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未来的思想史学者会对我们这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境况予以特殊的关注。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的历史转型至今仍在延续，历史转型给中国知识分子带来的精神裂变，则在九十年代中期就基本定型。这一过程惊心动魄却又平静如水，数千年一大变局在不知不觉中完成。对这一过程予以具有历史眼光的理论透析可能为时过早，但感性化的描述则已经成为可能。
这就是我写作《沧浪之水》的基本想法。
说到历史转型不能不说市场经济，这是历史转型的基础性动因。市场经济在改善了人们生活的同时，也改变了他们对世界的理解。市场经济是一种经济结构，同时又是一套完整的价值系统，甚至是一种意识形态。市场经济最基本的出发点，就是对个人欲望的承认。人们进入市场，并不是为了什么高尚目的，而只是为了利益。当个人的欲望冲动取得了理论合法性，并被当作合理的原初动力，那种功利化的价值观就以市场为依托成长起来，并以其无孔不入的渗透力渗透到每一个人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大有所向披靡席卷一切，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气势。
市场经济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话语霸权，取得了道义的合法性和操作的现实性，要拒绝它的游戏规则是非常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这个游戏规则，就是利润?利益?最大化原则。在这一原则面前，良知的抵抗，人格的坚守，都变得异常艰难。特别是，市场不承认终极，也不承认理想主义，它将人的理想从形而上的层次牵引到了形而下层次，现实功利的层次。对理想主义的解构是市场逻辑在精神领域的自然展开，而失去了理想的依托，人们抵御金钱霸权、抵御功利主义的动机又在哪里？
这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所面临的新的历史语境，它对知识分子的传统精神和价值观的解构是强烈的。我们试想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文化名人，从屈原到曹雪芹，他们风华襟抱浩渺无涯，却无人可以逃脱悲凉的命运，这是一个延续了几千年的文化现象。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是创造者，而创造，特别是第一流的创造，不但需要天才，更需要心灵的真诚和人格的坚挺。没有这种真诚和坚挺，就没有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李白、苏东坡、曹雪芹等等，等等。但正是这种真诚和坚挺，使他们不容于世俗社会，给他们带来了命运的悲凉。可以说，一种放弃责任良知、退守个人生存空间的世俗化价值选择，几千年来从来就没有在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取得过道义的合法性，因而也没有成为过他们作为一个群体的主流选择。再想一想鲁迅，他以反传统为自己的文化标记，但
人格第一，责任良知第一，在这些方面，他与古代那些文化名人又是相通的。在这样一种传统之中，有些东西是不能放下来的，它高于功利富贵，甚至高于生命。比如屈原，其意义首先不在于他的文采，而在于他以生命证明了一种原则，一种人格范式。
但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语境有了根本性变化，他们在精神上遭遇了严峻的挑战，这种挑战动摇了他们的精神根基。这种挑战在于，市场经济建构了另一种与他们的精神根基抗衡的价值系统——功利主义的价值系统。当功利主义取得了价值合法性，知识分子群体就有了精神退路，就有了世俗化的充分理由，他不必感到心灵的压力和自责，何况也丧失了那种讲究精神高洁的社会氛围。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完成了走向世俗化的历史性转变，功利主义已经成为了他们的主流选择。这是一种陡峭又平滑的转变，有着充分精神合法性的转变。对这种转变表示道义的愤怒是容易的，以历史文化名人为人格范式对他们进行羞辱也是容易的，但如果不对具体的历史语境进行分析，那么这种愤怒和羞辱则可能是非常乏力和苍白的。
知识分子的精神规定性，在于他们更加讲究人格操守，专注于君子小人之辨。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义利之辩，就是君子小人之辨。知识分子的身份性定性，就在于他们比一般人更多地关心与自己无关的事情，这就是那种责任意识，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这是知识分子的两大精神根基，也是他们的信仰和作出牺牲的价值依据。
但这些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具有根基性意义的价值，在新的历史语境中惨遭解构。屈原式的高洁，陶潜式的淡泊，苏东坡式的旷达，曹雪芹式的从容，都被一种其俗在骨的东西，那种精致的或者粗俗的自我功利设计所取代。我们不能轻易地对这种设计予以否定，其中的确也有合理的因素，因为时代的确是变化了。传统的人格范式关注君子小人之辨，可市场只区分强者弱者，利润最大化（包括精心安排的精神利益）是最高的原则。在我看来，中国文化传统更内在的崩溃不在“五四”时期，而在二十世纪之末。在无孔不入的市场话语霸权面前，那种纯粹的精神力量，那种纯粹的心灵理由，能够对抗市场化的游戏规则吗？当别人都在发展，都在以利润最大化的方式操作人生，那种清高淡泊、旷达从容，除了心灵的理由，既不能改变现实，又不能改变自我生存处境，有什么意义？以这样的方式提出问题是残酷的，但这是生存的真相，是我小说的主人公和众多的中国当代知识分子面临的真相。说出真相是很残酷的，简直令人没有勇气正视。但不说出来，真相仍然是真相，残酷仍然是残酷。
西方有一种说法，叫做“知识分子死了”，就是说，在当代商品化技术化社会中，社会运作的游戏规则被商品化技术化因素所确定，人文话语的发言权很小，价值空间逼仄。知识分子在这种时代语境中，失去了自身的功能和身份。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意识和责任意识正在淡化，而这两点，正是他们的身份标记，我因此痛感“死亡”之说正在成为中国的现实，我自己也强烈地感到了内心的动摇，以至崩溃。可以说，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都选择了放弃，很多人利用一切机会在“灰色地带”上下其手。他们是社会最后一道道德的堤坝，但这种堤坝今天还坚实吗，还存在吗？长此以往，形成了既定的文化氛围和游戏规则，又会是怎样一种结果？不敢往下细想。
我对生活有很多疑虑，无力解答，想通过小说提出来，向读者请教。如精神资源和人文理想问题。我的小说以中国历代文化名人为范式，为主人公池大为设计了精神背景。但我也想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传统的精神资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还能不能与现实发生有效联系？池大为的精神坚守失败了，这是不是具有普遍意义，是不是无可抗拒的历史宿命？当我们把一切都推给了宿命，就缓解了内心的焦虑和愧疚。余秋雨先生写了《文化苦旅》、《山居笔记》，在虚无主义的历史语境中向传统寻索，试图以此为依托建构当代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的价值平台，这是他散文一纸风行的原因，人们在价值虚无之中还想抓住一点什么。我则认为传统精神资源与今日现实不能发生有效的联系，进而提出寻找新的人文理想的话题。新的人文理想既然是“人文理想”，就不可能将市场规则作为自己的规则；但它又既然是“新的”，那就必然要考虑到自身与市场规则平衡的而不是对抗的关系。而且，新的人文理想要禁得起理性的审视和批判，这是一个重大而紧迫的话题。
我对这种人文理想的建构抱有一种向往然而却犹豫的态度，因为我们生存在一个相对主义时代。相对主义不承认终极价值和终极真理，终极价值和终极真理都是从乌托邦理想中衍生出来的。一旦乌托邦从我们的价值视野中消失，崇高性神圣性就很难建立起来，稳定的规范也随之解体。而没有了神圣和崇高，一切原则都成为了一种说法。原则既然成为一种说法，那么它也可以被另一种说法所取代。相对主义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但也解构了神圣和崇高。在这个没有先天价值尺度的世界上，信仰就是最后的尺度。可是，当虚无主义盛行，我们还有信仰的能力吗？而可信仰之对象又在哪里？我的小说中有这么一句话：“我们的幸运和不幸，都因为我们在世纪之交遭遇了相对主义。”这表现了我的信心的缺乏。在相当程度上，我自己也和小说主人公一样，“成为了一个被迫
的虚无主义者”。
在这种虚无主义的历史语境中，我们是否只能以无可无不可的游戏心态进入生活？当市场以其无坚不摧的力量在最大限度上规定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人文理想还是否有必要存在，还有多少操作的空间？我希望在物质化的社会中也能为精神价值保留一席之地。解构是容易的，一直解构下去，剩下的只能是物质性欲望，这是解构不了的。但那样的生活，还是人性化的生活吗？
我力图写出普通知识分子日常生活中那种宿命性的同化力量，它以合情合理不动声色的强制性，逼使每一个人就范，使他们失去知识分子的身份，变成一个个仅仅活着的个体，虚无主义者。我理解笔下的每一个人物，他们都有非如此不可的充分理由。在市场的高歌猛进中，我看到了一种无处不在的逆向过程，一种遮遮掩掩甚至无需遮掩的溃败。这种溃败在每一个角落发生。一方面是责任、人格、心灵的理由和信仰的渴望，另一方面是功利、名望、生存的需要和虚无主义，当代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着巨大的价值悖论。对我个人而言，没有什么乐观主义可言，我无法抑制内心的悲凉。我想这不是我一个人对生活的体验。
（《沧浪之水》，阎真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版，26.00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