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与世界的关系是怎样的？这的确是一个问题。据说，上帝为了终止人类营造通天的巴比塔的宏伟计划，设法利用复杂多变的语言，扰乱人们正常的信息交流，修塔之事遂中道夭折，人类依然只能匍匐在上帝的巨大身影之下。这则故事的“微言大义”，也许正是被众多语言学者和哲学家揭示的，语言与现实世界之间的紧张关系——一方面，人类试图通过语言的多棱镜来认识整个世界，另一方面，语言又在人们的思维空间里，拼贴出“另一个”世界的版图。一方面，人们不断地用语言来表述、修正、传递思想，而另一方面，语言所构筑的思想磁场，也反过来不断磁化人们对实际世界的理解。因此，古往今来，这样的问题始终盘旋在人们的脑际：语言能否真正准确地描绘我们生存的世界？人们能否通过语言来调整人与世界的关系？人们能否超越语言直抵世界的核心？
在人类构建属于自己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漫漫历程中，语言确实扮演着十分奇特的角色。公元前三到四世纪，惠施、公孙龙等名辩之士，将语言的思辨从传统的思想体系中分离出来，提升为一门形而上的学术。这既是基于名实关系具体争论的产物，也是形而上的语言思索的结果。在诸如“白马非马”和“离坚白”的激烈辩论中，语言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差距，能指与所指的界限，被哲学家们有意无意地疏离。语言纯粹以一种符号系统参与论辩，进而成为主要的内容。语言与现实世界之间原本确定的链接，第一次在名辩之士们你来我往的声声论辩中风化瓦解。到了唐代佛教唯识的著述与禅宗的公案里，语言的思辨与分析又一次风生水起，而且，禅宗语录因其文学化的形式，与传统文人的心理底色深度契合，影响广泛波及深远。把宗教话语当成艺术语言来体验，将包含深刻哲理的语句置换为诗歌，禅实现了对宗教严肃性与理论深刻性的突围。从表面上看，这是典籍中的书面语言被“饥时吃饭，困时睡觉”等日常生活语言取代，又逐渐转向貌似针锋不接，实则机锋迭出的艺术语言。但从深层次看，其实是语言从承载着意义的符号变成意义本身，从传递真理的工具变成真理本身。说这是语言对自身习惯性执著的一次“拯救与逍遥”也好，说这是一种语言溢出常态的大众游戏与“脱口秀”也好，总之，禅宗以一种奇特的形式，完成了对语言多义性、含混性与不确定性的一次大检阅。而就在一百年前，当白话文的潮汛裹挟着民主、科学、革命、现代化，从红墙高筑的紫禁城和报章新闻中呼啸而过时，似乎在一夜之间，就冲决了文言文的坚固堤坝。中文世界传承了数千年的语言形式，从此画上了休止符。而对于中国社会而言，更严重的后果在于，白话文的出现，让当时中国人的心灵天平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偏转。从那时起，大众化的白话文本身，就成了反对专制、倡扬独立的檄文，成了唤醒民众心灵的号角，也成为近代中国对未来社会深情眺望的平台。
拂开笼罩在语言演变之上的历史烟云，一场场思想与社会领域旷日持久而又复杂纷纭的运动“你方唱罢我登场”。正如Ｔ·Ｓ·艾略特在《磐石》合唱词中写的：“思想与行动无尽的循环／无数的发明，无数的实验／带来运动着，却不静止的知识／急于表达，却非沉默寡言的知识／用词语构成的知识，以及对词语的漠视。”语言实际上成了一幅特殊的风云气象图，通过它看到的是社会与思想更为广泛的变迁——一种与语言变迁密切相关的变迁，让身处其中的人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同群体、不同时代所运用的不同语言，意味着不同的价值尺度与价值评判，也昭示了不同的感情强度与观念差异。惠施、公孙龙着力凸显了语言符号性的一面，正是出于对当时思想界关注社会秩序、宇宙时空等“宏大叙事”的反拨。禅宗语言大行其道的时代，也是佛教的经典与教条倍受厌倦的时代。佛教徒理论兴趣的衰退和传教者力图将佛学理论传之久远的雄心，构成了八世纪以来佛教话语系统的内部紧张，也制约了其未来发展的总体走向。而二十世纪初王纲解纽，礼崩乐坏，接受还是拒斥白话文，抛弃还是固守文言文，甚至成了衡量激进与落后、革命与保皇、开放与封闭的试金石。历史证明，社会史与观念史发展曲线的细微波动，都可能引起语言从形式到内容的剧烈震荡。在文化气候变动不居的季节里，语言的七巧板不断地拼接新词、拆毁旧词，实现着语言和语言的使用者对社会强势的隐性投诚与皈依。德国哲学家马克斯·韦伯曾用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对人类理性作出区分。如果说，语言是人类历史与理性的产物的话，那么，它究竟属于工具，还是归于价值？这个问题的确令人捉摸不定。在不同的视角和不同的语境中，语言似乎永远在工具与价值之间，作无尽的徘徊，很难让人作出执于一端的回答。另一方面，从广义上讲，语言更应该包括语言的运用，因为这既是语言实现自身价值的必由之路，又是语言进化的基本动力。而在实际生活中，语言的真实外形与实际价值，更是游移不定暧昧不清。一个词语，在此时也许意味众生平等，在彼时却可能导致族群憎恨；一种语式，在这里代表心思缜密，在彼处却表现出繁复冗长；一种语气，在同学聚会时可以传达亲昵，而在谈判桌上却可能闪动轻佻。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历史上，语言既可能导向血雨腥风的精神圣战，也可以营造咳唾成珠的沙龙气氛。这样的画面也一次次在人们的心灵底片上感光。乔治·奥威尔在《一九八四》“新词的用法”一节中揭示，花样翻新的政治话语背后，实际上折射出专制政权下民众心灵的麻木单调。而与此相映成趣的是，法国“热月革命”风暴后，巴黎街头市侩话语的横行无忌，则意味着革命风暴过后淑世主义的必然回归。因此，我更愿意借用哲学家哈贝马斯倡导的“交往理性”，来描绘不同语言在不同时代的基本境遇。哈氏是主张交往的热心人。他的交往行为理论，致力于解释“作为社会性的活动是怎样成为可能的”，以及“社会秩序是如何可能的”这两个基本问题。而语言，正是人类在社会交往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个智慧磁场，反过来，它又深刻影响着人类的社会活动与社会秩序。但历史上，没有哪一种语言真正具有金刚不坏之身。确定无疑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国家、民族、宗教乃至文明之间，只有在热忱开放而平等的交往中，语言的七巧板才能完成优化重组，实现自身价值的创造性转换。否则，任何语言都只是一堆杂乱无章的碎屑——聒噪的声波和凌乱的字符。
老子在《道德经》中说：大音稀声，善言不辩。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的结尾处也深刻地指出：“一个人对于不知道的事物就应该保持沉默。”这是从语言边缘上传来的清澈的智者之音。语言也许是人类最得意的作品之一。从诞生的那一天起，人类就努力地用语言，探知世间万物终极的奥秘，但却永远没有抵达那里，就像搭建巴比塔的计划终归失败一样。好在东西方的哲学家们，共同为人类的语言划出了一条合理边界，熄灭了多嘴多舌的人类更多的妄想。我们还不是上帝，只是一群拼接七巧板的孩子。在一次次或大或小的口舌之辩过后，我们的确应该对语言之外的事物，保持必要的谦卑和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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