”，“利用了新闻的权威性事实和小说的虚构氛。”此书动笔前在法拉奇的心中酝酿了很长时间。写作的契机是因为她失去了一个孩子。正是失去孩子的伤痛、悲哀和绝望为她提供了创作《给一个未出生的孩子的信》的灵感。在法拉奇所写的书中，这是惟一一部由“刻骨铭心的情感经历的精子”和“极富想象力的卵子”受孕结合的产物。按照法拉奇本人的说法，这本书就像冷冻的胚胎，在她情感的子宫中已封存了多年。所以，该书在法拉奇的所有著作中无疑占有一个极其重要的位置。如果我们在法拉奇的其他作品中，读到的更多是自信、力量、控诉和愤懑的话，那么，在《给一个未出生的孩子的信》中，我们感受更多的则是法拉奇对爱情、权力与金钱的思考，以及她对生与死的怀疑与痛苦。这是一部饱含情感的杰作，其中充满了缠绵的诗意，深沉的思索，以及遍布全书的让人屏息、让人心跳的张力，读来催人泪下，同时又痛快淋漓。
《给一个未出生的孩子的信》是法拉奇的不朽之作，涉及到作者本人对人类生与死、爱与恨的深刻怀疑和痛苦思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书中未婚母亲讲给自己胎儿听的三个寓言故事。它们无疑具有极深厚、丰富的象征意义和启示性。故事本身是朴素的，但却感人至深，是作者对人类爱情、金钱和权力的深刻剖析。我认为正是这三个故事才构成了全书的重中之重，成为该书的核心内容。读者可以用心细读。《给一个未出生的孩子的信》中不乏大段抒情与倾吐衷肠的段落，但法拉奇的斗争锋芒、鲜明的政治立场以及对现实的无情批判、对社会公义的强烈呼唤仍然给人非常深刻的印象。
对生命的怀疑和思考可以说是《给一个未出生的孩子的信》的主题。我认为，正是这一主题进一步印证了本书的自传性质。阅读过全书，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书中的主人公实际上就是法拉奇本人。生活中的法拉奇有过一段充满极度焦虑的生活，难以决断是否应该将她的孩子带到这个本已十分可怕的世界上来。在书中很多地方，法拉奇通过主人公之口道出了她一直存在的一种内在的担忧，不害怕死亡，但却害怕死亡之后的某种东西：“假如一个人死了，那至少意味着他曾经出生过，曾经从虚无中走出来过，而虚无却是世界上最为可怕的东西。”在法拉奇看来，因为每个人最终都要归于虚无，所以她对生存的理由充满了怀疑。尽管法拉奇早就公开承认自己是个无神论者，并且在很多场合都猛力抨击宗教的虚伪承诺，但她在书中的后半部分仍在为生命的存在寻找乐观主义的依据。为什么会如此呢？我认为，就像萨特、波伏瓦一样，尽管他们也自诩为无神论者，但他们自我所标榜的那种无神论与我们的无神论不同，实际上是一种有神论的无神论，或者说是一种带有有神论浓厚基调和色彩的无神论。因为只有有神论才能理解生命延续的秘密，才能为生命的存在寻找一个乐观的根据。在这点上，彻底的无神论是无能为力的。有幸的是，尽管法拉奇在书的许多地方都对生命的存在提出了至深的质疑，但她在书的后半部分仍然提出了如下结论：尽管死亡之后便是虚无，但生存本身却是一个真真切切的事实。通过这一结论，即使我们读到过法拉奇太多对生命本身的怀疑篇章，但最终我们仍然会以一种无比积极的态度来对待人类生活的整体命运。在《给一个未出生的孩子的信》的结尾处，当主人公的身体状况处于迅速恶化时，法拉奇以其优美的文字饱含情感的说出了这样的观点：
灯亮了，我听到了声音。有人在奔跑，在绝望地呼号。然而在另外的地方，有成千上万的孩子正在出生，成千上万的妇女将成为母亲：生命并不止于你和我。你死了。我恐怕也要死去。但这无关紧要。因为生命并没有死去，它存在，生命存在着。
本书是一部谈情说爱的书，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谈情说爱。尽管激烈、炽热、深刻，甚至有几分偏激的法拉奇在书中对“爱”充满了怀疑和质问，但她对爱的思考和反省却无疑加深了我们对爱之本质的理解，并且让我们更有可能抵达一种对真爱的追求。尽管她对爱的本质充满了怀疑，并且趋于一种否定性的结论，但她对爱的分析与陈述又无疑使我们对生活的理解获得了一种全新的观照和领悟。也许，我们不赞同她对爱所作出的结论，但这并不影响我们欣赏她对爱所作的剖析。因为对爱的剖析就像她对人类真理、社会公正的剖析一样，不仅饱含作者个人生活的强烈感情，而且也总是呈现出一种理性的深刻。尤其这一点，不仅是法拉奇作品的明显特色，也是她这个人明显与别人不同的所在之处。也就是说，我们欣赏法拉奇不全在于她火辣辣的文笔，不全在于她大度潇洒的气质，而最重要的在于她那种远远超出大多数女人，甚至也远远超出大多数男人的政治立场和思想觉悟。与她的文笔、气质相比，我们更欣赏她的价值观，欣赏她的是非观和善恶观。
千万不要以为，《给一个未出生的孩子的信》之所以具有可读性、吸引力和某种不易说清楚的超值美感，主要是由于它的题材之前所未有之故。题材的新颖肯定是它与众不同的地方。因为书的主题涉及到一个未婚母亲与她腹中胎儿的一段缠绵感情。除此之外，该书还有更多可以圈点的东西。最明显的特色就是书中所呈现出来的那种由一般的女性作者难以提供的思想深度和某种对生命的极富启示力的灵感。像法拉奇的其他作品一样，其文字不仅充满了一种激情、张力与一种难以言表的情理的冲突，而且整部作品都洋溢诗意。我们不能仅仅把这本书当作一本儿女情长的书来读，也不应仅仅把它看做是另一个法拉奇的存在镜像。书中除了感人的文字、生动的情节外，还有更多属于思想、文化、政治、哲学、社会与历史的内容。这是一部饱含思想，充满启迪的杰作，尽管篇幅不大，但却是一部让人过目不忘的书。我认为这是一本每一位少女，每一位母亲，每一位女性都应该读的书。因为在书中，作者不仅对已经存在的生命作了精辟的善恶辨析，而且对生命是否应该存在也作了透彻的反省与尖锐的拷问。这是一部由一个优秀的女人诚心诚意写给世界上所有的女人看的书；是一部不仅会让女性深思，而且也会使男性的意识为之震颤的书。
尽管法拉奇试图对人类的境遇保持一种积极的心态，但在《给一个未出生的孩子的信》中，我们还是能够不断感受到一种怀疑主义的悲观论调。她说：“以为此书是一本关于人工流产之书的人，都是些该死的蠢材。它不是关于人工流产的；它是关于怀疑的——生，或者死。”在书中，法拉奇甚至怀疑人类之爱是生活中的推动力量。她在书中通过主人公之口表达了以下观点：她怀疑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爱恋是为了使人们彼此的行为分寸得当，并治疗生活中致命的创伤。书中的主人公甚至痛恨“爱”这个字眼，她从不用这个词。她更多是从生命?生理?的层面，而不是从感情的层面来考虑孩子的问题。她说自己早期与他人的关系都是“令人失望的，总在追求，总在失败”，从此她明白了“人类的两情相悦所产生的那种神秘狂喜是对你自身自由的最大威胁。”她用一个比喻来形容情感依恋的不可靠性：“就像一条在水中挣扎的狗，徒劳地想游到并不存在的岸边去。这个岸的名字就叫做‘爱’和‘被爱’。”正是法拉奇本人的生活经历无形中强化了这些反面的结论。她也曾和若干男人建立过亲密的关系，并怀过他们的孩子，但她并没有与他们建立起能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关系。法拉奇一直认为爱情就像一个捕杀猎物的圈套，它被虚构出来用以抚慰不幸之人的心灵创伤。但只有一次似乎是例外，这就是她对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希腊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阿莱科斯·帕纳古利斯的那一份刻骨铭心的恋情。当帕纳古利斯悲壮赴死之后，她一定感觉到了一种真正称得上是爱情的力量。她想起阿莱科斯的话：“我很快将会死去，而你将永远爱我。”她承认他的话是对的，他征服了她。法拉奇说，“他活着的时候，我给了我所有的一切，但我并不为他着迷，而今他去了，却成为我脑海中挥之不去的影子。显然，世上确有爱情的存在。”仅凭这一点，我们就可确定法拉奇对爱情的阐述是矛盾的。她遭遇得太多，难免受伤害的程度愈深。不管怎么说，法拉奇的书总能使我们对人类的爱情有一种非同寻常的理解，尤其对这本书来说，情况更是如此。
（《给一个未出生的孩子的信》，〔意〕法拉奇著，毛喻原、王大迟译，海南出版社2002年4月版，1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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