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木
作为一种历史资源来研究和认识的民国历史人物中，山西阎锡山是非常独特的一个地方军政首领（仅仅称之为“军阀”是远远不够的）。对于这个“独特”的人物，雒春普女士在她的新作《三晋有材——阎锡山幕府》一书中称：“在波诡云谲的旧中国政治舞台上，‘山西王’阎锡山是主持山西省政三十八年而不堕的‘不倒翁’，成为与中华民国相始终的绝无仅有的地方实力派”。长期以来人们对此大惑不解，或者还可以成为民国史上的一“谜”——我记得“文革”结束后历史研究逐渐恢复正常，1979年荣孟源先生等就特意到太原邀请一批老人座谈，寻求解答“阎锡山为什么能在山西维持近四十年的反动统治”的“谜底”。当然，那时这些经过沧桑鼎革的老人们未必能够马上直抒胸臆，不过，在五条答案中，给我留有较深刻印象的是，阎有“统治办法”的政治智慧；他“以‘我’为中心、以‘存在’为第一”的政治哲学；“掌握经济和人事等权力”的驾驭术等等。如果我们再追问阎锡山与其他中国历史上绝不鲜见的武人和军阀侪辈何以大不相同（他出身于武人，但绝非一个赳赳武夫。如果我们要出版中国过往的政治家文集，我相信他的著述部头要排在前列。他是一个对理论非常执着的政治家，有“按劳分配”、“物产证券”、“土地村公有”等等的“理论”。张作霖、张宗昌辈，可有如此的“建树”？张稼夫说：“他是靠枪杆子起家的，但他既非是只知炫耀兵力的赳赳武夫，也不是尸位素餐的官老爷。他遇事肯动脑筋，好出‘点子’，而且事必躬亲，务求实效，较少官僚主义。”）？不同在何处？雒女士接着还说：“这不仅取决于他特有的政治经济天赋和山西独特的封闭型行政地理环境，而且与他‘善用人为’、在身边积聚了一批党、政、军、经、教各方面的人才，逐步形成组织、经济、军事等专门性班底不无关系”。显然，这样分析和研究阎锡山突破了我们长期脸谱化和贴标签式的历史研究惯式，更加深入传主的本质和特点，得出的结论也为人所信服。
“善用人为”不过是阎锡山的一个方面，对于这个历史人物，我们对他的认识其实还有许多盲点。在我从事地方史工作时，曾有过这样的印象：很多山西的老革命和老干部对“阎锡山现象”饶有兴致，当年在晋绥工作的张稼夫提议并委托范若愚组织编写大陆第一本《阎锡山评传》，就特别属意于阎的特点：处近代中国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中，为求生存和发展，取“存在就是真理，需要就是合法”的哲学，推行异乎于别地的特殊政策，在表里山河的山西自成体系（最为人引为谈屑的，就是窄轨的铁路），所谓“保境安民”、所谓“用民政治”、所谓“六政三事”、所谓“模范省”、所谓“守土抗战”以及“牺盟会”等等，这是不能一味否定的（更不要说其曾主张的联共抗日以及山西抗日局面的形成了。懂一点历史的都知道：没有山西、没有山西那几个抗日根据地，也就没有新中国了）；近代中国以政治纷争、军阀混战为基本场景，百姓为之所苦，亟求休养生息，甚或稍得喘息而已，而阎能脱颖而出且始终不倒，使山西百姓少受战争蹂躏，也是不容忽视的；自然，这中间，“阎锡山经历过中国近代政坛上的风风雨雨，三十多年几经沉浮，始终不倒，积累了丰富的统治经验，他是一个老谋深算、精于权术的地方实力派”（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山西的退保一方端赖其“政治智慧”的高超，所谓纵横捭阖，朝秦暮楚，统治一省近四十年，堪为罕觏；等等。
说到幕府，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近年来史学界中对此多有关注（清朝权势人物的幕府和绍兴师爷等都有专著出版）。雒女士条分缕述阎锡山“用人之道”、他统治山西的基本“班底”和幕僚侍从人员以及分领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人才，取材丰富，要言不烦，显然是经过长久的写作准备的。雒女士曾与人合作出版有百万余字的《阎锡山全传》，同她的新作一样，都是力图摆脱陈旧意识形态窠臼、以史实说话、评骘人物亟求公允的力作，有这部书的“垫底”，再细致研究传主的“用人之道”，可以说是水到渠成。这里，我只说说读后的感想。
幕僚制度，大概回溯上去可达上古夏商的“家臣”和两周的“命士”，即使后来有了现代人事行政的铨叙制度，它仍然是我们熟悉的一种政治现象。血缘、地缘、业缘，是任何一个持有权力的政治人物网罗其干部队伍、组织其思想库和智囊团时必须考虑的“三缘”，它的遴选、组成、活动和作用，俨然有其规律在，或者说是共性。这个共性说白了就是中国政治前现代——从满清幕府和国民党蒋介石幕僚时代的传统因袭嫁接“马基亚弗里”、效忠个人、以党治国种种因素之使然。正如大凡中国政治家都必须接受曾国藩的理论熏染一样，他的一句发自内心的体验让他们共鸣：“无兵不足深忧，无饷不足痛哭，独举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或仅得之而又屈在卑下，往往抑郁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贪婪退缩者昂首而上腾，而高贵，而名誉，而老健不死，此其可为浩叹者也。”所以，大凡有了政治框架和构想之后，一支得力又效忠的干部队伍问题往往是最重要的问题，蒋介石当年“班底”中的黄郛曾力谏“储才”，以为“旧时政治家极重幕僚，新式政治家更需智囊，以补一人精力经验知虑之所不及”，这不过是说出一个很平常的道理。
在这一方面，蒋介石也好，阎锡山也好，他们都没有什么区别。血缘与地缘，蒋有“四大家族”以及“会说宁波话，就把洋刀挎”的口碑，阎也有山西的“小四大家族”（阎、梁、徐、曲）和“会说五台话，也把洋刀挎”的彼此彼此。至于业缘，两个人都出身戎伍，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从事倒清革命，他们的“班底”也就同样从中觅得。很多方面他们都难分高下：他们都是民族主义者，都曾追慕西方而欲使中国政治步入正轨而现代化，阎锡山曾称“中国四千年来君位传子专制的家天下思想，不只铸成了政治的保守，抑且阻碍了物质的发达，中国的贫穷实以此为根因”（《阎锡山早年回忆录》），这个体会的确精到，但是后来他们都熟稔并得心应手于旧的“游戏规则”。有时候阎更是惨淡经营：特殊的地缘政治使他形如一只老狐狸，处各方政治势力的包围之下，学会韬晦是他的基本功（孙中山曾嘱其与北洋势力虚与委蛇，借此保全一北方革命据点），后来虽其贵为“万人之上，一人之下”（国民党五大军事势力的蒋、阎、冯、李、张），以及占据华北、奄有平津，但在一个封建中央集权专制因袭和学习苏联领袖独裁的中国政治背景下，他的一切都是可以既来之又去之的，于是，中原大战失败后的阎锡山如履薄冰，本能地，他需要一支贴心又不乏效能的幕僚阁员队伍。
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在中国，谁拥有最好的幕府，谁就是中国政治的赢家？取这一视角，阎锡山只能望蒋之项背而已（雒书中没有采用比较的方法。其实如果对比一下他们双方的幕府人员，也是饶有意味的）。这不是他的无能或不作为，反之，他太兢兢业业了。他事无巨细，宵旰忧劳（赵超构先生抗战时采访阎锡山，抄录了一份他平日的日程：“晨4时起床，早餐后写训话，5时半开朝会。6时半，到训练班训话半小时。7时到10点，批阅公文。10点钟，再进早餐。11点到12点睡午觉。12点到1点，看国内外的广播新闻。1点到2点，会见宾客。2时正，进午餐。2时50分至4时，会客或办公。4时至7时，主持各种会议，经常每天主持四个会议。7时正，进晚餐。8时至9时，处理临时发生的紧要公事。睡觉的时间不一定，早则9时，晚也可以迟到11时”）；明察秋毫，他对每个“高干”的长短都清清楚楚，按能任用；凡军人团长、文人县长以上的官员必须经他亲自传见和审查；他苦心划分“山头”，以地缘在干部中搞平衡和牵制；他用种种办法对青年干部表示赏识和提拔；他力避山西局促娘子关内“信息不对称”的闭塞习气，延揽人才，延请名流讲演和讲学（康有为、胡适、杜威等等）；等等。但是，这都枉然，这似乎是他的劫数：地缘政治已判定山西不可避免走上衰落之路，如果说中国文明曾率先于黄土高原烂熟，中古以降这重心已经迁移至南方的长江，随之人才的储备和爆出又不得屈让之，进入近代以后，西潮拍岸，得领风骚的弄潮儿更由沿海而向沿湖沿江伸延，迨至南京政府取代北洋，中国政治版图变化，人才南下已是定势，纵阎锡山有回天之力也不能挽之，他的几次冀望背靠山西而耸动天下的举动（如中原大战、西安事变中接蒋赴晋的如意打算等）都成为笑柄。
山西的地位、阎锡山的处境，让他又开辟了指导其一切行动的所谓“二的哲学”，那其实就是主张政治上的权宜之计，这似乎很不高调，很是机会主义，但也不乏“政治智慧”。“一切事情都不能做得太绝了”，这是阎锡山的体会。于是，他的“矛盾论”就刻意“合二而一”：“他认为矛盾的两方是两个‘一’，两个‘一’‘对销’了，就会出现第三个‘一’，只有这个‘三一’才是‘真一’，才有‘存在的权利’”（薄一波）。所以，当山西的处境显得微妙时，即投降日本、迎蒋入晋都会危及其存在，他自己又做不成抗日、拒蒋时，就毅然敦请薄一波“晋才晋用”，既借助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和社会动员能力，又用山西的旗号获得“双赢”，这一决策后来证明是极富政治眼光的。一如山西人的爱喝醋，是山西水土碱性太高，须以酸性物质中和之，在矛盾中求生存是他的当务之急，从给定的地缘政治中，自然形成阎氏政治哲学的“轻功”。后来南京政府苦于应对国难，据说也是阎氏建议，对日方针应是：“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和平未到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蒋欣然采纳。蒋介石曾称阎是晋文公，“谲而不正”，其实若论蒋氏的治术，诡谲岂让阎氏半分？
阎锡山的用人方针也与蒋介石有极相吻合之处，他有核心组织（“同志会”等），也有“铁杆”（如军队中的“十三太保”），又分立派系（早年是赵戴文对南桂馨，后是文官梁化之对武人王靖国，文官中又有李江对邱仰浚、梁化之对薄右丞，武人中又有王靖国对赵承绶），使之彼此牵制和监督，他居间坐享渔利。不明白的还以为派系繁杂不能精诚团结，是他愚鲁，如老山西的民谣所吟唱：“十三个高干哄的一个老汉”，明白的却认为“老汉的心算，绝非一般人所能比拟”，倒是“一个老汉哄的十三个高干”。果然恨起来他就对人讲：“告诉你们，不要把我当汉献帝看待！”此外，像掺沙子啦，排除异己（如辛亥革命时崛起影响到其权威的一批人）之类，他都精通。作为领袖，他更忌讳自成局面和携怀贰心之人（如外省人的商震、陈长捷，本省人的徐永昌、傅作义、李生达）。《新民报》的赵超构先生战时访问山西，一番观察之下就得出“山西的组织好像特别复杂”，而“所有的组织，是以阎先生的人格为中心的组织；所有的工作，是以阎先生的理想为骨干的工作”的结论，他窥出“三十年的时间，造成了他深植在民间的地位，而后来受他提携的干部，无疑的都和他有着历史的关系”（《延安一月》）。
“二的哲学”，很重要的一面是阎锡山求贤若渴于中共干部和左翼学人（薄一波、杨献珍、徐冰夫妇、张友渔夫妇、侯外庐、杜任之、邓初民、温健公、许德珩、张申府、黄松龄、杨绍萱、王思华、梁寒冰等都曾受请赴山西），甚至容留被中共开除的张慕陶等（这很相同于一水之隔的张学良。其“班底”也有一支“前中共”的人员如黎天才等）。处特殊的地缘政治下，他甚至提出可以与当年蔡元培北大办学相类的宗旨：“学术自由，真理战胜”，于是，曾经一时，太原途中学人仆仆于道，各种学社与刊物相继出现。这比如阎锡山欲釜底抽薪解决“民生”问题的土地改革，就敦请研究中国土地问题的清华教授吴景超、蒋廷黻来讲学（雒书中也没有述及之，这可能是碍于体例。不过，阎锡山能向异党和各方人才汲取政治智慧和思想资源，这实在也是他的一个重要特点，当年赵超构说：“他的吸收新思潮，适应和进步的精神也是可佩的”）。
胡适当年到山西讲学，曾感慨“山西大患在一贫字。年来新政不能不用本地人，不能招用客卿，也是因此。……但是山西现在的发展计划决不能全靠本地人才，本地人才决不够用”。在今天，困扰山西的还是这个语境，这就不能不让人再复感慨之（恰好读了《南风窗》上议论今日山西困境和颓势的文章，怅然良久）。后来，胡适以及许多人都把“阎锡山”当成了山西的符号，成了山西人保守、守财、颟顸的象征，那么，我以为：对今天的山西来讲，大概还有“走出阎锡山”的问题，同时，我们还要重新认识和解读阎锡山。
赵诚
雒春普《三晋有材——阎锡山幕府》是岳麓书社推出近代名人幕府丛书中的一种。民国时期，山西没有通都大邑，又山川阻隔，交通颇为不便，可谓闭塞之地。阎锡山执政三晋近四十年，使山西成为全国的模范省，一定聚集了相当的人才。笔者作为晋人，阎锡山的传记读过几本，其中包括美国人写的。但从他周围人才群体的角度来看阎锡山的为人、处事和作为，该书是第一本。其次，近年大陆关于阎锡山的评传只涉及到政治和经济层面，未能使人洞悉其思想和文化渊源，也未能更多地涉及他与人共事的相处之道。这本书在相当程度上填补了这方面的欠缺。
阎锡山是近现代历史上一个著名政治人物，这本书在对阎锡山的描述上，多少有些跳出特定意识形态和政治纷争的迷雾，本色还原的味道。
阎锡山是辛亥革命的元勋。除去国共之争不论，在其执政期间，山西省从传统的封闭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阎锡山的积极历史作用，可圈可点。其中建立义务教育，兴办现代学校，提倡植树，发展公路（阎在美国红十字会和华义赈会的协助下，1929年在山西修通了一千多公里的公路）、铁路、电讯，建立钢厂、化工厂，组建军事工业，大力发展实业，推行村民自治的村政建设，军队屯垦，广泛建立各种社群组织对民众进行国家现代化动员，这些努力都是当时社会所急需，而且多数都是卓有成效的。1936年11月他领导下的晋绥军绥远抗日战役大捷，全国士气为之一振。西安事变时，主张和平解决，全国瞩目，符合当时中国的大局需求。抗日战争开始后，他曾亲临前线布防，在忻口等地组织战役阻击日寇，在平型关和忻口战役中，率先开始了国共军事合作的共同抗日之路，引进薄一波等共产党革命青年组织牺盟会动员山西民众抗战，帮助共产党建立根据地，这些符合民族大义的重大举措是有诚意的。
顺便插一句。很多后人说阎锡山修铁路用窄轨是为了闭关自守。这种指责或许有非学术的因素，但更可能是不了解情况。山西的第一条铁路正太路就是窄轨铁路，是清末法国人修的。1903年开工，1907年10月（光绪三十三年九月）全线竣工通车。这条路用的是法国一米窄轨，当时盛宣怀曾反对用窄轨，但可能与这段穿行于太行山崇山峻岭之间的路基、施工技术难度、投资都有关系，最终还是修成窄轨。这条路由法国企业联合公司管理，运费极高，使山西经这条路运出的煤炭价格昂贵到极不合理的程度，山西煤炭工业无法发展。1932年，这条路归南京政府管理后仍沿用法国人的高运价，致使在山西矿井卖价每吨二元五角二分的煤炭，经这条铁路到了汉口等城市时每吨价格涨到十八至三十元，是国内平均价格四元六角一分的三点九到六点五倍。这些和阎锡山根本无关系。正因山西省的经济发展受到极大限制，所以阎力排官绅“工程浩大，花钱太多”的众议，坚持修同蒲铁路，把山西的煤、粮等商品送出去。但苦于资金有限，要节约成本，才从德国购进了一公尺14．5公斤的窄轨，相应枕木、隧道、桥梁、路基、火车头、车厢都便宜，枕木和部分运货车厢可自行生产，才达到经济、适用和节约的工程要求。当时为了节约资金，信号设施、道闸起动都是以手工操作代替气刹车。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以一省之力，修成一条纵贯全省的862公里的铁路实为奇迹。这条铁路总造价1650万元，是标轨铁路造价20％，当时，阎向中央政府承诺，“将来拆除窄轨，由铁道部改修宽轨”。而且据1936年11月28日《中国周报》记载，阎当时在黄河上修了一条铁路桥，把同蒲铁路与陇海路联系起来。这座铁路桥可能抗战时被炸了，当代人鲜有知者。同蒲铁路的运价当时在全国是较便宜的，迫使正太路也向下调价。但铁路运营利润颇丰，最初，在太原到介休段通车后，年利润就到了百万元，为进一步发展山西省的铁路奠定了资金基础。可惜日寇的入侵，使这一切发展的希望都化为泡影。（美·唐纳德·Ｇ·季林《阎锡山研究——一个美国人笔下的阎锡山》，黑龙江教育出版社，第180～183页）
阎锡山掌晋时代，是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颇为特殊的时期。辛亥革命后，正值传统的皇权政治向民主政治转型初期。与民主政治相配套的民主政治文化、民间社会即民间的自组织化力量，还未发育成长。也没有发育出联系密切的全国市场。在这种情况下，精英层的政治文化认同和军队这个组织化力量成了全国社会整合的最主要的纽带。传统的价值体系中，政治文化的核心是皇权。在皇权已式微，而民主的政治文化刚刚萌芽，需要全社会精英层精心呵护方能成长之时，袁世凯暗杀政敌宋教仁，开了破坏民主政治的恶劣先例，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在依靠法治还是依靠武装斗争的历史关头，选择了后者。从此精英层对政治文化的认同出现了分裂。转入专制与民主、帝国与民国、党治与法治、训政与宪政、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还是投票箱里出政权的长期对峙。皇权已逝，民权不张，精英层对政治文化认同分裂，民间力量未能很好成长，也只能由有组织的军事力量和部分传统价值观维系的文化上的认同，填补这一特殊的社会转轨时期社会的凝聚力或说“整合力量”的真空。当时中国只有握有军事力量的政治力量才能统领一地，社会形势使然也。被称为“军阀”的阎锡山，事实上是以权威主义军事强人面貌出现的政治人物，必须放到这一历史环境中去理解。
从本书所披露的阎锡山与赵戴文各类通讯文稿中关于思想文化的讨论可看出，这两位早年留日的革命家，不但都有使中国走上现代国家的追求，有民主进步的理念，也有传统文化对他们人生态度的影响。特别是儒家文化对他们的影响。阎锡山在丧父守制时，两人关于智者不惑，仁者无忧，勇者不惧三个问题的讨论，可见出他们相当有儒学修养。阎锡山的首席辅弼赵戴文不但儒学修养深厚，对佛学亦有极深的理解。这些学养都化在他的做人做事，人生态度上。做事以国家大局为重，做人正直清廉，淡泊名利。弥足珍贵的是书中所录多年来从未面世的，赵戴文1943年9月临终时《希望世界和平之遗言》，对今后世界局势、人类社会走向和国家大政的方向，表现出的深刻洞察力，令人叹为观止！如“此次战后全世界各国必将重建国际联盟，组织公共政府……”“观察世界将来，盗主时代行且过去，民主时代即将来临，所谓民主时代即由小康入大同之阶段也。”他主张土地改革，清除贪污弊政，“小康时期阶级未泯，国之贫富亦不相同，生活水准虽难齐一，惟执政人士，务当豪奢必戒，贪污必除”。这些话出在1943年9月二战还在进行时，其眼界和精神境界不须多言。阎赵这两位早期在日本一同参加同盟会的同志，尽管都认同三民主义的政治理想，但在相处上，甚至在主观意识上也认同了潜在的君臣关系。这可理解为从传统文化和传统社会走出来的人，从传统价值体系向现代价值体系过渡的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现象。赵在重大问题上对阎能犯颜直谏，更能与老友共患难；居高官一直保持清贫书生本色。这本书中再现了一个场景：1942年抗战最困难的时期，七十六岁的省主席赵戴文银髯飘飘，在吉县克难坡给山西省政府军政人员讲经，讲忠义之道，“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最后在吕梁山麓，黄河岸边，六百人高声朗诵“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声震云霄的情景，至今让人感到一个古老民族在走向现代社会的生死存亡的关头迸发出的令人荡气回肠的悲壮。
阎锡山个人生活俭朴，不抽烟，不喝酒。离开政坛后，整理文献，阐述思想，著述颇丰。晚年乃笃信三民主义和世界大同的理想。在当时多数地方实力派损公肥私的时代，阎锡山廉洁奉公，在当时实属难能。后来代表中国参加盟国在密苏里号军舰上日本受降签字的徐永昌将军在1932年与仍对中原大战心存芥蒂的蒋介石的一段话颇能说明问题：“阎先生其人相当爱国、勤俭、能深思，最大限度是委员长之一政敌，而不是叛国者。叛国者不能合作，政敌是可以合作的。……他肯花钱于公家这一点上看，阎亦是比较清廉，若别的军阀，公家的钱，他永远拿不完，而都是拿到自己家里去，绝不会再拿一点到公家。所以由很多方面来看，你不但有与阎先生合作的必要，将来他会有帮你的时代。”（第150～151页）
阎锡山能团结周围一大批有识有才之士，首先是想干一番事业，有延揽人才的需要，其次他待人有厚道之处，否则难能与很多人相处始终。有许多人在他危难的时候亦追随不舍，甚至舍命相随。这绝不是仅仅靠一时利益苟合的乌合之众所能做到的，一定要有共同的精神追求和感情。
这本书不但介绍了阎锡山聚集的政治军事人才，特别介绍了他倚重的金融、商业经营、工业生产、科技研发等方面的一时之俊彦。其中实业干才徐一清与阎锡山关于银行、民间资本和工商业关系的对话，反映出徐对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解，接近达到前两年在中国出版了《资本的秘密》一书的秘鲁经济学家索托对资本的理解。徐在回答阎“办实业既然有利，那银行为什么不自己办实业呢？”时说：“银行自己办实业，银行可有多少资本！还是老百姓比银行的钱多。我们要想办法，让老百姓看到办实业既有利又可靠，他们就会把箱子里的钱拿出来。这样社会上钱就多了。钱这种东西，放在箱子里就是死宝，在社会上流通就变成活宝了。”（第298页）而索托认为“大多数穷人已经拥有了成功地创造出资本主义所必需的资产。即使是在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里，穷人也有积蓄。实际上，穷人积蓄的价值巨大无比，是第三世界国家和前共产主义国家自1945年以来所接受的全部外援的四十倍”。问题是让这些“僵化的资本”有能够证明自己产权的表述权，方可进行投资（《资本的秘密》，江苏人民出版社，第5～7页）。而徐当时已看到民间有巨大的资本，而且要“想办法”让他们投资，变死宝为活宝。
抛开后来国民党与共产党在选择中国发展模式上不同道路的政治分歧，阎锡山最为当代史家所诟病的举措是1930年中原大战。中原大战在阎个人政治生涯中的确为一大败笔。在连年战争后，国家需要养元时，为了政争发动内战，涂炭生灵的确不足取。但史家应以史迁为模，不宜落入以成败论英雄的俗套。过去蒋氏国民党讲到这段历史时以成王败寇的笔法冠之消灭“新军阀”，只谈利益之争，不谈理念分歧。实际上，从1927年到1931年，特别是1929年蒋介石操纵国民党“三大”后，到1931年宁粤战争，国民党内的反蒋斗争是在反独裁的民主旗帜下进行的。当时除了政军界反蒋，知识界领袖胡适在1929年蒋颁发训政“约法”后，发表了重要文章“人权与约法”，反对国民党一党独裁专制的训政，指出人权、宪政、多党政治、法治才是中国走向现代社会的根本之道。通过这本书可以看到，阎个人的政治抱负、中央和地方实力派关于为政方略的缓急之分，及当时中央与地方的非蒋派系对蒋政治上专制独裁的不满，都是中原大战的原因。战败并不能说明失败一方的政治诉求不包含合理性，这本书对这段历史的描述仍有很多可深入之处。
有学者著文感慨，美国人因打了一场兄弟相残的内战，至今还在伤痛和反省。而中国的内战史不绝书，每次骨肉相残之后，还向对手身上泼上大量的污水、涂料，再进行彼此精神上的二次相残，让真相在历史的尘封中面目全非。往日不可谏，来者犹可追。随着这段历史的远去，希望人们会更客观地释读这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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