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两本书引起我的注意，一本是弗兰西斯·福山的《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另一本便是欧文·拉兹洛的《巨变》。这两位外国思想家所关注的问题，也正是我近十多年来一直关注的问题，而且，我早在1994年便开始了写作，如果今年有可能出版的话，书名将分别为《问天命：21世纪人类的精神危境》和《西方哲学死了》。虽然我与福山、拉兹洛在追寻根源和求解的结论上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别，但在关注的问题上我们有很大的共同性。这个问题就是人类现状的严重性，以及人类未来可能的出路或结局。随着现代人类科学技术飞跃地进步和全球化经济的增长，人类正愈来愈面临着自然生态的破坏、社会生态的破坏、人类心灵生态的破坏。
这三种生态的破坏直接威胁到人类自身持续地生存、发展。人类当前盲目地追求的科技、经济的进步，其另一面却是在运用愈来愈显得偏颇的理性主义加速消灭自身，构成了一切危机的根源。问题还在于，其源头是什么？又如何求解？
福山认为，问题的发生在于人的本性，只要随时加以调适，资本主义仍旧充满了活力，未来没有过不去的坎，一切都会烟消云散。拉兹洛则认为，问题远没有那么简单，巨变的发生在于过去曾经成功的理性主义用过了头，人类不应继续运用过去曾经取得过巨大成功的工具——线性动力学来对待未来。工具的陈旧、观念的陈旧、思维方法的陈旧造成了人类生存危机的根源。拉兹洛呼吁全面的广义的进化论和人类意识的革命。而且预言，“巨变”正使人类进化到了临界分歧点，再如此继续下去，则要么崩溃，要么新生，而且就在不久的2010年左右。拉兹洛先生关于人类未来的焦虑之状跃然纸上，而芸芸众生有多少人能有这样的慧眼和洞察危境的意识呢？
尽管如此，但在我看来，无论福山还是拉兹洛，他们所运用的观点均依旧深陷于西方传统的哲学范畴之内难以自拔。比较而言，拉兹洛的吁求全球伦理、吁求人类意识的革命的眼光比福山稍微远一点，但什么是全球伦理呢？而人类意识革命的关键应在何处呢？在他的视野中，似乎看不到这与其他人，特别是与中国人的智慧会有什么关系，他依旧把未来的希望惟一放在西方人独有的理性思维之中。
在涉及到问题的根源时，福山首先提到的是人的本性，目前人类中的一切“大分裂”的发生均源于人的本性。但在人的本性究竟应作怎样的深入而全面的分析上，他仍旧坚持“资本主义的活力”，这就暴露了福山思维中的软肋。拉兹洛坚信，“巨变”发生的根源在于过去认定正确的理性的进化论的局限性、狭隘性、非全面性，因此，他提倡“广义的进化论”，而这又立即触及到人类意识需要革命的问题。然而，人类思维应当如何革命呢？拉兹洛在《巨变》中提到了一系列具体的观念，例如所谓“五大恶思”和许多次一级的观念。是否完全排除了这些观念，人类意识就算革命了呢？如果意识革命真是要如此去界定的话，恐怕这场“革命”永远也发生不了。因为，那些观念并非绝对都是错误的，在一定的范围内，它们依然有它们存在的合理性。从哲学的意义上看，一切理性的观念，均具有相对性，“革命”不可能取消一切具有相对性的东西。真要如此，就得取消理性本身，那将会是人类未来更大的灾难。当然，我不认为拉兹洛先生真会将革命看得如此简单，但革命到底应是什么呢？拉兹洛只说了要吁求“新理性”、“整体文明”、要求进行“整体内涵的进化”等等，却没有指出当前最关键要“破”的究竟是什么，也即究竟是什么阻碍了这一切。
我也是一个满脑子浸透了西方理性知识的人，直到不惑之年还仍旧埋头于西方科学和哲学的理性之中，只是到了近二十年，我才恍然大悟，我的头脑中何以看不到多少属于中国人的思维呢？这是因为具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人的确没有留下丝毫思维的价值，还是我真是成了一个数典忘祖的“黄香蕉”？正是在这种与众多自觉患了“失语症”的中国学者的共同的刺激和感悟之下，我做了近二十年的全面反思。正是这种反思，使我既与福山、拉兹洛的观点存在大量同感，也肇生了许多差异。
我认同福山关于“大分裂”源自“人的本性”的说法，但福山并没有就“人的本性”究竟是什么作出全面系统的分析，而他所认定的“资本主义”社会“活力”仍旧是人类未来社会秩序和规范的“又破又立的巨大源泉”，和人类的未来仍旧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的观点，则显示了作者思想被西方哲学传统套牢的严重局限性。我认同拉兹洛当下“巨变”源自西方过去曾获得巨大成功的理性主义的陈旧和过时的观点，可是他关于“新理性”的设想却未能发现旧理性真正致命的症结。在关于过去的“渊源”和未来的求解方面，笔者自认为具有中国人的独到之处。
笔者的主要观点是，无论福山的“大分裂”，抑或拉兹洛的“巨变”，以及二十一世纪初将作为人类进化的临界大歧点的时间出现，其最深刻的根源均在“西方哲学死了”。笔者认为，西方哲学在上个世纪就已经死了，但它的逻辑却仍旧在自然科学、尤其是社会科学和心理科学中为人类继续制造有害的观念，从而造成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心灵生态的破坏。
近二百年来，西方人类社会的巨大成功，均源于西方哲学以及由此而来的科学和民主的巨大成功，其中的核心，又在于西方逻辑思维的巨大成功。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连续的成功所引起的巨大的代价却在短时间内大爆发，从而带来了三种生态“大分裂”和“巨变”，即拉兹洛所谓进化的“临界大歧点”。
笔者认为，全人类将面临一场新的思维方法的革命，或直言逻辑的革命，首当其冲的是革西方二元论对称逻辑的命。二元论对称逻辑的功能已经在当下电脑、网络的基本逻辑运算功能的“1”与“0”中发挥到了极限，它能摹拟一切非生命物的存在，却给人类自身带来了巨大的威胁。
相对于二元论对称逻辑，笔者从中国古代“阴阳五行”的智慧中获得了启发，提出了多元（当然首先是三元）交叉对称和循环自旋的“阴阳三行”逻辑。笔者深信，这才应是二十一世纪人类可以同时兼顾到生命和智慧本身的全新的思维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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