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拉兹洛的《巨变》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倒不在于他那警言和巨变的阶段，而是他把自己的思考建筑在复杂系统理论基础上的睿智，是那种把复杂性理论观点与现实分析几乎无缝隙的结合。
人们几乎习惯了简单性的思维方式。遇到事情总是把发生事件的原因归咎为一个，好就是好，坏就是坏。在思维上常常依据这样的观察，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或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因而简单采取这样的态度：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在行动上常常采取与医学通常的治疗类似的行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赞美简单性这个孤岛的人们忘记了还有复杂性海洋。
在这个世界上，谁都希望事情简单易行，能够提纲挚领，一目了然。谁都希望把复杂的现象分解成一个个组成部分，然后一个一个解决掉它。我们的概念系统和描述系统当然愈简单愈好。这或许是人类思维和实际行动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第一步，但却可能使人误入歧途。如果我们不再深入一步；如果我们把起点看成终点；如果我们把充其量不过是近似的东西视为确定无疑的东西；如果我们把部分混同于整体；那我们就是采取了一种简单化的看待世界的方法，而且迟早会为此付出代价。因为过于简单化从来都不会有好结果，因为它把死板僵硬的外衣硬套在千变万化的事物上，因为它把自然连接在一起的东西分割得互不相干，因为它对大自然所固有的混乱、矛盾和随机性因素持怀疑态度。
今天的世界无疑是一个无比复杂的世界，而且它的复杂性有增无减。科学家通过研究发现（Seth Lloyd and Heinz Pagels,Complexity as Thermodynamic Depth,Ann. Physics. 188 (1988)：186～213。）， 完全规则的世界和完全无序的世界都不复杂，复杂性的测度在这两种境况下均很小。今天的世界处于混沌与秩序之间，因此它是自组织临界的，它是包含了无序与有序交互作用的复杂世界。科学家也在实验室的实验中发现，大自然无需激励，就可能毫无前兆地发生突变。复杂系统在远离平衡的临界态上运作，以阵发的、混沌的、类似雪崩的形式演化，并不像通常以为的那样遵循一种平缓的、渐进的演化方式（［丹麦］帕·巴克：《大自然如何工作》，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地震、大灭绝、生物变迁，还有人类的工业革命、经济变革和社会变革，都采取了这种雪崩式的演化。当然，一方面有如树的分杈那样的达尔文式进化，另一方面也存在这种多重起源共同突变的复杂演化的可能。而拉兹洛描述的今天世界的巨变有点像后者变化。
复杂性思维并非纯粹整体主义的思维，而是结合分析和还原主义的优点的整体仿真思维。还原主义思维和行为特征，从好的方面看有：注重惟一性、自治、创造、主动、关心局部；从坏的方面看有：分离隔绝、自私自利、疏忽整体；它损失掉了：平等、协同、支持。整体主义思维和行为特征，从好的方面看有：注重相互连通、平等、协同、创造、凝聚、关心整体；从坏的方面看有：一致性、疏忽部分、过分一致、缺失主动（Eric B. Bent,Complexity Science a Worldview Shift,Emergence, 1999 1(4)：5～19）。复杂性思维应该是取其各自“好”面的结合。但是我们搞不好很可能造成“坏”面结合。因此这种结合不是两个特性的平等结合，而是必须要以一个作为基础的结合。我们认为这个结合应该建基在整体主义基础上，适当吸收还原主义的思维及其方法论。拉兹洛的思想正是建立在这样的复杂性研究基础上的。
拉兹洛在《巨变》中就注意到了这些变化。他注意到复杂系统进化的特征包括：安定与不安定；延续与中断；秩序与混沌时期更迭。他认为我们今天正站在不安定期，也就是混沌期的门槛上（《巨变》第10页）。他认为，社会巨变就是社会进化动力学里的一个分歧点，他充分注意到蝴蝶效应，认为人类社会正在变成超敏感的社会，应该高度呼应最细微的波动。事实上，拉兹洛还说得不够，按照发现和创造“自组织临界性”的帕·巴克（Bak）等人的观点，无需激发，大自然和社会同样随时都有自发突变的可能。而《巨变》作者认为在巨变的关键期里，最迫切需要的是新思维和新行为方式。拉兹洛直觉和自觉的把复杂性理论作为这种新思维的基础。反映了复杂性理论的威力，它使得我们重新注意的基点和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按照拉兹洛，巨变有四个阶段，如图1所示：（见全文下）
在从第三到第四阶段中间他建构了分歧点，变革的关键期被压缩到一代之间（《巨变第56页）。 人类及其社会要么进入新的文明而稳定发展，要么瓦解现有文明后跌入文明的谷底，重新如最早的物种那样开始起点进化，但是也许有更强大的物种取代人类呢？他认为，当且仅当社会上关键大众能够与时进化“俱进”，巨变才可趋于圆满的结果。
我很欣赏拉兹洛依据复杂性观点而说的话，“进化不是命运而是机遇，未来不是被预测而是被创造的”。重要的是，思维与时俱进不能仅仅停留在空谈与口号上。找出传统思维的迷思才是把语言变成行动的第一步。拉兹洛认为当前人类思维中存在五大恶性迷思：
大自然取用不竭；自然是个大机械；人生是为生存斗争；市场能分配利益；消费越多越出色。
另外他也指出存在一些相对五大恶性迷思的次要迷思，如阶级秩序、民族国家意识形态、人为独特分离个体、万物可以逆转；在这样一些迷思中，人类奉行的六个假说：国家至上；效率崇拜；科技至上；越新越好；经济合理；不顾未来。而与此迷思相反，拉兹洛认为，复杂性思维的要点是：
第一，学习与多样性共生；多样性本身就是复杂性的特性之一，与多样性共生就是与复杂性联姻。与多样性共生的要素是：在多样性中寻求一致性；把输赢博弈改变为“双赢”或“多赢”博弈；尊重文化差异并且有效运用之。
第二，拉兹洛认为人类伦理学应该同样尊重伦理的多样性，不破坏全球社群彼此的生计、文化、社会和环境；这种伦理还应该扩充到地球生命网的全部生物上，尊重所有人和栖息在地球上的所有生物的生活与福祉权利。
第三，他建议作为个人的思维也同样应该是“全球思维”，并且同时负起个人责任。何谓“全球思维”？对于个人而言，这就是系统思维和整体思维，是又见树又见林的思维。全球思维加个人责任，就是又有思考又把思考落实到行为上的，从下自上的负责任的思维和行为。全球思维和责任对国家和政府而言，就是合作思维和多重责任。是地区与全球并重的思维与行为。
在《巨变》的第三部分，拉兹洛主要讨论了新的进化观。
既然“进化不是命运而是机遇，未来不是被预测而是被创造的”，既然巴西一只蝴蝶扇动一下翅膀就能够引起美国德克萨斯州月后的一场龙卷风，那么，每一个人都对未来负有责任。这是拉兹洛给我们的他思想的必然推论。并且，只要我们努力，并且方向对头，我们一样可以创造属于我们的更新的文明。
第一，我们需要改变以往纯粹理性促进的人类进化过程方向，在理性参与进化的同时，则应该以理解和沟通着重人类和人类社群的发展。关注人类的物质利益以及物质后果，与关注人本身是不同的。科学在理性驱使下，有时是冷冰冰的，它彰显理性的力量，把这种力量殖民于所到之处。因此我们所提倡的理解就不是仅仅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理性理解，而且是智慧和人类情感性的理解。科学技术当然帮助这种沟通，但是决不能把沟通任务仅仅放任给科学技术本身。
第二，通过实际作为，一点一滴做起，改变现有文化和社会组织。即变竞争为和解和合作；变贪婪和匮乏为充裕和关怀；变机械性社会组织为活性系统。
第三，改变现状的途径同样是多样性的，可以经由宗教或类宗教体验的途径，可以经由艺术的途径，可以经由科学和技术的途径；总之，作为一个有着很深道义和社会责任感的哲学家，拉兹洛提出了他的思考和理论处方，值得人类共同试试。
需要指出的是，人类进化同样是一种复杂性的与环境共生的进化，进化中还有诸多问题没有解决，进化中的巨变和复杂性同在，如果人类文明进入低谷，地球生命的进化则可能衰落下去。按照恩格斯的观点，尽管思维之花仍然要开放，但是却不知何年何月。因此无须等待，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更哪堪烟飞灰灭，化为一缕清风，重以原子身卷入宇宙涡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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