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子》中的第一篇《天瑞》，有著名的“杞人忧天”的故事：
杞国有人忧天地崩坠，身亡所寄，废寝食者；又有忧彼之所忧者，因往晓之，曰：“天，积气耳，亡处亡气。若屈伸呼吸，终日在天中行止，奈何忧崩坠乎？”其人曰：“天果积气，日月星宿，不当坠耶？”晓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积气中之有光耀者；只使坠，亦不能有所中伤。”其人曰：“奈地坏何？”晓者曰：“地积块耳，充塞四虚，亡处亡块。若躇步跐蹈，终日在地上行止，奈何忧其坏？”其人舍然大喜，晓之者亦舍然大喜。长庐子闻而笑之曰：“虹霓也，云雾也，风雨也，四时也，此积气之成乎天者也。山岳也，河海也，金石也，火木也，此积形之成乎地者也。知积气也，知积块也，奚谓不坏？夫天地，空中之一细物，有中之最巨者。难终难穷，此固然矣；难测难识，此固然矣。忧其坏者，诚为大远；言其不坏者，亦为未是。天地不得不坏，则会归于坏。遇其坏时，奚为不忧哉？”子列子闻而笑曰：“言天地坏者亦谬，言天地不坏者亦谬。坏与不坏，吾所不能知也。虽然，彼一也，此一也。故生不知死，死不知生；来不知去，去不知来。坏与不坏，吾何容心哉？”
虽然人们对“杞人忧天”的典故相当熟悉，对于这一故事其中的深意却未必有所思考。
这是一篇有关对于自然环境之认识的寓言，体现了上古人有关环境，有关文明承载的基本条件的思索（所谓“忧天地崩坠，身亡所寄”）。从这段文字的内容看，是“杞人”、“晓之者”、“长庐子”和“子列子”的一次专题讨论。杞人忧天地崩坠，“晓之者”告诉他天地都不会坠坏。“长庐子闻而笑之”，提出了更深层的认识，以为天地终会归于坏。“子列子”又“闻而笑曰”，认为说天地坏是错误的，说天地不坏也是错误的。“坏与不坏，吾所不能知也。”“生不知死，死不知生；来不知去，去不知来。坏与不坏，吾何容心哉？”这一讨论，其实是有深刻意味的，其中透露了上古哲人对于天地与人的关系的有意义的思索，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研究者不应当予以忽视。
千百年来，“杞忧”，一直是被看作多余的忧虑、不必要的忧虑而受到否定的。然而我们在今天又读到了新的“杞忧”。这是新的世纪、新的千年的“杞忧”，然而是科学的“杞忧”。
欧文·拉兹洛著《巨变》就是这样一部力求在“坏与不坏，吾何容心哉”的麻木意识中唤醒人们，启发人们在严峻的形势下认真地重新思考“环境”、“自然”、“未来社会”等重要命题的科学著作。
《巨变》不是一部一般的谈论危机，谈论未来的书，也不是一般呼吁生态保护的书。就我们历史学研究者看来，其中最可贵的，是对于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的历史的真切的关注和认真的分析。特别是书中第一部“困境”，其中第一部分“何谓巨变？”（通过巨变进化；巨变的四个阶段），第二部分“巨变之既往与现在”（回顾过去；当下的巨变），都表现出作者的历史主义眼光。作者引录丘吉尔的话，“越回顾，越能前瞻”（第19页），指出了在面对未来，提出新论时总结过去的意义。作者写道，“我们虽不预期历史事件重演，但驱动历史的动力极有可能会再现，这就很值得我们借鉴。”（第19页）
在“回顾过去”一节中，欧文·拉兹洛又分别以“从神话到神”和“从神到理性的巨变”两个阶段总结历史。随后的历史，则是在“当下的巨变”一节中所分析的：1.奠基时期：1860至1960年；2.全球化：1960年至今；3.决定性新纪元：2001至2010年。
在这部书的其他章节，有些历史分析也足以令历史学者震惊。比如，“过去，可用的淡水储量远远超过人类所需，即便是在1950年，全球每人的淡水储量也还有17000立方米。”然而，“到1999年时储量已降至7300立方米。”（第42页）又比如，“史前时代的证据显示，大气含氧量高于今天总量的21％。”人类史和自然史，都是历史研究的基本课题。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的历史也是同样。
人类社会历史的研究，长期是中国传统史学的主题。这是因为史学历来被看作“资治”，就是为统治者提供历史鉴诫的学问。对于社会危机的关注，对于面临危机时如何选择正确的战略决策的分析，是正史书写者十分关切的政治管理的要领。但是传统文献中的有关记录和有关论述，都在政治史的狭隘范畴中运作，与我们今天对于社会危机的研究不同。
中国历史学者已经意识到生态史研究的重要意义。生态环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条件之一。生产力水平越低，生态条件对社会发展的制约作用越大。而生产力水平越高，社会发展导致的对生态条件的破坏则越严重。与人类社会的历史演进同步，自然环境的历史变化也表现出显著的动态特征。通过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的资料可以看到，一些历史时期的总体生态状况与现今有不少差异，各个历史时期不同阶段的生态状况也有所变化。社会史受到生态史的影响。生态条件的变化，在一定意义上有时曾经改变了社会史的进程。以农业和牧业作为主体经济形式的社会更是如此。人类的活动又可以影响生态环境。特别是人口的剧增和经济的跃进，可能使得这种影响呈现恶性的摧毁性的破坏的形式。二十世纪的文化进步和科学进步推动了史学的革命，对于生态史研究的自觉，就是特征之一。对生态环境的重视，已经成为世界性的文化新气象。可以推知，二十一世纪的生态环境学将会全面影响人类社会的技术、伦理以及制度。而中国生态史的研究将会获得实现前所未有的学术进步的条件，首先，生态环境学的理论建设，将会为中国生态史的研究提供新的指导；其次，科学技术的可以预期的进步，将会为中国生态史的研究提供新的工具；第三，新的考古文物发现，将会为中国生态史的研究提供空前丰富的资料。中国生态史研究将会在这样几个方面实现显著的进展：1.若干历史时期的生态环境的基本面貌将会得以明朗；2.中国历史演变的主要舞台，如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历代生态变化的基本状况将会得以说明；3.中国生态史中的若干重要疑点将会得以澄清；4.中国生态史研究的成功经验已经有条件进行总结；5.中国生态史学因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结合，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的结合，传统学术方式和信息技术方式的结合，或许可以形成有独自特色的专门史。
不过，我们读了欧文·拉兹洛著《巨变》一书，更增益了自觉从事这一工作的紧迫感。《巨变》中写道：“我们进入第三个千年纪之际，前次进化而成的人际、人与自然关系形式，已造成紧张、冲突和危机升高。生态和社会这两组关系，如今变得无以为继”（第35页）。认识到这一点，将会激励我们更努力地进行相关问题的思考，进行相关课题的研究。
中国古来就重视天人关系。如果把“天”看作整体自然条件，天人和谐的观念也许是有合理意义的。每当天有异象，古代王朝的执政者往往能够注意检讨政策的得失，甚至帝王自谴，将相免职。尽管这是在神秘主义文化意识影响下出现的现象，但是这种对自然环境的特殊重视所体现的合理的文化倾向，至今依然值得我们深思。拉兹洛在《巨变》中写道：“在非洲、亚洲和前哥伦布时期的美洲，很多地方的人类社群都对环境深怀敬意，尽可能只用大自然可以再生的资源。”尽管作者也指出，“（古代）中国的居民，不可能想到生活的基本需要，如可食用的植物、家畜、清水和干净的空气，会将周遭环境消耗殆尽，或是会被垃圾与废物污染。”但是我们注意到，中国古代有关敬重环境和珍爱资源的文化观念，也有宝贵的遗存。对有关资料进行整理、总结和研究，以求继承其中积极的成分，无疑也是有意义的工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