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的产生被认为是一场媒体革命。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人们切身感受到媒体进步所带来的生活的巨变，人类的一切的欢欣与痛苦，都有媒体作为见证，也都同媒体的每一步的前进密切相关。网络，则更凭借其技术优势所带来的全民参与性和广场性，成为现代人生活中不可须臾暂离的东西，从而确立了它的“第四媒体”的地位。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在持续两年多的时间内，只要与网络沾边的新闻，立刻就会成为传统媒体纷涌而上炒作的对象。
依照传统传播学理论，网络并不具备与报纸、广播、电视相抗衡的力量。无论是从原创性新闻稿件的数量上还是从接受的便利程度来说，网络都存在着缺陷。即使是目前全世界最成熟的新闻网站，也只能是传统媒体的网上延伸。中国互联网刚刚起步的时候，北京地区一个小时的上网费需要十五元或者更多，然而却有无数的网民即使省吃俭用也不能不上网。经过八年的酝酿，目前中国的网民已经近亿，而且还在持续增长。是什么力量促使还不富足的他们无怨无悔地加入到上网的行列？又是什么力量驱使中国的网络以如此超前的速度赶英超美？很显然，网络新闻或者网络交流工具都不是主要原因，真正吸引着这些网民的是网络所独有的全民参与性和广场性，这主要通过网络论坛和聊天室体现出来。
人天生的禀赋是不平衡的，因此总会有贤愚之别。然而，正如大仲马在《基督山伯爵》中所感慨的，上帝在限制了人类的能力的同时却给了我们无穷的欲望，谁不希望得到比自己所应得的大得多的话语权力。可是，以往的媒体通常是把握在政府或者传媒商的手中，即使传媒商要通过谄媚大众以促进销量、争取更多的广告，出于对社会规范的尊重，他们还需要审稿作为遴选程序，谬论谰言，通常很难公诸于世。而网络却第一次给了每一个人以平等地言说的权力。正像那句流传广泛的经典名言所说：“在网络上没有人知道你是一条狗”。网络技术的发展既使得每一个发言人不再需要具备足够的思想和文采，更因其可匿名发言而回避了对于言说者责任的追溯。对于那些无时不刻不在渴望言说的人来说，网络是一个多么值得依恋的家园啊！
网络世界不需要身份检验，每一个人都有平等的发言权，这种情形与作为政治符号的广场的情形如出一辙。有文学研究者提出网络语言是一种“狂欢化”的语言，并把网上论坛、聊天室比附作中世纪狂欢节的广场。这显然是急功近利者们对于巴赫金的误读。在《拉伯雷研究》当中，巴赫金提出了中世纪广场文化的概念。在中世纪狂欢节的广场文化中，人们会暂时忘记一切现实的等级、身份，而投入到全民自由的暂时性的狂欢中去。而网络世界每一个言说者却都有自己的目的，即使他们匿名，却并没有忘记个体的利益，他们言说，是为了获得现实中得不到的话语权，他们所上演的，不是自由的狂欢庆典，而是一场“民主”的闹剧。
民主是一个很具诱惑力的大词。195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份报告这样宣称：“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没人再以反对民主的面目提出一种主义。而且对民主的行动和态度的指责常常是针对他人的，但现实中的政客和政治理论家在强调他们所拥护的制度和所主张的理论中民主因素方面却不遗余力。”的确，二十世纪以来，民主愈来愈神圣，除了极少数思想超拔之士，谁也不曾对其提出质疑。自互联网传入中国以来，几乎所有的落魄文人都对其抱以殷切期盼，他们幻想着网络时代的到来可以帮助实现他们长久以来的梦想，即建立一个完全平等的、普遍民主的政治体制，而这一点是已经在网络上实现了的。网络在技术上的优势和它的政治广场式的文化特征使得普遍民主的成本空前降低，每一个平庸的人都可以亲身感受网络所带来的普遍民主，这就难怪他们迷失在网络世界当中乐不思蜀。
然而，真正的有识之士却对于网络时代的到来充满忧惧，只因他们深知，如果网络的现实成为社会的现实，所有人被奴役的时代就会最终到来，普遍民主的结果必然是多数人的暴政。在网络世界里，由于取消了遴选程序，随意发言自然就鼓励人们诉诸一时的情绪，而不是通过理性的判断。正是因此，网络世界里思想深刻者通常会遭到庸众团结一致的攻讦。而这种多数人的暴政也会最终湮灭每一个人的自由——包括作为“大多数”的自由。
《罗马帝国沦亡录》是我私心最喜爱的一部电影。影片中的暴君为了延缓自己覆灭的命运，从国库中提出成车的黄金到广场上散发。于是，几乎所有的人都把真理和公正抛到一边，整个城市都疯狂了。理性和正义，在已经被发动起来的暴民政治的面前，显得是那么的苍白无力。它令我们想起了“文化大革命”中涌动的人潮和大字报。而这一切并没有作为历史的书页永远地翻过去，在网络世界里，分明地回荡着那可怕的笑声。
1994年的秋天，我在清华的网络中心第一次接触到网上论坛，当时给我的心灵震撼实在是难以言述，我直觉地判断，但愿网络的话语权不要为那种无头脑无理性无道德的庸众所掌握，否则，以前人类历史上一切的灾难同可能来临的这场灾难相比，也许都将是微不足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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