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今天大多数人来说，黄质夫(1896～1963)这个名字颇为陌生。1998年，在编辑《贵州社会文明的先导——贵州历代著名教师》时，黄质夫这个陌生的名字引起了笔者的注意，先后两次到抗日战争时期的国立贵州师范学校所在地贵州榕江调查，从逝去的历史中发现了这位创办乡村师范教育的教育家。
黄质夫先生的一生，似乎可以用“五幸、五不幸”来概括。当然，“幸”和“不幸”应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价值观联系起来思考。
先生不幸的是生在一个有湘军血统的贫苦农民家庭。幸运的是碰到在贵州出生的张之洞等人主持教育改革，倡办三江师范学堂（南京高等师范的前身），有幸受过近二十年的新式正规教育，并得名师点拨。
先生不幸的是成为饱学之士后，并没有做官也没有发财。幸运的是碰到恩师们提倡乡村教育，先后担任四所中国著名的乡村师范校长，从事过近二十年的乡村师范教育工作，遂使先生能在实践中创建出乡村教育理论，探索出一套乡村教育实施办法。
先生不幸的是抗日战争胜利后，被迫离开了其终生奋斗的师范教育岗位，1953年失去了工作的机会，1959年更被错定为反革命判决管制三年。幸运的是他不仅躲过了批胡风，“反右派”斗争的劫难，而且家乡人并不认为先生是“反革命”。“三年困难时期”，先生在栖霞山脚下自耕自作中，仍可享受“芝麻、绿豆、青菜、萝卜依然满仓盈筐”，“江蟹初肥、晚藕味腴”，“山枫流丹、黄菊傲荣”的山风野趣。
先生不幸的是于1963年过早离开了人世间。幸运的是不会被逼迫看“文革”中许多朋辈成新鬼的悲剧，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挨批挨斗。
先生不幸的是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中国乡村教育事业，却几乎被教育史家忘记。幸运的是黔首草民记情记恩。先生对农民有感情，对苗侗乡民有感情，乡民们也对先生有感情，“文革”结束后，先生的学生们一直为先生的不幸奔走叫屈。
纵观黄质夫一生的教育实践，他的乡村教育理论的精髓，大体有下列三个要点：
黄质夫先生认为：“中国的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共占全国人口的85％以上，且十分贫困，文化也十分落后，文盲占98％，甚至100％，都住在乡村和小城市。小城市的居民，都是由农民转化而来的，居住面积占全国面积的90％以上。农民工人的性格十分朴实，勤劳刻苦，物质生活也非常简单，易于教化。如果把这部分人先教化好，提高他们文化水平，就能促进农业发展，相应也提高他们的经济水平了。也就进一步带动了国家的轻重工业的发展，引起了城市的发展而达到国强民富。”黄先生为这一“还教育于民”的教育理想奋斗了一生，并为后辈学人树立了一个光辉的形象：视成名、成家、升官、发财如粪土，献身乡村师范教育二十多年。榕江县曾是清王朝雍正年间通过血腥镇压完成“改土归流”后设置“苗疆六厅”之一的古州厅，是苗侗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当时连公路都不通。黄先生在此筚路蓝缕，创办乡村师范，教育农家子弟。在薪饷不济，战火连天的困境中仍坚持办学；面对官僚特务加害、地痞党棍逼迫的危局仍不改初衷。
黄先生认为，教师应由“才能胜任，德能感人”之人担任。要改造社会，先有好的教育思想，才有好的师范学校；有了好的师范学校才能培育出好的师资；有了好的师资才能培养出好的国家公民；有了好的国家公民才会有兴旺发达的国家。乡村教师肩负的任务，就是要以“救百万村寨的穷，化万万农工的愚，争整个民族的脸”为己任。
1932年，黄先生在《服务乡教八年之自省》一文中，针对教育脱离实际的现状“敢发平素所积”之看法。为求师范教育的“实际之功效”，“吾人应不惜为过去制度之罪人，而供未来改革之牺牲。”先生认为，兴办乡村教育，是改革中国教育“最切病症之药石”。如果脱离乡村实际，则“人民诅咒教育，则加甚焉”。要从乡村师范教育实际出发，就必须“慎选导师”、“改订课程”、“严格训练”。1942年，先生在《实践的师范教育》一文中把这三条完善为“当以待遇之改善，事业精神之养成，生产技能之训练，教学课程之变更，四者为最”。在这篇文章最后又强调指出：“总理云：‘我们要实践行的教育’，今日教育已不能再事空谈，窃以今日师范教育努力之途径，当以实践为要务，一切高谈阔论，都应摒诸师范教育范畴之外。质诸先进贤达，以为如何。”为探讨实践师范教育，黄先生的《中等学校劳动生产训练》一书在总结古今中外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供了一整套具有独创性的理论和经验。
中国工程院院士、教育部副部长韦钰在本书序言中指出：“《黄质夫教育文选》中所研究和实验的教育问题，直到六十年后的今天，仍感到很中肯，很新鲜。书中针对当时师范教育脱离实际，脱离劳动的弊端，所阐述的观点和事实，经过六十多年的考验，不仅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在中共十五大确定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今天，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愿郑重的将《黄质夫教育文选》这本真实的历史记录推荐给读者。”
（《黄质夫教育文选》，贵州教育出版社2001年12月版，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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