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称为“第四媒体”的互联网究竟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我看到的一个方面是互联网对于人类社会话语权的影响——说到这里我不得不描述人类社会话语权的发展历程。人类社会的早期，话语权掌握在代表世俗权威的“君”和宗教权威的“神”手中。无论是出于维护自身的统治或其他什么样的目的，“君”和“神”都决不会放弃对于话语权的掌控，这个时代姑且称之为话语权的“君神时代”。非官办媒体出现之后，话语权扩散到了世俗和宗教统治者之外的媒体手中，更多的人有了自己的话语权，几乎任何人都可以以向媒体“投稿”的形式行使自己的话语权，但是话语权始终没有泛滥，是因为“编辑”作为话语权的“签证官”控制了拥有话语权的人的数量，这个时代我们可以称之为话语权的“编辑时代”。互联网出现之后，话语权没有了“编辑”的控制，从此流失到每个人的手中，一股“投稿赤潮”（亦称“红潮”，是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下，由海藻等微小浮游生物大量繁殖和高度密集所引起海水变色的有害生态现象。）顿时湮没了整个网络，任何一个能够连接到互联网上的人都能够最便捷地把自己的话语传播给其他的人，话语权被无限度分散，造就了这个话语权的“滥言时代”。
“滥言时代”注定是“话语暴民”的时代。正如民主选举会发展到竞选人比赛谄媚民众一样，被极度分散的话语权为了扩大其影响必然也会谄媚其他的话语权拥有者以换取几声廉价的喝彩。当一个话语权的拥有者以谄媚为发展手段的时候，在事实上必定成为理性的敌人、成为秩序的破坏者，从而堕落成为“话语暴民”。
秩序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提，“话语暴民”是话语秩序的终结者。当我们访问任何一个网上“群言堂”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所有偏激的、狂妄的话语总是有无数的喝彩者，相反，理性的声音在那里却显得无比微弱。邪说在这里找到了滋生的土壤，如同经济学上的“劣币排斥良币”一样，邪说的“赤潮”在这里到处弥漫，真理和公正被亵渎。无论是“君神时代”还是“编辑时代”，话语权都是具有理性意识的集团的话语权，从而也就使这个话语权成为维持秩序的工具。而当话语权纯粹成为个体的话语权之后，个体理性的不能保证也就使话语权的理性尽丧，成为具有更大随意性的个体的玩具、成为破坏秩序的刀斧。话语权的个体化就是“政出私门”的肇端，也是一个社会混乱的充分条件。
保持秩序需要法律的支持，而在互联网面前，法律表现出了空前的束手无策。法律的执行基础是刑罚，而刑罚的意义在于威慑，在刑罚失去威慑力的时候，以之为支撑点的法律也就失去了约束的效力——所谓“法不责众”就是法律对于刑罚失去威慑力又无力遍罚时的“特赦”，这是一种自相矛盾的托辞，因为就其自身的严密性来说法律是绝不允许有任何例外的。互联网用户的数量奠定了“无力遍罚”的基数，执法者在技术上的孱弱造就了“无力遍罚”的事实。这样，“话语暴民”们在有了成为暴民的动机和条件之后，又没有了不成为暴民的约束。
如果失去了法律对于话语权的控制，互联网必定是“话语暴民”的盛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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